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念(7)

伊渡：你自己心目中，朱怀镜属于哪类形象？

王跃文：我觉得朱怀镜这个形象远远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审美意义。我并没有刻意将他写成一个清官或贪官、好官或庸官，如果非要下个道德判断，朱怀镜即使不是坏人，也是灰色的中间人物。尽管他确实没有完全丧失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社会、对官场、对人生、对自己也不缺乏反省。朱怀镜想做些好事，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能做些好事，他对朋友、对亲情、对爱情大体是真诚的，但他所做的一切却是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朱怀镜不主动做坏事，但如果事情虽然并非光彩，却能给自己带来利益，他往往又是顺水推舟或顺手牵羊，利己又不伤人的事，何乐而不为？往更深处探寻，恰恰这种看似偶然的机遇，实则朱怀镜内心之主观选择。朱怀镜在官场游戏中的圆通与智慧，使得他虽并不总是苦心钻营，也无需做出更为粗鄙下作之事，就能得到升迁，即使稍有危难也能化险为夷。

伊渡：但是，你终究没有像朱怀镜那样后来飞黄腾达。

王跃文：因为我终究不是朱怀镜，到底不如朱怀镜有手段，所以别人叫我朱怀镜，我只能谦虚：岂敢岂敢！

伊渡：确实，朱怀镜这个人物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好或坏来评价他。也正因如此，读者对他心有戚戚，不但令人理解、同情，甚至令人艳羡、佩服，觉得他可亲可近、可怜可叹，拿他做自己或朋友的代称写照，一点儿不觉委屈下作。或许这就是中国人“中庸”之道的魅力所在？

王跃文：是的。中国人太推崇“明哲保身，趋利避害”的实用哲学了。险恶的生存环境是滋生这种哲学的现实基础。中国文化对某些恶的东西特别宽容，恐怕就因为生存的不易。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喟叹，轻松化解掉了作恶或不那么高尚所带来的道德压力。“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所谓的至理名言，人人都能接受。识时务，就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也许自己的选择与自己的道德意识恰恰相反，却是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这时候，你如果听从自己的道德良知，就是一个悲剧英雄；你如果背叛自己的道德良知，你也许会痛苦、内疚、挣扎、反省，但你得生存下来，甚至得到你想要的现实利益。现实社会里，能够毅然决然做一个悲剧英雄的毕竟是少数，自觉选择作恶的人也是少数，更多的自然是选择做中间人，像朱怀镜那样不断地向现实妥协、又不断地进行道德反省。

伊渡：这也许正是朱怀镜这个形象让读者感兴趣的原因。的确，朱怀镜身上表现出了太真实、太深刻的人性。这种人性也许不那么高尚光亮，却出自人类求生自卫的潜意识本能，这是人类还在做着动物的时候，就已深深印刻在人的大脑回沟里的东西。这种东西比文化更深远、更固执。正是这种东西，决定了人性的脆弱和不可拷问。朱怀镜的形象，就因为揭示了人性中最为隐密而又最为深刻的部分，人们便有诸多共鸣与喟叹。

王跃文：是啊。也许正因为很多人都从朱怀镜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便断定我也是这类人。坦率地说，朱怀镜形象的塑造，确实得益于我自己多年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生活经历。书中的许多细节，确实在我的生活中真实地发生过。正是这些生动丰富的细节，营造出官场微妙复杂而又活灵活现的逼真氛围，透露出那种无处不在、感受得出却又无法言说的玄机。那样琐屑，却又像看不见的蛛网一样把你牢牢罩住。身陷官场，就像虫蝇陷入蛛网，愈挣扎愈毁灭。所以，我以为，文学必来自于现实，不管怎样写，以哪一种方式来表现。但是，文学的前提又是虚构的，作家的天职又是想像。离开了想像，文学便不复存在。

伊渡：你创作的另一个人物形象——画家李明溪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他虽号称为“槛外人”，对官场奥秘也并非全然不知，相反却颇能道出其中玄奥。比方李明溪取笑微微发福的朱怀镜：“你才是副处长，肚子就开始大了，这怎么行？你们处长不会有意见？要为今后提拔留点儿余地才是。”又说：“你肚子比处长大，两人一道出去，不认得的总以为你是处长，总先同你握手，你处长不要恨死你才怪。”寥寥数语，显得李明溪颇像官场里的明眼人。

王跃文：我在李明溪身上赋予了很多我自己的东西，包括性格弱点。比方，李明溪为人有风骨，但在朱怀镜面前却很难摆脱人情关系，总是一次次被朱怀镜利用。我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人。我在朋友和公众面前，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越是在大的场合，我越显得不卑不亢、从容不迫。我最难说出口的一个字，就是对别人说“不”。哪怕再为难的事，只要是别人有求于我，我最后总是应承下来，尽心尽力去做。千辛万苦事成之后，我也决不会在别人面前吐露半句抱怨或表功的话。可我内心，很多时候，其实是非常悲观的。我是一个郁郁寡欢的人。

李明溪处理个人生活的能力一塌糊涂。我则最怕在家里找东西。我上上下下左看右看，急得抓耳挠腮横竖找不到，可我的家人进来，一眼就看到这东西明明就摆在我眼前。我只好把这种情况归为“眼障”，不然实在无法解释。我有很强的时间焦虑。出去散步，我隔几分钟就要看一次手表。无论夜里何时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到手表看时间。如果失去时间，我就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惶惶然不知所以。这些神经质的表现，也正是李明溪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