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风景线(3)

在国民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吸毒也很严重。如在四川靖华县，县长刘绍诸是个大烟鬼。在他的带领下，县政府职员15人中，有11个烟鬼。当时人称县政府有12支枪。这个县政府，与其说是个政府办事机关，还不如说是一个大烟馆。的确，在政府办公的地方，16个人有12个吸大烟，怎么能不是一副大烟馆的情景呢?

机关里国民党官员吸烟，当然不同于升斗小民了。他们是治人者，有一大套理论。如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了烟灯。一次，他摆好烟盘，点着烟灯，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好不自在，多么得意!这时，有人去找他。他得意忘形之际，大谈自己对吸烟的见解。他很全面地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祛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涩，吸上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放，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这个禁烟官员，吸大烟是为了研究问题，大概是为了研究禁烟问题吧。其厚颜无耻，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我们联系到靖化县全县政府16名职员，12支烟枪的事实，是不是可以说，该县政府也是为了公务，为了研究问题而吸烟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县的政治可以说是鸦片政治了。

在鸦片泛滥成灾的湖北西部，有的整座县城都沉浸在大烟的迷雾之中。徐铸成在《报海忆旧》中讲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湖北省西部一座最大的县城去视学。上午九点已经过去，这个县城还是一片寂静，沉睡未醒。只听见一名更夫有气无力地敲着锣，一边穿街过巷，提醒人们起床，他敲一声锣，“喊”一声：“九点敲过了，该起床了。”视学出去一看，更夫也不断打着哈欠，鼻涕眼泪直流，明显是一个睡意浓重的烟鬼。而更夫敲过了，县城仍是死一般的沉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姓向的视学决心解剖麻雀，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顺路走访了这个县城最大的一所中学。这个中学也是一片沉寂，直到九点半了，学生、教师才懒洋洋地踱进了教室。因为省城来了视学，他们才强打精神，按时上课，但是，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呢!台上教师瘦骨嶙峋，肩耸背弯，呵欠连天，眼泪、鼻涕不停地流；台下学生一脸青灰，无精打彩，也是哈欠连天。如果不是站在教室外面，人们还以为是哈欠大合奏呢。

姓向的视学检查完学生上课的情况，又来到了学生的宿舍。只见每张床铺都铺着洁白的新床单，显然校方为了应付检查，作了认真的准备。然而，走近细看，几乎每张床单上都有一些焦洞；掀起床单一角，一副烟盘赫然映入眼帘。视学见此，脸色阴沉下来，连续查看几个床铺，差不多都有大烟具。负责学生宿舍的舍监很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设法劝诫!”

是的，这恶习是多么沉重啊!整座县城在鸦片烟的“香风毒雾”熏陶下沉睡未醒，一所中学的课堂上哈欠连天，此呼彼应。又是多么可怕的风景啊!然而，这是多么常见的景观。在北京，在上海等大都市，每年夏天的晚上，空气中都散发着大烟的气息。

最令人吃惊的鸦片风景，莫过于上海大亨杜月笙为庆贺杜家祠堂落成大摆鸦片宴，一天竟消费了5000两鸦片烟膏。杜月笙出身贫寒，本是上海浦东的一个小“瘪三”，参加帮会后逐步发迹，成为海上三大亨之一，也赢得了不少社会职务，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少将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以及几十个银行的董事长、理事长等。有了钱，有了势，也有了社会地位，杜月笙也要光宗耀祖，为杜家祖宗争光。1930年春，杜月笙集资了50万银元在浦东高桥兴造“杜家祠堂”，次年祠堂落成。为此，杜月笙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大典礼，向社会各界要人发出了请柬。届时，蒋介石、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宗昌等馈赠贺匾，中外来宾一万余人前往行贺礼。“四大名旦”、“四大坤旦”等京剧名角唱了三天堂会。临时搭起的席棚内，摆上了两千余桌酒席，1万余客西餐。更为惹人注目的是，一字排开了几十张烟榻，由杜月笙的装烟手郁咏馥负责从烟馆内临时调来28名扦子手，专门侍候客人抽大烟。杜家的大烟当然是陈年宿膏，扦子手也烧工考究，技艺超群。参加祠堂落成典礼的烟鬼们岂能放过这大好时机，不一饱口福呢!于是，客人们轮流前往烟榻，一排排躺下，由扦子手服侍吸烟；这一批过足了瘾起来走了，另一批马不停蹄地走了过来……就这样，典礼的第一天就吸掉了5000余两大烟膏。一连三天，共吸掉了8000余两烟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