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骗子骗术与骗文化(1)

从汉语语言文学的历史看，“骗”只是一个后起的字。在孔子讲学的续集《论语》中，没有出现过“骗”字。图为孔子讲学图在西方学术界，不少学者习惯于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做人的文化”、“做人的学问”。如果以孔孟儒家观之，亦无不可。在以孔孟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中，关于礼、义、廉、耻、信、爱、孝、诚、宽、勇、敏、智、刚、毅、讷、仁等等做人的范畴有不少界定和论述，确实在安生立命、个人与家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等等方面有丰富而精辟的论述。一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流传千古，并成为古代社会士人的人生模式，就足见儒家文化的魅力与透射力。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激励个人与社会同构、同步发展的正文化，其文化的主体精神是向上向前的。当然，有正就有反，有正就有负，有正就有邪，这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辩证法。同正文化相对的就是负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负文化有多种构成，骗文化即是其中一种。骗子是骗文化的生命个人和实践主体，骗术是骗文化的表现方式，主要通过骗子及其群体的活动予以表现。骗文化同诚文化相对应，其主体精神通过骗术谋取利益，甚至是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谋利与行骗，就是骗子的动机与实践。在骗文化中，逐利是其文化内核，骗子虽经世代变迁而表现为不同的脸谱，但是，它无论经历多少次正文化的打击，其文化内核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没有逐利的文化心理和动机，就不会出现骗子这一社会角色，也不会产生古往今来面目可憎的骗子群体，更不会氤氲化生千奇百怪手法残忍的骗术，当然也就谈不上世代传承的被奉为经典的骗经了。骗文化是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正文化的对立物出现的，因而它对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作用从总体上讲，是反方向的，即阻碍的、反动的作用。人们认识它，研究它，分析它，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它，使社会进程更快，使文化发展更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人类文化向前推进，首先需要世代积累，其次需要发展。在世代积累中，既有正文化的积累，又有负文化的传承；在文化发展中，离不开正文化同负文化作坚决的斗争，两种文化的斗争，也是人类文化被推向前进的重大体现。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一定要善于同骗文化等负文化作斗争，促进正文化的繁荣发展。从汉语语言文字的历史看，“骗”只是一个后起的字。至少在东汉以前，没有“骗”字。而是使用“诈”、“欺”、“诳”等字词。在西汉学者编辑的儒家经典《论语》中，没有使用“骗”字；在东汉学者许慎编撰的汉字经典《说文解字》中，也找不到“骗”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古代社会的早些时候不存在“骗”这种社会行为。在当时，人们使用另外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诈。《说文解字》释云：“诈，欺也。”今本《古汉语常用字典》特别提醒道：“古代凡欺骗的意义都用诈，不用‘骗’。”（《古汉语常用字典》第31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在古代典籍中，“诈”词用得比较普遍。如《左传·宣公十五年》：“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荀子·三制》：“进退贵贱则举幽险诈故。”《战国策·秦策一》：“大王以诈破之。”欺。《说文解字》释云：“欺，诈欺也。”可见诈同欺是近义词，欺即是诈，诈即是欺。在古代典籍中，“欺”词用得比较广泛。《韩非子·孤愤》：“苏秦欺寡人。”宋代出现的成语“欺世盗名”，语义起自战国时期。《荀子·不苟》：“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也险莫大焉。”北宋苏洵在《辩奸论》一文中，说：“王衍之为人也，容貌语言，因有以欺世而盗名者。”《宋史·郑丙传》、《宋史·魏了翁传》，都运用了“欺世盗名”的成语。此外，与“骗”的近义词还有“诱”(诱骗)、“诳”(诓)(诳骗)、“伪”(伪诈)，等等。总之，诈、欺、骗在古汉语语言文字中，它们的字意、词义是相近的或相等的。这样，从古到今，围绕着“骗”的意义出现了一批近义词或同义词，如：欺诈，诈骗，欺骗，诳骗，诓骗，等等。骗，就是做假，围绕着作假达到谋取利益的目的。骗之所以能够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思维中占据一定的空间，因为它同人类的智慧常常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性，体现为真与假矛盾的辩证性与统一性。成书于明清之际的《三十六计》就可以说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三十六计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一计概括——骗计。在三十六种计策中，骗计以各种形式和内容表现为19计。（参见陈弓编：《三十六计》(秘本兵法)，武汉出版社，1994年）瞒天过海计。主要是着眼于人们在观察和处理事物中，由于对某些事情见惯不疑而常常产生疏漏和松懈的思想与行为，因此能够乘虚而入，示假隐真，把握时机，出奇制胜。借刀杀人计。主要是通过制造假象，挑拨矛盾，利用矛盾，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