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访问（1978-1980）(8)

尽管陈若曦在小说内蓄意讥刺钱锺书，事实上处处想学钱锺书，譬如题目《城里城外》即取自钱锺书的《围城》。复次，陈若曦也刻意摹仿钱锺书的笔法，可惜陈的才华不够，小说技巧也差，所以没法与钱锺书比。可是1980年年初陈若曦返台，台北《联合报》特邀请文艺界人士对陈若曦的《城里城外》小说会评（详见1980年1月9、10、11日《联合报副刊》），对这个短篇大捧而特捧，因为那时蒋经国在台当政，尚属戒严时期，无多少言论自由，故这种会评没有多大意义。后来钱锺书与友人通信时曾提到《城里城外》的小说时开玩笑地说：“Princeton去年夏天以来，三四次写信邀我去，我一再推辞；去年十二月底Sullivan和Plaks都正式来函聘请，我已决定谢绝，七十老翁不再走江湖卖膏药了（这样也许免于陈若曦女士《城里城外》的嘲笑，bytheway，她那题目显然借用《围城》典故）。”[41]1982年7月，陈若曦游大陆，在北京时亲至三里河趋谒崇阶，登门拜访向钱锺书“请罪”。钱锺书写给夏志清的信上说：“陈若曦女士三日前来访，初次晤面，谈笑颇欢，渠曰‘请罪’，我曰：‘我greatlyamusedbyhernaughties，无罪可请也。’”（1982年7月25日）钱锺书对陈若曦的“请罪”一笑置之。这个文坛小掌故，知者不多，兹录于此，聊博一粲也。

陈若曦该不该写钱锺书？该如何写？则全凭一个作家的良知（conscience）。抗战胜利后，钱锺书一连出了三本书，那时钱氏还未及四十，这样的年龄正是一个作家人生阅历丰富，思想成熟，创作旺盛的年龄，著书立说的好辰光。但钱氏封笔中止创作，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所以有人就这样批评陈若曦，说她“没有为钱氏未能继续从事有价值创作而惋惜或寄予同情，不在这方面着笔，反而取小人之径而中伤他人，实在太不应该了。”[42]

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成败得失，当然不会因国民党不友善的报导与陈若曦的小说讽刺而有所影响。总结来说，这次代表团访美是成功的。在团员中，最露锋芒的是钱锺书。在访问斯坦福后，钱锺书一行自加州搭机西飞返国，结束了为时一月的美国访问。钱锺书以古稀之年在30天内环绕世界一周，与当年从上海至蓝田也走了三十天的心情，当不可同日而语了。

钱锺书于1979年自美返国后，第二年又去日本访问。在日本他访问了三所大学。此即京都大学、爱知大学及早稻田大学。他在这三个大学所讲题目内容有不一，但均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一个人在不得志之下才有好的作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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