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姗姗来迟(1)

萨特自幼心气儿极高，学问令人佩服，但直到一九三七年被让·波朗视为法国的卡夫卡后才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得以发表《墙》。这个短篇小说立即引起文坛泰斗纪德的重视，他对一位编委说，马尔罗的作品虽然非常有意思，但缺少文学语感。言下之意，遐迩闻名的马尔罗在文学语言价值上不如萨特，由此对萨特寄予厚望。波朗喜见试发成功，仅隔数月，即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单行本《恶心》。萨特时年三十三岁。虽然比高师同窗学友们出道较晚，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不，要比原创性，即富有突出个人灵性的艺术独创性，萨特独领风骚。因为《恶心》终于把萨特存在哲学的核心成分，通过挥洒自如的文学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个性伸展自如，生命力自由洋溢，确实是文学独创。著名文学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当时发表了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指出《恶心》概括了当代文学的好几种倾向，是这部哲理小说石破天惊的尝试，就是说，不去揭示事物，而是去揭示事物本质的存在。所以可以说，萨特已步入卡夫卡、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塞利纳、普鲁斯特、尼采的行列。

萨特看到，经过八年不懈努力和失败历练，自己的文学地位终于确立，便迫不及待要抛头露面出人头地了。在波朗的怂恿下，他对准两个目标出击。首先发表《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当时极右的法西斯思潮通过《法兰西行动报》在右翼高中生和大学生中风靡一时。萨特作为高中哲学教师深为反感和痛心，但因缺乏抗争手段而焦急、无奈，于是通过这个短篇，婉转地指出法西斯思想的危害，权作一种间接表态吧。第二个出击目标是瞄准以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代表的正统观念文学，其手段是先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把多斯·帕索斯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接着在《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三九年二月号上抛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和自由》，猛烈攻击这位信奉天主教的著名作家根本不懂小说艺术，武断下结论：“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批评虽然偏激，却振聋发聩，使巴黎文学界对这位新秀刮目相看，但很快遭到反击。

为首的是《法兰西行动报》文学栏作家罗伯尔·布拉泽耶克，他受到《一个企业主的童年》的刺激，对号入座，恼羞成怒地在自己的专栏大骂萨特“讨嫌”、“文笔极差”、“相当肮脏的色情文学”、“成天混在污浊下流肮脏的环境里炮制某些充满仇恨的思想”。而在支持者中打头阵的则是同窗挚友尼赞。此时的尼赞已是知名作家和记者，法共领导人之一，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就与阿拉贡和布洛克共同主持《今晚报》。他撰文誉称萨特是“法国的卡夫卡”、“一流的哲理小说家”。萨特立即投桃报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号《新法兰西评论》上推荐尼赞的新作《阴谋》，称赞尼赞的“战斗风格”，认为不仅是一般的好小说，更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武器。

然而，萨特与尼赞的联系仅此而已，并没有参与尼赞的任何政治活动。他成天沉醉于写作，沉溺于有众多情人生活的小圈子里。甚至得知尼赞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第二天登报声明辞去《今晚报》主编的职务，并宣布脱离法共以示抗议，萨特仍旧给一个小情人写信安慰道，希特勒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虚张声势罢了。不料，就在第二天，他被动员入伍，不得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抛弃一切，匆忙从军。可见，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两年，萨特因异军突起、头角峥嵘、心神专注于庞大的写作计划，又逢手头宽裕、情场得意，从而陶醉于虚假和平的生活而未察觉危机四伏大难即将临头，恰恰被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后两年的和平烟幕所迷惑。

萨特入伍当了气象兵，工作轻松，有大量空余时间。他争分夺秒，一天平均读书写作十二小时。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十五册笔记本。但直到他去世三年后才出版，题为《奇怪战争的手记》。他在书中反思自己小半辈子孤军奋战、孤芳自赏，着力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努力克服面对尼赞等激进左派而产生的自卑感，坚决解放自己，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同时他心急如焚想完成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可惜第一部《不惑之年》虽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完成初稿，但因战争爆发直到一九四一年春才定稿。

一九四○年五六月，法军大崩溃，法国停战投降标志着萨特一生的分水岭。宣布停战后几小时他就被俘虏了。他和战友们一起被押往一所宪兵营房。在那里，萨特一下子看清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我领悟到自己作为一分子生活在民众中面临各种危险，就是说我这个分子亦面临诸多危险，所以押在那里的人们互相团结了起来。”《与让—保尔·萨特长谈——一九七四年八至九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笔录，见《离别仪式》第四九○至四九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他第一次有了属于群体的感觉。可以说，这位无政府主义作家第一次真正与社会与历史相遇，也是第一次真正与过去决裂：“我先前那些年所学所写的一切在我看来不再有价值了，甚至不再言之有物了。”《与让—保尔·萨特长谈——一九七四年八至九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笔录，见《离别仪式》第四九○至四九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