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宿舍的枪声

自珍宝岛事件之后，边疆战备紧张起来，组建起的武装连队，每个队都发了枪。那大概是知青最得意最辉煌的时刻，大家可以享受军人的待遇了，而不再仅仅是知青。那时候，我到的黑龙江江边的一个队里采访，就在这个队里，一位北京的小伙子，干得不错，就要被评为五好战士了。也许，就是这个即将到手的五好战士的称号害了他，他给队上一位姑娘写了一封信。他早就悄悄爱上了这个姑娘，也许他觉得自己这时有了资本，才鼓足了勇气写下这封信。这封信写得多少有些缠绵，真情流露自然言词就有些烫人。那时他应该知道，队上不允许知青谈情说爱，发现谈恋爱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要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这在全国东西南北几乎如出一辙。他自己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而那位接信的姑娘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他光想着自己的感情，没有想到姑娘的心情。

姑娘接到信后，没有像他想像的那样心荡神驰，相反很害怕，鬼使神差，竟把这封信交到了队上的头头手里。这个头头如果拿到了信找他谈谈，哪怕严肃地批评他，他可能不会出事。但是，这个头头立刻召开大会，当着全队所有人的面，竟然将这封信有声有色地念了一遍，不仅当众羞辱了小伙子，而且，五好战士也没了他的份。我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里，夹有几句诗，是几句很动人的诗，是普希金的诗。头头却因普希金把他骂得更为狗血喷头，那时，外国人一律更是资产阶级的化身。

就在这天夜里，小伙子端起冲锋枪跑出男宿舍，一头闯进女宿舍，抱着冲锋枪朝着炕头就是一通扫射。正在熟睡的姑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好几个人中弹了。其中一个是班长，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第一个跳下炕，想要阻止他，却被他一枪撩倒在地。然后，他跑出去，一直跑到有好几人高的豆秸垛上，拉响一颗手榴弹自杀了，引燃得豆秸垛蹿起冲天的火焰……

其实，到死他也不知道，女宿舍有两间屋，他闯错了屋门。他想复仇的那位将信上交头头的姑娘，是住在另一间屋里。至今，那位姑娘还好好地活在世上，早已结婚有了孩。她会和我一样，找个机会专程来一趟黑龙江边，并在偶然之间想起那封夹有普希金诗的信吗？她会想起那个写信的小伙子，和那个代她受过而无辜死去的女班长吗？

如今，我站在黑龙江边，没有了冰块的冲撞，没有了激扬起的浪花冲天，午后的阳光温煦地照着江面，对岸的村落和树林也平静得如同一幅俄罗斯巡回画廊派的油画。谁会想到30多年前就在江边不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曾经有过比战争还要恐怖而可怕甚至更刺激人心的枪声呢？时间在流逝，而一些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超出时间之流，礁石一样，矗立在我们的面前，并不因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水流走了，哪怕流光了，它们还在，还矗立在那里。我们常常会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感慨我们在该读书的时候，失去了读书的权利；我们在该谈恋爱的时候，失去了谈恋爱的权利；甚至在该玩儿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旅游这个词，我们只会拉练。

有些记忆是苦涩的，甚至是痛苦的，但不因苦涩和痛苦，在甜蜜的新生活中，我们就觉得它们不合适宜或有碍观瞻，而应该把它们忽略掉或忘掉。在摧毁旧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做到出奇的一致，而让新的历史有着各自爱好的偏移，将过去的记忆删繁就简成为了一种缩写本。在此次重返北大荒的一路上，我都在不停地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北大荒，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当年一共死了多少名知青？还存有他们的具体名册没有？但我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回答，即使在正在筹备中的北大荒博物馆，我问起这个同样问题，也依然没有答案。

我一直这样以为，知青之死，在北大荒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种是如我们队的李玉琪那样因公牺牲的英雄，一种是如3队刘佩玲那样忍受不了寂寞与不公正折磨的烈士，一种是在意外事故中或因疾病致死的默默无闻者，一种是莫须有罪名屈死冤死的无辜者，还有一种就是因种种原因而寻短见的自杀者，比如这个因爱而拉响手榴弹死在黑龙江边的知青。也许，我们更容易记住英雄，而容易遗忘后面的几种死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没有错的。因为记忆从来都是有选择性的，人心也总是向阳花木易为春地向着时代的英雄，我们确实应该记住他们。但是，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了后几种死者。无论什么样的原因，他们都是死在北大荒，死在那个时代。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北大荒那块土地所含有的成分，想弄清楚北大荒那块土地如今或丰富发展或水土流失的变迁史，想探溯那个时代的跌宕起伏命运沉浮的知青史，我们就应该记住他们。历史，需要恢弘的手笔，也需要细节，就像北大荒这里有参天的大树茂密的原始森林，也有矢车菊和达紫香这样的自生自灭的花草，不应该因为他们只是自生自灭，我们就可以随意或无意地忘记他们。

但是，谁还会记得他呢？一个仅仅20来岁的小伙子？一个仅仅因为爱一个姑娘和爱普希金的诗就死掉的小伙子？还有那个代人受过无辜而死的女班长？也许，她才是更加的冤屈，到死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接到过一封情书。

我真的不知道。黑龙江水平静地流着，我再也看不到在初春时节它开江时，冰块冲撞着冰块那万马奔腾的壮观场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