1972-1976年 《愚公移山》(1)

1972-1976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愚公移山》

伊文思：漂泊东方的西方人

“文革”时期，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的有两部。一部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另一部是伊文思及其夫人罗丽丹拍摄的《愚公移山》。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短短22天的行程不同的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历时5年完成，片长达12小时，这12集的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世界电影史上伊文思被称作是纪录电影的先驱，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其他国家度过的，被称为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以摄影机为武器支援民族解放的运动。更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在中国拍摄完成《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个世纪并多次用摄影机记录下变动中的中国，他亲切地把中国唤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电影大历史：寻找失落的现在

“寻找失落的现在”，米兰·昆德拉用这句话启发我们注意到小说中时间的艺术。我不知道曾经用深情的目光注视过中国这片热土的伊文思，如果依然健在，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再次聚焦中国。又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回望曾经放逐自己的祖国。

1938年伊文思首次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在《四万万人民》中他没有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颂扬和嘲讽，有的只是展示事实，纵然审查官们费劲力气，他的摄影机还是与那些控诉战争的目光不期而遇。1946年，伊文思在拍摄纪录片《印度尼西亚在召唤》，以支持印尼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而被自己的祖国荷兰视为叛徒，此后的40多年一直漂泊异乡。

在《愚公移山》中伊文思就变成了一个隐性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保持沉默。那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显得异常孤立，伊文思预想沟通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理解，但是却陷入一个理想乌托邦式的中国里：一切都是人为安排的。1976年，《愚公移山》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艺术影院上映，映期长达6个月，然而它在西方得到的喝彩却是短暂的，随着中国政坛的巨变，有人开始怀疑这部有着乌托邦色彩纪录片的真实性，善良的人认为伊文思被中国人欺骗了，不友好的则认为他们帮助中国人欺骗了西方。伊文思选择了沉默，而沉默的代价是使得他们在欧洲长达10年找不到工作，被历史的齿轮无情咬伤的伊文思用深情的热爱疗养伤口。

其实真正让我感动不已的是曾经看过的伊文思那些诗意盎然的影片。《雨》让我想象年轻的伊文思肯定正在谈一场恋爱，他会让朋友们一旦发现有雨就赶紧打电话通知他，他就抱着摄影机去拍那场雨，去赴一场约会，等待与那个人相遇，但那个人却如此喜怒无常，或许只是一场阵雨，或许那个穿着米色风衣，抱着摄影机的年轻人只是空欢喜一场。回顾伊文思早期的纪录片《桥》同样是运动的诱惑，滑轮的转动、绳索的抖动、光影的变化和愉快的节奏，使得伊文思引导观者在思考的不仅是运动的本身，而是无生命的机械像人一样，而“我”又在哪里？伊文思将诗意丛生的美妙想法介入纪录片的拍摄，无生命的物体布满了作者目光的投影。

我们来到《塞纳河畔》，时间是1957年，当时伊文思59岁，对于当年聚居在塞纳河左岸的艺术家来说，这条河就是他们的灵感源泉，那些奔跑的孩子和婴儿，传递砖头的工人，在窗口晾被单的妇女，和堤上拥吻、树下相拥的恋人，还有那突如其来的雨中快乐奔跑的情侣……59岁的伊文思看到了自己的青春背影并没有远逝，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是逝去的时光。

这部寻找青春诗意的《塞纳河畔》获得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大奖，站在这个点上对于《雨》和《桥》是一种回忆，却也酝酿着《风的故事》的深奥思绪。更值得慨叹的是它们有意或无意的被夹在了政治电影的文献之中，却如此淡定和安然。1988年完成的《风的故事》是伊文思一个久远的梦想，是他生命的结语，也是大师的绝命之作。伊文思有很多话想说，他是导演又成为了演员，90岁的他眨着迎风流泪的眼睛，注视着镜头，白发翻卷，泪眼模糊，伊文思在风中手舞足蹈的像个孩子，他自由了。对于一个被放逐一生的人，一个具有怀疑精神又无比真诚的人，御风而行是他最直接要表达的意义。

伊文思从小就渴望自由飞翔，影片的开始就是他坐在自己制作的木头飞机里，他说“妈妈，我要去中国。”而他的祖国，人们依旧称伊文思为“飞翔的荷兰人”。在《风的故事》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满的结局，伊文思从一位艺人手里接过一个烧制的面具，作为回谢，他送给艺人一盒胶片———他的第一部电影。面具与片盒，风与电影……1989年，伊文思在巴黎去世，但是时间输了，对永生者而言。

口述影像：《愚公移山》与“中国缘”

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曾经播出过6集电视系列纪录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国》，第一次使国人有机会看到“文革”时期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的《愚公移山》以及他在中国拍摄的所有影片的一些片段。该系列纪录片的导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资深摄影师兼编导邵振堂先生，讲述伊文思与《愚公移山》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