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害(1)

中国历史进入到这段无序时期时，骗术较之已往岁月则更容易寻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图为近代上海海关中国近代社会是个内忧外患、灾难频仍的时代，一百年的近代历史就是一部中华耻辱史，割地赔款，列强纵横，使得“老大帝国”的威风扫地；太平天国，“拳匪”起事，导致帝国内部四分五裂。攘外与安内的争持终究不能御侮靖内，中华帝国积聚了两千多年的自尊一落千丈。中国近代社会是个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因此，其间所历经的转型时期必备的阵痛与彷徨也显得尤其深沉惨痛。时势既已如此，作为负面文化内容之一的骗术也便更加容易滋生泛滥。正统的、传统的、一向标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其主张的“亲睦和善”、“仁爱宽厚”，终究抵御不住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前进步伐。值此转型时期，各家学说风起云涌，传统社会中的沉渣也适时泛起。中国历史进入到这段无序时期时，骗术较之已往岁月则更容易寻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行骗主体遍于朝野市井乡间闾里，受骗者比比皆是。于是，骗术在经历了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的生长之后，恰逢这无序、混乱的“盛世”，招数益加新颖，手段益加高明，种类益加繁多。行骗给近代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危害，虽然这种危害与无休无止的战乱、列强群豪的入侵所造成的对中华主体的危害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种由骗术导致的社会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1．促成了近代社会生活的更加混乱无序化中国传统政治生活有一套相传因衍的程序，虽然作奸犯科、弄巧使诈之徒历朝不绝，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秩序与方式是行之有效的。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政治生活中弄诈使巧、欺上骗下的事件遽然涌现。在上层统治核心中，慈禧太后、穆彰阿等人都是骗术高手，不难想像，权倾朝野、位极人臣的高层统治者，其行骗效果与影响自然是其他阶层的凡夫俗子、卑职小官们所望尘莫及的。同时，上层统治集团的行骗，从负面影响了下层统治集团，而下层统治集团处于权力金字塔的中底部，是个人数众多，势力张扬的群体，“上行下尤”，行骗主体玩权使诈，受骗者往往最终还是处于生活最底层的老百姓。近代社会生活中，行骗者穿街过市、横行乡闾，骗术在广泛的群众日常生活中施行，一旦骗术成功，最直接的受害者仍然是劳动群体，或者直接的受害者是乡绅地主，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老百姓。如果受骗者是一贯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当其受骗失败丧色之际，四邻八乡的百姓固然感到欣慰乃至额手相庆，然而受骗者在失财丧色之后便会马上将所受损失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所以说，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群体。行骗者在乡村街市的活动，打破了社会生活有序进行所必需的平静、有序的氛围，平和、宽仁、亲善、信任等数辈人口耳相传的美德受到了拷问，这种因为骗术施行而导致的人们物质、精神、信仰方面所受到的扰乱程序是不难想像的。以上种种，说明骗术促成了近代社会生活的更加混乱无序化。2.骗术的广泛施行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活风俗习惯，其“弄巧使诈”、“防人如敌”的负恶面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四民”的排列顺序是颇值得人玩味的。《春秋谷梁传·成元年》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管子·小匡》说：“土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注云：“四者国之本，犹柱之石也；故曰石也。”《唐六典·户部尚书》云：“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工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士、农、工、商”四民中“商”是最低层次的，机诈欺瞒是商业活动中惯常采用的手法，而这些特征又是传统中国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前文通过对近代骗术的整体观照，可知商业活动越发达的地方骗术施行的程度、次数就越高深越繁富。“骗术”在商业活动中简直成了“手段”的代名词，真正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应该说还是不正当的、卑鄙的骗术，行骗对象往往是受苦的劳动者群体，以诡谲骗术对待宽厚诚实，才是真正给社会造成了危害。以近代成都为例，骗术计有掷乌龙、敲诗、挂签签、拈香、咬顺风、打假票、看院、支纲、火门、风门、回笼、闷烟、装道人、叉棚、爵门、大局门、牙婆、卦婆、巫婆、掷七星剑、摆棋势、吓诈、丢包、货浪子、降龙、哀怜、装疯、伏虎、赶上场、赶底场等几十种，骗术种类之繁多、齐备，骗术手段之多样、高明，由此可见一斑。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当一种文化向外传播时，路线有两种：一种是矩形方阵，一种是圆形扩散。骗子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按照这两种路线传播开来。在具体的某一时段（如近代），某一地段（如成都）中，骗子文化以圆形扩散方式传播，流布迅速，影响恶劣。不难想像，当骗术施行的次数、种类急遽增加时，当受骗者的人数、损失数目屡有增加时，当被拐骗妇孺悲惨啼哭时，骗子之于人类风俗习惯的转变，便是人类思维发展，文化选择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