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文化为骗子发展创造条件(2)

徐渭、李贽肯定“人欲”，汤显祖也从戏剧界开始掀起了以情反理的浪潮。汤显祖认为“情”是人性的根本：“性无善无恶，情有之。”“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汤显祖诗文集》第3卷）

他认为人生一切，莫不以“情”为主宰，他的戏剧创作，就是为胸中不可遏制的情所驱使。著名的《临川四梦》，充满浪漫色彩的《牡丹亭》，更是“因情成梦，因梦成剧”的“至情”之作。

李贽、徐渭、汤显祖们对人自然之性的热烈赞扬，发之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变迁，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格局。他们别开生面的呐喊，推动了思想界中肯定“私欲”正当性的思潮日益强大。这一时期大为繁荣的小说、戏剧也竞相以普通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作为创作题材，屠夫、小贩、商人、妓女、牧童、绿林、骗子、货郎等进入文学殿堂，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翁，而一改过去那种以帝王、将相的发迹史作为描摹对象的文学作品形式。“好财”、“好色”成为了许多作品的共同主题。与此同时，以唐顺之、归有光作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竞陵派”，相互推引，以“独抒性灵”、“直抒胸臆”的创作，鸣奏出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主旋律。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包括“好财”、“好色”在内的人的私欲的肯定，都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确乎出现了一股反叛传统文化模式、冲撞僵化文化结构的早期启蒙思潮，它孜孜追求着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争取思想自由，憧憬于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调，而藐视以至圣至贤作为终极追求的理性教条，憎恨那种种假道学及满嘴仁义的伪君子。这一种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与民间风尚，在明代中后期文化的各个领域中有面貌各异的体现。这种启蒙主义文化思潮，正像黑格尔所论述的那样：“时代的精神曾经采取了这个转变；它放弃了那灵明的世界，现在直接观看它的当前的世界，它的此岸，随着这样一个变革，经院哲学便消沉了、消失了，因为它和它的思想是现实世界的彼岸。……于是，人们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并争取他们的自由得到承认，并且具有充分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活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

这正是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思想方向，它预示着一种讲求人性、尊重人性的近代社会的到来。

清代思想家中对封建禁欲主义抨击得极为尖锐的斗士首推戴震。他沿着人文思潮中“人与自然”统一的思路去剖析宋明理学所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论：“欲者，血气之自然。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礼义；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实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在同书中他又说：“宋以来儒者……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之感耳。”而这种“绝**”之论，为祸天下，成为尊者、长者、贵者满足一己私欲，虐杀“卑者”、“幼者”、“贱者”的器具。

纪昀对宋明理学也展开过严厉的抨击。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五》中，记录了如下一则故事：“余幼闻某公在郎署时，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来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于庭。某公亦适至，见二人笑容犹末敛，怒曰：‘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众言：‘儿女嘻戏，实无所染，婢眉与乳可验。’某公曰：‘于律谋而未行，公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卒并杖之，创几殆。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不是过也。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际，举足趔趄，无事之时，望影藏匿。跋前走后，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殇非礼，岂不闻耶？’亦不听。”一对两小无猜、情窦初开的小儿女，竟至于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礼教压制之下葬送了青春的生命，这就是戴震所抨击的“后儒以理杀人”、“理欲之辨，造成忍而残杀之具”的现象的形象化写照。

纪昀对当时理学所依赖的“元典”的荒谬性也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指出非元典之错，而错在腐儒的曲解元典。他说：“《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情之至也”，因此，“不近人情，又焉知《礼》意哉”，他进而明白地表示：“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若痴儿呆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令人深思的是，纪昀在上则故事的结尾，安排了一个冤魂化为厉鬼，某公殁时，犹喃喃自语“非我不可于礼不可”的结局，对理学家愚顽的讥讽与鞭挞，活灵活现。

总之，明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启蒙时期，肯定人性、人欲之合理，张扬人的主体性精神，是当时文化启蒙的性格。开启民智、反映众生，是当时文化的主题。在此大背景下，一批反映市井生活、再现诈骗生涯的骗子文化作品便应运而生，从而也使得我们今日的研究工作有了客观、形象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