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生涯之写作(22)

综上所说，我的一生以逃避开始，外部力量使我逃避，从而塑造了我。宗教通过陈旧的文化观念，作为原型，显露出幼稚性，这对孩子来说，再容易接受不过了。人们教我圣史、圣经、信条。却没有给我提供相信的手段，结果引起了混乱，而这种混乱造成了我的特殊品性。信念，如地壳褶皱似的发生了周折，大大转移了。我对天主教的神圣信念转移到了纯文学；我成不了基督教徒，却找到了他的替身：文人。文人的惟一使命是救世，他活在世上的惟一目的是吃得苦中苦，使后人对他顶礼膜拜。死亡只是一种过渡仪式，万古流芳成了宗教永生的代用品。为了确信人类永远与我共存，我主观上确定人类将无止境地存在下去。我在人类中间瞑目，就等于再生和永存。但要是有人在我面前假设有朝一日大难降临，地救毁灭，哪怕要五万年之后，我也会惊恐万状。如今，我虽已看破红尘，但想到太阳冷却仍不免感到忧虑。我的后人在我死后第二天就把我遗忘，我倒不在乎。只要他们世代活下去，我就能长存在他们中间，无名无姓，不可捉摸，但始终存在，如同在我身上存在亿万我不认识的死者，我使亿万死者免于遭受灭顶之灾。但人类一旦消亡，那么世世代代的死者将同归于尽。

这种神话其实非常简单，我毫不费劲就心领神会了。我既是耶稣教徒，又是天主教徒，这种双重教派的属性妨碍着我信神，即一般人所称的圣人、圣母、上帝。但是某种巨大的集体力量深深感染了我，在我的心里扎下根。时刻注视着我，这就是他人的信任。通常被信任的对象只要换个名称或作表面的变动，立即就被这种力量识破，遭到它的攻击，受到它的重创，然而乔装改扮却使我受骗上当。我自以为献身于文学，其实我接受了神职。在我身上。卑躬屈膝的信徒所持的信念变成自命不凡的天降大任。为什么上天没有降我大任呢？一切基督教徒难道不是预定灵魂得救的人吗？我野草似的生长在天主教教义的沃土上。我的根吸取其养分，从而制造自己的液汁。由此导致我自以为清醒，实为盲目，害了我三十年。

一九一七年在拉罗歇尔的一天早晨，我等同学一起去上学，他们迟迟不来，我等得不耐烦，无事可干，决定想想上帝。转瞬间，上帝从九重天上滚落下来，无缘无故地不见踪影了。我颇为礼貌地表示惊讶，心想：上帝不存在。从此我以为万事大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确如此，因为后来我从未想使上帝复活。但他人依然存在，即看不见的人，圣灵，此人确保我的委任，并以无名而神圣的伟大力量指导我的一生。要摆脱他，我感到困难重重，因为他躲在我的脑后，化装成概念，让我用来了解自己，确定自己的地位，为自己辩护。长期以来，我通过写作向死神、向戴着面具的宗教请求把我从偶然中解脱出来。我是教会的一员。作为活动分子，我想用我的著作解救自己。作为狂热的信仰者，我企图用令人不快的文字揭示沉默的存在，我把事物和事物的名称混为一谈，这也是信仰。我眼花缭乱，只要眼睛继续发花，我就认为自己太平无事。三十岁的时候，我成功地露了一手：在《恶心》中描写了我的同类多余而不快的人生——这完全是心里话，读者尽可以相信——同时为自己的人生开脱。我当年是罗冈丹，通过他表现我生活的脉络。但并不感到得意。同时，我是我自己，命运不凡的人，地狱的编年史家，并对自己的原生质进行显微透视摄影。后来我乐陶陶地论述人是怪诞的。我自己就很怪诞，我跟他人的区别仅在于我被委任说明这种怪诞性。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怪诞性就改观了，变成了我内心深处的潜力，变成了我完成使命的对象和我获得光荣的跳板。我囿于这种自圆其说，没有看穿。我用这套理论来观察世界。弄虚作假已入骨髓，路子走错了，但我仍津津乐道地描摹我们不幸的人生。根据教条，我怀疑一切，只不怀疑自己；我用一只手恢复被另一手摧毁的东西，把不安视为我安全的保障。我那时候很幸福。

以后我变了。我准备将来叙述怎样的酸楚侵蚀了缠裹我、使我产生幻觉的轻纱，何时和如何尝试暴力和发现我的丑陋——这长期是我的消极因素，如同有腐蚀性的生石灰，摧毁着神童的心灵——以及出于何种原因我经常性地不论自己，甚至根据一种思想使我不快的程序判断其是否正确。追溯性的幻想已破灭，什么殉道，什么救世，什么不朽，一切皆倾塌，大厦成了废墟，我在地窖里逮住圣灵，然后把它逐走。树立无神论要经过长期而痛苦的努力，我认为已经彻底树立了。现在，我心明眼亮，不抱幻想，认清自己真正的任务，无疑配得上荣获公民责任感奖。近十年来，我是一个觉醒的人，久疯痊愈，铲除了甜酸苦辣的疯根，反而大吃一惊。我想起积习不禁好笑，但不知道此生今后留作何用，我又回到七岁时无票旅行的地位：检票员进入我的车厢，望着我，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其实他只想尽早走开，让我安稳地旅行，只要给他一个站得住脚的托辞，他就满足了。可惜我找不到任何托辞，况且我无心寻找，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尴尬地一直待到第戎，而我知道第戎没有任何人在等待着我。

我解除了包围，但我没有还俗。我一直写作。我不干这个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