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北京之夜（七）

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内，美国第46任总统—尼克松在1968年提出旨在从亚太收缩的“尼克松主义”，不过收缩并不等于放弃。尼克松的意图是利用亚洲地区各种力量的对立来“相互制约”，以维持“全球均势”，最终暂时守住美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而在这所谓的各种力量之中，尼克松很清楚的知道惟有中国才能牵制住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步伐。在1971年尼克松更在其《对外政策报告》之中公开提出了“国际三大角”战略。

尼克松认为世界在“过去二十五年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那些挑战”。“从经济角度来说，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三大力量中心。他们是：美国、、苏联、中国大陆，。这三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他强调指出：“世界史上存在较长时间和平的时日，只是那些存在均势的时期”因此尼克松在实现均势构想的过程中，明确提出“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就是改变了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尼克松的所谓“三大力量中心”之说在当时的美国政客眼中更近于吹捧。但是尼克松却解释说“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不清中国的潜在力量，但是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又言：“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而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中国领导人—**虽然在莫斯科方面日益强大的压力面前选择了邀请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但是却也深知对方“通过让北京在亚洲和世界起更大的作用，美国也许能够获得更多的用来压倒神经质的苏联的杠杆力”的真正用意。虽然都是大国领袖，但是**国际大战略的设想之上却比尼克松更具雄才伟略。

1973年2月，**在与基辛格谈话时提出“我给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1974年1月，**在与“南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又提出，“我看，美国、日本、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

与“国际大三角”战略相比，**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显然更令苏联方面感到无所侍从。可以说如果只是中、美两个国家的话，即便形成了稳固的战略同盟。在当苏联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之时，华盛顿也不太可能冒着与苏联之间爆发全球热核战争的风险挺身而出。因此中、美两线牵制苏联的战略事实上无非是将中、苏之间置于更为危险的战争状态。但是“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却可以在更为辽阔的空间之上对苏联构成威胁，令这个拥有陆地上最长边境线和邻国的军事强权陷入疲于奔命的状态。

而1979年爆发的阿富汗战争则可以说是**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最好体现。除了传统的国境线之外，苏联还有更为深远的国家利益线。从沙俄时代开始，莫斯科便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虽然凭借着骁勇善战的哥萨克骑兵以及不断依托着现代化的铁路线延伸的俄国商站，俄罗斯人可以迅速的从衰弱的蒙古帝国手中接收整个亚洲腹地直到太平洋的海滨。但是这些地区不是居住着对俄罗斯人充满着敌意的少数民族便是地广人稀的苦寒之地或荒沙大漠，因此除了帝国西部的核心地域之外，可以说沙俄帝国的绝大多数边境线都处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状态。

当然出生于同样恶劣环境之下的斯拉夫人并不缺乏戍守边疆的战士，但是在辽阔的国土却令每一个边境地区的驻军部队都必然成为帝国财政的负担。因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那些与沙俄帝国接壤的邻国都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使之附属化，成为为俄罗斯拱卫边境的卫星国。因此在这条国家利益线之上，从西向东与俄罗斯比邻的芬兰、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直到中国以及隔海向望的日本。因此历史上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曾在俄罗斯的武力威慑和外交拉拢的双重作用之下。

而阿富汗恰恰是这条从沙皇时代一直延续到苏联时代的国家利益线的中枢和最为关键的节点。如果苏联处于守势，那么阿富汗是防御苏联最为空虚的中亚地区的前出屏障。而如果苏联处于攻势，阿富汗则是莫斯科铁骑南下饮马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最佳前进基地。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围绕着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发生争执时开始，莫斯科便将阿富汗拉入了苏联的怀抱。勃列日涅夫时期后，更加强了对阿富汗的渗透和控制，向阿富汗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使这个群山之国装备落后的国防力量基本上达到苏联军队60年代的水平。

