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和父亲(2)

可是，母亲认定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思想，从没有因为父亲家人的歧视而抱怨过，反而对父亲的家人特别好。但无论母亲怎样贤惠，始终没有改变父亲家里的人对她的歧视。1964年，我姐姐出生了，取名金香兰。因当时我的大伯家没有孩子，父亲就决定把姐姐送给大伯家来养。但送去了半年以后，大伯家没有精力来抚养我姐姐，而且母亲又特别想我姐姐，就把姐姐从大伯家接回了清源县。

当时父亲在北京当兵，每年只能回来探亲两次，更多的时间，父亲和母亲仍然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1966年，父亲从北京调到了沈阳市，在沈阳军区作战部工作。因为母亲还没有到随军的年限，所以，母亲还是带着姐姐在农村生活。1967年，我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我的童年始终是在母亲的家园里度过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也许是父亲不常回家，与我们相处时间少的缘故。

母亲生我姐姐的时候，奶水充足，所以姐姐的身体一直很好，人长得胖乎乎的。我出生的时候，情况就是两样了。由于“文革”时的紧张气氛，母亲的奶水被“吓回去了”。母亲说我是用白糖水加面糊糊喂养大的，所以，我小时候牙特别不好。

随着“文革”武斗的不断升级，曾经帮助过母亲的清源县县长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是他的义女，加之又是韩国人，也被当做里通外国的嫌疑分子给揪了出来。当然，母亲是一个勤劳且人缘非常好的人，揪斗母亲的时候，周围的群众都想不通，都说，这样一个善良本分的小姑娘，怎么会是特务呢？因此，造反派揪斗母亲时，一些明理的群众反而帮母亲的忙，与揪斗母亲的造反派抗争。有时候他们让我母亲偷着跑出来，回家照看两个孩子。当时我姐姐只有三岁，我两岁。母亲回到家，看见的往往是满炕的屎尿，姐姐在炕上睡着了，我爬在门口的地上睡着了，而且我的耳朵和脸上都是屎。母亲看到眼前的情景，什么都来不及多想，只是尽快劈柴、生火，烧了一大锅热水，把我们从里到外清洗干净。母亲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每天的睡眠只有两三个小时，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挨批斗，但母亲从无怨言，始终把我和姐姐拾掇得干净利落。

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坚毅的性格，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军人，每次回家，很少主动帮助母亲做事。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一次，似乎一旦抱了孩子，就损伤了他军人的尊严。父亲在部队很红，并且有一个红得发烫的绰号—“金马列”。以致后来我们家搬到沈阳城，每次全家人一起逛街，父亲总是一个人背着手在前面独自行走，而母亲却牵着我和姐姐在后面走，与他保持一定距离。往后的日子，父亲就更少回家了。因为当时母亲有海外关系，被打成特务。父亲是军人，自然要与母亲划清阶级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