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包氏家谱(1)

这话说得包训芝很感动，一边忙着为客人沏茶，一边回忆道：“‘文化大革命’前，省人事局一个叫包璋的干部，就是舒城包家洼人，他过去常到我们家来。‘文化大革命’干部下放，据说他调回舒城，在一个‘三线’兵工厂当书记。你们先去找到他，他肯定会帮忙，他在包家洼很有威信，没有不人听他的。”

程如峰一直认真在听，觉得这位“恩生”之后装有一肚子的故事。他忙追问：“你说的这个厂，在舒城什么地方？”

包训芝回忆说：“在舒城县河棚区吧。”

“具体叫什么厂？”

“好像就叫‘先锋’厂。”

程如峰第二天就和包义旭起了个大早，乘汽车直奔河棚而去。车子出了舒城不久，便钻进了山区。一路上，程如峰直担心这趟会不会又是白跑。临近中午，能够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长途客车，才在河棚稳稳停了下来。

他们下了车，一路问过去，想不到，十分容易地就找到了包璋书记。

包璋是个爽快人，看罢程如峰递上的介绍信，知道了二人的来意，特别是得知包义旭是包公三十三世孙，高兴地把手拍得吧吧响，连声说道：“好，好，好；行，行，行。”

中午，为表地主之谊，包璋盛情款待，摆出一桌子菜。在那个城里人每月只定量供应一斤猪肉的岁月里，这可是很高很高的规格了。

席间，包璋对包义旭格外敬重，爹爹长爹爹短的不停口，高兴得喜形于色。程如峰见此情景感慨万分，自己虽与包家毫无瓜葛，却也觉得包璋犹如亲人。

听包璋介绍，程如峰才知道河棚是区政府的所在地，包家洼是在下面的杜店公社，这中间还有二十多里的路程。不过看得出，河棚和包家洼两地的包家人是经常走动的。这天同桌吃饭的就有包家洼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是来找包璋书记帮助解决猪饲料的。饭后，包璋就叫他们带路，先到包家洼去找大队长包训甫。临走时特别交代：“省城来的两位同志，要好生招待。包家洼有一部谱，这事我是知道的，不要打埋伏，他们要看就给看，要带走就让带走，这是任务！”

一席话，说得程如峰热血上涌，好不感动。

谢过了包璋，程如峰和包义旭，跟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二十多里的崎岖小路，在包家洼十分顺利地见到了包训甫。

包家洼，这是隐在大山褶缝中的一座宁静的小山村。虽已不是刀耕火种，但生存条件的艰苦，还是让程如峰感到意外。更感意外的，当然还是包家洼人待客的纯朴热情和实诚。以至让他一时犯了糊涂：自己来到的是一个不能再偏远的小山村，是离文明更远了，还是更近了？

当时，天气已开始变得炎热，山里的各种蚊虫很多，包训甫把有蚊帐的床铺让出来，给客人，宁肯自己去忍受叮咬。程如峰和包义旭都要求按当时出差的标准付粮票和伙食费，包训甫死活不肯收。程如峰过意不去，只得说：“那就算是给孩子买点饼干吃吧。”那时买饼干是要粮票的，城里人才有粮票，包家洼的孩子不可能会吃到饼干，这对他们是不敢想象的奢侈品。显然是程如峰的这句话起了作用，只见包训甫的爱人感激得双手直抖，羞涩地收下了钱和粮票。

这可是“深入批修整风”的宣传调门居高不下的一九七三年夏天，外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大山深处的包家洼，却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村民们安详而平和地劳作着。不时还可以听到几声高亢而幽远的山歌，全然没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的嘶叫，和铺天盖地令人心悸的“红海洋”和大字报。尽管这里的山墙上，也写有几条刺眼的标语，但它在一望无边的大山丛中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使程如峰一下就联想到了“天高皇帝远”这句俚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正因为这样，包训甫才毫无顾忌地向他们说出了保护包氏家谱的真实情况。

家谱本来是收藏在包训甫家的，这事谁都知道，公开得已无密可保。“文化大革命”兴起后，身为大队长的包训甫到公社开会，最早接受发动社员破“四旧”的任务。按上边的要求，他应该首先把自己保存的家谱拿出来交上去，或当众烧毁，以表明与封建社会的东西彻底决裂。但他没有这样做，苦思冥想了一个晚上，觉得老祖宗包拯毕竟是老百姓真心拥戴的一个“清官”，家谱记载的也全是包公后裔一脉相承的来由，叛祖忘宗，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包训甫想得并不复杂，一旦决定的事又是义无反顾的。他私下与大队书记包先德碰了个头。包先德也有同感。两人一合计，便下了个决心：谱必须保护，不能交出，更不能被销毁，即便为这挨批斗，进“牛棚”，哪怕是蹲“班房”，也不能吐露半点真情！但是，形势又是明摆着的，谱不能再放在包训甫的家里了，必须立即转移。转到哪儿才万无一失呢？包训甫把脑袋都想大了，最后才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这就是姚河公社三江大队的包先定。

包先定为人热情，办事机敏，有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遇事冷静，又十分注意方式方法，这事委托给他，是最叫人放心的。再说，包先定住在姚河，姚河那边包姓的门户小，目标不大，不容易被人注意。即便有个意外，走漏了风声，姚河地处边界，也只要转移几条田埂，就又是另一个公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