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3)

伊渡：如此说来，人生得失真不知该怎样定论。夏目漱石的大病，何尝不是上天送给他的礼物。上天使他在病中解脱了一直纠缠着他精神心灵的痛苦，离开浮世的挣扎奋斗，以放弃而获得内心的清明平和，身心俱清。

王跃文：我以前认为，青壮年说放弃，不是矫情，就是未老先衰，只有老人才能如此，才应该如此，才有权力如此。我现在正当壮年，倒颇羡慕起这种境界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夏目漱石，我又不知他这种平和清明的态度，是幸还是不幸了。

伊渡：不要说得那么颓唐吧。艺术家往往就是一些偏执狂、狂想症患者和幻视者。因为他们感受现实的方式与众不同，才会有那么敏锐的艺术体验。一旦回复到正常状态，也许他们的艺术天才就消失了。梵高最好的画作都是在疯癫状态中画出来的。这些人都是艺术的殉道者，让人不知是该羡慕他们的命运，还是为他们所背负的痛苦而唏嘘。

王跃文：应该说是敬畏。我读过芥川龙之介的一个短篇小说，写一个画家，好像叫良秀，只爱自己的女儿，却为了画好一幅表现人在地狱之火中挣扎的画，把女儿用铁链绑在车里，活活烧死，自己却只顾入神地观察女儿在烈火焚烧中的恐惧痛苦的神态。那太恐怖了。我敬畏，却无法接受。

伊渡：芥川龙之介的这篇小说我读过，叫《地狱变》，不是画师自己把女儿绑在车上的，而是他向他的主人崛川大公请求，让他亲眼看一下人在烈火中被焚烧的模样，崛川大公就残忍地把画师自己的女儿绑在车上烧给他看了。

王跃文：艺术家总有不同类型。像梵高和良秀，我相信他们是非如此不可。艺术的超自然力量使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情感，使他们成为殉道者，有时这就是一种神意。人不过是表达艺术的一个工具。

伊渡：可也有些人自以为是艺术家，艺术还没弄出什么名堂，就先做出了种种丑样子。这些伪艺术家们酗酒打架、满口粗话、放浪形骸、纵情声色，以为自己已然获得了既不对自己负责、更不为别人负责的权力。蓄上络腮胡，就以为自己是普希金。一个月不洗脸洗澡，就觉自己是嵇康、徐渭。嵇康不是说了吗？他“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又说自己“头面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

王跃文：这种伪作家、伪诗人也不少。说起来我也是有些怪癖的。我穿衣最讨厌袖子过长，长过手腕就浑身不自在。小时候，我穿长袖时，总要把袖子卷起来，还非得两边卷得一般长，比了又比，拉了又拉，反复多次才放心。好像是一种强迫症。

伊渡：真的呀？现在还这样吗？

王跃文：现在好些了。可还是有些小毛病。我不喜欢胡子拉碴的样子，几乎每天都剃胡子。我平时如果用手摸着一根胡子茬，一定要想法子把它拔掉，否则食不安席，睡不安寝。经常是在夜里，临睡着了，突然摸着一根胡子茬，就全力以赴去扯。短短的胡子茬柔软、滑手，怎么也扯不出来，却又懒得起床去取剃须刀。很多次，我几乎同一根胡子茬搏斗通宵，直弄得自己气短心跳、异常烦躁。后来，我汲取教训，只要摸着根胡子茬，马上起床去取剃须刀，不然，这个晚上的睡眠就完了。

伊渡：你的睡眠一直不太好？

王跃文：这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困扰。我睡觉时，哪怕心里不想事，也不是同胡子茬搏斗，就是同枕头搏斗。枕头是永远都不如意的，我要不停地调整它的形状和角度。我不知换过多少枕头，后来找到一种灌满中药材的枕芯，也只有一段日子感觉好。我现在最怀念的是小时候在乡下睡过的荞麦壳枕头，现在好像已无处可以寻得。

伊渡：你写作上有什么癖好没有？比如马原，无论何时，哪怕大白天，写作时一定要开一盏台灯，把稿纸笼罩在光圈之下。贾平凹写作习惯好像也很怪，听说他一定要拉上黑色窗帘，还得焚香，好像一种宗教仪式。

王跃文：我没有。我可以在开着的电视机前写作，也可以拿着手提电脑到树林子里写作。很容易进入写作状态，一般来说写得也很轻松。我记得写《亡魂鸟》的时候，应朋友之邀在湘西一个小城度假。我住在山里，山上树木葱茏、清荫蔽人，山腰有个小木亭子，倾斜的亭柱子树皮斑驳，颇有古意。我每天带上电脑到亭子里去写作。那亭子又恰巧是过山行人的必经之地。山民们打着山歌呼啸而过，他们不管我，我也不管他们，各自相安。

细想起来，我可能还有种时间焦虑症。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要知道准确的时间，哪怕半夜醒来，我总是下意识地去摸枕下的手表。时间无缘无故地流逝，我为此焦虑。我总是在想，哎呀，十二点了！哎呀，一点钟了！

伊渡：可见你平常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很悠闲的。你为什么会如此焦虑时间的流逝？

王跃文：我想根源在于写作。我需要不停地写作，不然心里就发慌。而写作是需要时间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这个毛病，他们在一块总是自己先玩着，到吃饭的时间才打电话邀我出去。吃饭之后，我嘴巴一抹，立马走人。他们该玩什么，玩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