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叶至善先生

我一直认为，爱情和写作是那个时代我们这些处于压力和压抑中的知青的两种最好的解脱方式。在没有爱情的时候，我选择了写作。收完工，把猪都赶回圈，将明天要喂猪的饲料满满地烀在一口硕大无比的大铁锅里，我和小尹也喂饱自己的肚子，我就开始拿出我的那个横格本写作了。每天开始写的时候，小尹都帮我把马灯的捻儿拧大，然后跑到外面的饲养棚里，往烀猪食的灶火里塞进几块南瓜。当他把烤好的南瓜香喷喷地递到我面前时，往往是我写得最来情绪的时候。那真是一段神仙过的日子，让我自欺欺人地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几乎与世隔绝，只沉浸在写作的虚构和虚妄之中。

我把那个横格本写满，密密麻麻地写了整整10篇散文和小说。放下笔，合上本子，写作时候的那种快乐和由此漫漶的虚妄，忽然一下子消失了。因为那时所有的文学刊物都已经被停办，所有报纸上也没有了副刊，我有一种拔剑四顾茫然一片的感觉，找不到对手，找不到知音，我写的这些东西也找不到婆家。它们的作者是我，惟一的读者也只是我。我不知道自己写的这些东西的价值，它们是不是我想像中的文学，还值不值得再继续写下去。如果这时候能有一个人为我指点一下，那该多好。但是，那时，我能找谁呢？我身边除了小尹和这群“猪八戒”，连再见一个人的机会都没有，离农场场部穿小路最近也要走18里地。窗外总是飘飞着大雪，路上总是风雪茫茫。

一个熟悉的老人，这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就是叶圣陶老先生。其实，我和叶老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我能找他麻烦他老人家吗？我读初三的时候，因为一篇作文参加北京市作文比赛获得了一等奖，叶老先生曾经亲自批改过这篇作文，并约请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到他家做客。只是见过这样一次面，好意思打搅他老人家吗？况且，又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人家是在被打倒之列，这不是给人家乱上添乱吗？

但是，我不死心。最后，我从那10篇文章中挑选了其中的第一篇《照相》，寄给了叶圣陶老先生的长子叶至善先生。当然，这更有些冒昧。因为我只是在初三那年拜访叶圣陶老先生的时候见过叶至善先生一面，他只是在我进门的时候和我打了一个招呼，送我走进叶圣陶老先生的房间而已，甚至我们都没有说过什么话。但我知道他那时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是一位自1945年就开始在开明书店工作的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也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和叶至诚、叶至美三兄妹合写过《三叶集》一书，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看过他写的科幻小说《失踪的哥哥》。于是，我跑了18里地，把信和稿子寄了出去。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还记得8年前曾经到他家去过的一个普通的中学生？

没有想到，我竟然很快就接到了叶至善先生的回信。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我们的信件都是邮递员从场部的邮局送到队部，我们再到队部去取。那天黄昏，是小尹从队部拿回来的信。他老远就叫我的名字，说有我的信。到那时我也没想到会是叶先生的回信。接过信封，看见的是陌生的字体，但下面一行却是熟的发信人的地址：东四八条71号。我激动得半天没顾得上拆信。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只是一个倒霉的插队知青，天远地远的，又在那么荒凉的北大荒，叶先生竟然这么快就给我回信了。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就这样发生了。

说来也巧，那时，叶至善先生刚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暂时赋闲在家，正好看到了我寄给他的文章。他在信中说他和叶圣陶老先生都还记得我，他对我能够坚持写作给了很多鼓励，同时，他说如果我有新写的东西，再寄给他看看。我便立刻马不停蹄地把10篇文章中剩余的篇章陆续寄给了他。他一点不嫌麻烦，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以他多年当编辑的经验和功夫，对我先后寄给他的每一篇文章，从构思、结构，到语言乃至标点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我修改后再把文章寄给他，他再做修改寄给我。稿件和信件的往返，让那个冬天变得温暖起来，我的写作也来了情绪。收工之后点亮马灯接着写，写好之后给他寄去，然后等待回音，这成了那些日子最大的乐趣和动力。他从来没有怪罪我的得寸进尺，相反每次接到我寄去的东西，都非常高兴，好像他并没有把我对他的麻烦当成麻烦，相反和我一样充满乐趣。每次他把稿子密密麻麻地修改后寄给我，总会在信中说上这样的一句话：“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这话让我增加了自信，也让我看得出他和我一样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