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从名花、名药到鸦片烟(1)(图)

罂粟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叶片碧绿，花朵五彩缤纷，茎株婷婷玉立，蒴果高高在上，但从蒴果上提取的汁液，可加工成鸦片、吗啡、海洛因。因此，罂粟成为世界上毒品的重要根源，而罂粟这一美丽的植物可称为恶之花了。

罂粟的原产地是西亚地区，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并有种植。对此，邓之诚先生考证道：

《冷斋夜话》引陶弘景《仙方注》曰：断肠草不可知。其花美好，名芙蓉花。故太白诗曰：“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断肠草即指罂粟花、知其流入中国已久，盖远在六朝之际矣。予曾镌太白诗四句为小印。

但罂粟种植并不广泛，至唐朝时还作为贡品从国外贡至。有关罂粟的材料，也是在唐朝时多了起来。因此，有论者谓罂粟至唐朝时传入中国。据史书记载，唐朝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国(即大秦，东罗马帝国）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是古代西方的灵丹妙药，它的主要成份是鸦片等，可以治痢疾、解除中毒等。与此同时，罂粟的种子也由阿拉伯商人携入中国，中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了。不过，当时鸦片罂粟的种植，纯粹是为了观赏和药用，而不是把它当成毒品吸食。

唐朝时，人们对罂粟已有相当的了解。陈藏器在其《本草拾遗》中记述了罂粟花的特点，他引述前人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

不仅如此，对如何种好罂粟花，唐人也有认识，唐文宗时人郭橐驼在《种树书》中指出：“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时人在诗词中多有吟咏。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

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

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米囊花”，即罂粟花。游子在经过爬涉艰险路程之后，来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原，极目远望，平川万里，赏心悦目，游子的愁容消失在一片五彩缤纷的罂粟花里。罂粟花使游子有归家之感，使游子消失了愁容，感到了归家的快乐。

直到明朝末年，罂粟花仍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明朝万历年间，大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罂粟花大加赞赏，他写道：“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崇祯年间，旅游家徐霞客在贵州省贵定白云山下看到了一片红得似火的罂粟花，大为惊奇，叹为观止。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

鸦片的药用价值，宋朝以来历代医书多有记载，被看成治痢疾等症的良药。宋徽宗时中医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指出：“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王磟在《百一选方》中清楚地记录了罂粟治痢疾的处方。他把罂粟当作治疗赤白泄痢的特效药，为此专门将罂粟子、壳炒熟研末，加蜜制成药丸，患者服食30粒后即病愈。此外，宋代中医们还发现罂粟的其他功效，如治呕逆、腹痛、咳嗽等疾病，并有养胃、调肺、便口利喉等功效。因此，罂粟子、壳也被当成了滋补品。苏轼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即反映了这种情况。他的兄弟苏辙的《种药苗》诗，更详尽地说明了罂粟的滋补作用：“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

元朝时，中医对罂粟的巨大副作用已有初步的认识，建议慎用。如名医朱震亨即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湿热泄沥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然而，世人并未记住朱氏的劝告，元朝时，已有人开始服食鸦片了。

元朝人所服食的鸦片，并非中国本土所制成的，而是从征服印度等地的战争中掠夺而来。作为战利品的鸦片，在当时还颇受欢迎。到了明朝时，中国人才逐渐懂得了鸦片的生产、制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录了当时采收生鸦片的方法，他写道：“阿芙蓉(即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但是，这种方法，并未普及，李时珍也是道听途说，并未看到或亲自采集制造过鸦片。当时中国境内的鸦片，还大都是从海外输入的。据《明会典》记载，东南亚之暹罗(泰国)、爪哇、榜葛赖(马六甲)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并不时作为“贡品”药材贡献给明朝皇帝，如泰国即一次入贡300斤鸦片。直至成化时，鸦片进口还相当有限，因此市面上鸦片价格昂贵，竟然与黄金相等。其后，鸦片进口逐渐增加，明朝正式对鸦片征收药材税。万历十七年(1589)，鸦片首次被列入征税货物清单之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廷规定，鸦片每十斤征收税银一钱七分三厘。这表明，鸦片输入增多了，食用鸦片的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富绅地主已经为数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