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放弃“放弃”(1)

曹启泰

广州《新文学浪流》刊首词：一定要学会放弃。适时放弃才是保有；懂得放弃才能放弃“放弃”。

这件事，我几乎是要放弃了。

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甲申年即将来临，再两天就是除夕夜了。

我面对着一部陌生的笔记型电脑，里面是陌生的空无一物。过去两个多月来，我日积月累的8万字文稿，随着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死机——“随风而逝”。

你相信吗？我现在正在哭。没有眼泪，心头却像塞了一砣发酵的白饭，有着说不出的别扭。直想放弃算了，就不写了吧。

难写

这本书就像那种命运多舛的孩子。从2003年6月开始，先是决定以录音的方式听打文稿，但约聘的写手却由于私务缠身，一个半月的十余次访谈录音，只整理出两万余字，而且不能用。换了一位责任编辑，幸运地碰上他刚好升官，这次是公务缠身。没空搭理我的结果，是我不去找他，他也就不主动来烦我，让这个孩子自生自灭。

9月，检讨的结果，是再指派一位编辑来负责这本书。好不容易追回来十余卷、将近40个小时的访谈录音带。才刚刚收到，我就想开始动手整理，但这位新编辑家中又有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这本书又停下了。10月，我想这是老天爷要我自己动手写的意思。我决定自己来养大这个孩子。

书当然应该自己写，去年的几本书都是自己动的手。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自己的手上，说是认了，倒也有那么几分喜欢：那种“我就知道孩子还是要我来自己养！”的得意。我只是嫌自己太拘泥于文字，写东西总是一修再修；又担心太咬文嚼字、白话不足、添足有余；也犯着私心，想要多些轻闲，把时间拿来对付手上几个外地的节目。

我写书是这样的：随性。用什么形式？什么时候写？一天写多少？先决定大纲？分段分章节？

一切随性。于是我就随性地做笔记，随性地东一段、西一段地开始积累思想和文字。一切顺利，包括我跑了一趟南美洲的智利，都没有什么耽搁延误。文字逐渐积累的同时，我也越觉得写得得意，写出乐趣，感到精神，好有信心。

最近3个星期，有一个夜里写下1万多字的时刻，离完成的时候近了，我真的很高兴！完成将近11万字的时候，我用了一整天去芜存菁，一口气完成了章节、段落、头尾序、页边选句，删成8万字。然后，就是1月15日的那个下午5点钟。

按照往例，我把桌面的完整原始档修改了一个字后，再拖到外接的软驱作备份复写的动作，对话框显示开始作业：“正在计算档案大小……正在计算所需时间……”然后，一直旋转的彩色盘（苹果机的“等候”符号，相当于PC上的沙漏）突然停了下来。

我有将近10分钟的静默。然后我强制重新开机，我试着要打开软驱的备份文件，然后显示：“无法开启，档案可能受损。”然后我再试着打开原始文件，仍然是：“无法开启，档案可能受损”。

我从桌面前抬起头的时候，应该是6点钟了。这一天是星期四，“苹果天下”6∶30钟下班。我和小曹通了个电话，立刻驾车赶去“苹果天下”（“苹果天下”是一家MAC电脑的授权代理商，老板和我一样姓曹。于是他再称我“大曹”，我称他“小曹”）。

小曹听说要拯救的档案是我新书的文稿，笑着开我玩笑：“帮你把档案救回来的话，我可不可以抽版税？”

“你当然可以抽版税。”他大概没看过我那么正经的承诺，于是他就知道事态严重了——我用MAC超过10年，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也知道我少做了什么。所以没人问我其他于事无补的笨问题。

我把当天晚上的饭局推掉了：无心应付、极度失常。回到家中，看见书桌上空荡荡的（我把电脑、外接软碟、备份硬碟全送去小曹那里了）。无法面对、几乎崩溃，我竟然不敢走进房间。我一夜没睡好，闭上眼睛就看见一页页的电脑文稿，8万字都在我脑子里。

隔日，也就是16日一早，我依约去赴一场友人的球叙。生平第一次在果岭边，为一杆失击的球，把球竿掼在地上，只有我心里明白，我不是为了那一球，这也是生平第一次，我没有打完18洞，而负着手陪着球友走回会馆——我控制着叫自己不要失态，尽管刚发生的举动对我来说已经是失态了。

家人知道我发生了这件事，大约每个人都明白吧！没有人说什么，大家都很安静。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谁也帮不上忙，安慰也没用。

大家都知道我一瞬间遗失了什么。因为我总是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们：“我又写了一段什么什么……的。”因为每次出一本新书，他们就和我一起分享我的喜悦。

而最近，他们都准备好了，要等着我已经说了几个月的这一本，“随风而逝”。

重来

“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也这样问自己。

这一次却怎么也没办法立刻轻松起来。

我怎么会觉得这一个打击比事业失败的伤害更大？

比起天天轧头寸还痛苦莫名？

我不知道谁可以理解？

我忙着问自己，也同时找原因。

我是一个讨厌把事情“原样重复”的人，尤其是和创作有关的事。和我合作过的电视广播圈的朋友一定知道，我向来就是个“即兴至上、现场至上”的主持人。我不喜欢彩排，觉得重复的表演无趣；不喜欢背稿，觉得重复的话致命。而现在，我怎么找回那十几万字？重来一遍？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