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一直想为柳永写传，一直不敢落笔。前几天和几个朋友又说到这事，朋友们说：朵朵，写吧……

朋友说，为柳永写传，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我便嘿嘿一笑。屈指一算，从收集史料到动笔梳理已经三年有余。三年后，柳永依然是柳永，那个厮混于秦楼楚馆，为妓女们填词作曲的白衣卿相，那个曾被称为普天之下第一情种的词人，其形象在我眼里还是没有高大得虚伪起来，倒是那个准备为他写传的人，将北大读书时的凌云壮志和一腔豪情沙子一样流撒到野店鸡吼，青灯孤馆。

想当年柳永“忍把浮名，换了低斟浅唱，而如今，自家为酒色文章耽搁了前程，世人做何评说早已无法顾及，如同柳耆卿为那些烟花女子顾不得别人戳脊梁骨。文坛乾坤，朵朵嗜酒，羁旅京城，每天一斤二锅头——尤不足，臭名已经远扬，无意清源正本，知道酒色都是好东西，他人雁过留声，我求鸦过留音，三杯两盏下肚，愁绪和不平即成烟云。爱听女儿家唱曲，但须口音清纯，如果遇上走调的或女儿脸男儿声之类，便迫不及待，赤膊上阵，高歌一曲，涕泗横流，还是咱这“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来得痛快。然而酒醒之后，四座由惊成空，佳人已去，只剩自个儿品咂千年前那些翠楼里的红粉。

千年以前，文人好当，写诗填词，人皆爱之，业余追求功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柳永除外）。那时五谷杂粮速朽，唯有文章千古，昏庸的皇帝也通晓这点道理，所以宋仁宗朱眼一闭，口一张，就把柳永的进士给削掉了:“何须浮名，且去填词!”柳永命苦，自此被打入另册，贫困潦倒，靠妓女那一点樱桃小口养活，也正因为如此，人间才有那么多好词，“凡有井水处，皆能诵柳词”的盛况，不能不说有那个混账皇帝的一份功劳，如果柳永像某些的诗人作家般圆滑，会来事，定会在《乐章集》刊行时加上“谨以此书献给圣明的仁宗大帝”字样。

柳永没有这样，也决不会这样，天下第一情种却有正人君子者难得的品格和那时朝野话语相对时的文人骨气，这是我为柳永写传的历史原因。另外的原因，是柳永对女性的态度了。我常想，这个无权无势的花花公子何以得到如此之多的女性之钟爱，甚至到了“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地步，个中原因，我想除了写这部长篇没办法说得清楚。

当然，还有一个觉得应该为柳永立传的原因便是他对中国文学文体方面的贡献了。柳词在词的形式发展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功勋，以至于尽管他一生不合于流，操行为士大夫所不齿，但论及词时却不得不皱着眉头说些好话。王灼说柳词“浅近卑俗”但“自成一体”；李清照说柳词:“词语尘下”但“协音律”；冯煦批评柳词“词多蝶黩”的同时称赞“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自是北宋巨手。”苏东坡更是看不起柳永，但读到《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时，不得不说“不减唐人高处”的话。苏东坡不知道，不是这个情种大开词坛风气于先，豪放派也许只能在小令中转圈子。

古往今来，想为柳永作传的不乏其人，真正做成的却没有几个，“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因柳永而污了为文者清白就太不值得了。所以关汉卿、冯梦龙之流只是偷偷摸摸，片片断断写上几笔，从不敢大肆宣扬。柳永是个道德上具有永恒争议的人物。如果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这本书实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是记之。

（本文原系第一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