但是要让一个长期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接受无神论的中央帝国—苏联的领导，这一切本身便如同人阿富汗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1978年所谓的“四月革命”之后，将阿富汗的国旗也改成与苏联相似的单一红色。喀布尔街道两旁的房屋门窗也都涂成了红色，令整个首都变成了一片“红海洋”一样即不协调，更激起了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阿富汗人的反感和愤怒。

最终阿富汗民众的这种不满和愤怒被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野心家—阿富汗总理—哈菲佐拉.阿明所利用，在1979年9月推翻了亲苏的阿富汗最高领导人—总统塔拉基，并进一步酝酿成了一场即将席卷整个阿富汗国家的“反苏风暴”，阿明上台后，公开指责苏联插手帮助塔拉基策划阴谋，迫使苏联撤换了驻阿大使普扎诺夫。他还要求苏联撤回在阿富汗的3000名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并拒绝了苏联向其发出的访苏邀请。

“我记得在1979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上，你也曾提出了反对意见！”面对着沉默不语的奥加尔科夫元帅，苏共中央总书记柯尔莫哥洛夫突然旧事重提，将话题转向了在出兵阿富汗问题之上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之间的分歧。

“是这样的，总书记同志，直到今天我仍保留我个人对出兵阿富汗问题的看法，因为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的角度去考虑，直接出兵阿富汗都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虽然在副总参谋长的阿赫罗梅耶夫上将的运筹帷幄之下，苏联红军轻松的解决了阿富汗问题，并一路南下直达阿拉伯海之滨，但是奥加尔科夫元帅依旧认为这一决策从长远角度考虑都无利于苏联的全球战略。

“事实上我完全认同你当时的看法：‘美国佬除非是疯了才会在越南之后又跑到阿富汗去，这将是他们送给我们的最好礼物。至于中国，不去主动招惹他们就最好。’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无力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面对执拗的总参谋长，柯尔莫哥洛夫只能苦笑着说道。

“我知道，在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无上权威之下，干掉阿明、夺取阿富汗的决定是谁也无从更改的。”对于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柯尔莫哥洛夫的无奈，奥加尔科夫元帅颇有同感。虽然在入侵阿富汗的过程之中，有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军人参与其中：除了中亚军区和土库曼军区的10个摩托化步兵师以及从白俄罗斯军区和南高加索军区抽调来的空降部队之外，作为策应，苏联总参谋部还命令在西欧的苏联驻军和华约集团的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远东和蒙古驻军同样进入一级战备的状态，

但真正参与决策却只有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以及时任克格勃主席的柯尔莫哥洛夫五个人而已。而这5个人之中真正一锤定音的无疑还是勃列日涅夫那句低沉而威严的“我决定，干掉他！”。而其他人惟有按领袖的意愿去行事而已。

“不，你错了！即便是勃列日涅夫同志事实上在入侵阿富汗的问题上也不过是强大的苏联红军手中的橡皮图章而已。军队和军工集团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和平。当没有任何的理由再扩充军队和更换装备的情况下，他们便对战争趋之若骛。”曾经身为克格勃主席的柯尔莫哥洛夫当然清楚在入侵阿富汗的过程之中，苏联军队内部对政治局所施加的压力，甚至连二战时代的名宿—崔可夫元帅都亲自致信勃列日涅夫。

曾经在珍宝岛冲突之中提出使用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苏联军队强硬派的代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英雄—崔可夫元帅这一次在信中搬出现代俄罗斯之父—彼得大帝的遗训。沙皇彼得大帝曾经有一份一直保存在保险柜中的遗嘱，直到他死后50年，即1775年才公布于世。彼得大帝在这份遗嘱中说，不论谁继承他的王位，都应该向南推进到君士坦丁堡和印度。因为在他看来，“不管谁在那里统治，谁就将统治世界。”彼得大帝预言：“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

虽然曾经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的崔可夫元帅从1972年便已经改任国防部总监小组组长处于半退休状态，但是其在军队之中仍具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而其关于通过阿富汗南下印度洋的主张更并非他的个人意愿，而是代表了苏联军队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呼声。而在苏联红军这样一头巨兽所明确表达出来的**面前，即便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局往往也只能予以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