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天使美丽不再（9）

阮梅：自前年“两会”以来，党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自上而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这是孩子之幸，农民之幸，也是国家之幸。只是，我们国家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别、改善农村留守孩子生存环境的一个长效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于中国国情，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状态还将持久地存在。作为一个多达2000万人的庞大群体，谁来为他们修补破损的亲情天空、成长天空？他们的未来究竟会承载怎样的命运？我期望《世纪之痛》这部书，就是一个立起来的问号，期待它能够引起更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以及社会上更多的人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思考，行动，从而达到正视现实，群策群力，逐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目的。

至于作品本身，我没有任何企望。事实上，我并没有将它作为“作品”来看待。它只是我内心情感的一些真实反映，是我提供给有志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者的第一手材料，是我为社会喊出的一声“痛”。

乔卫：我想呐喊来自内心的召唤，来自对社会民众关切的原动力。从2005年开始，阮梅把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节假日，用到留守儿童问题调查上。我在后记中看到这样的文字：“那时候，我的确没有想到调查的路会如此艰难，以至于今天走出去的路，明天还能够安全地走回来，都是问题。最初的我，像一个没有准备任何干粮与行囊，没有一张明确的路线图，仅凭着热情和冲动，就朝一个模糊的目标出发的行者。”接下来还写道：“我动摇过，想到过放弃。但每在这时，那些留守孩子的脸——顽皮的、嬉笑的，更多的是木讷的、流着泪水的脸，就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他们那么幼小，那么需要关爱，那么需要他人的帮助。”我想有情感才能创作好的作品，在长达几年的采访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哪些画面是经常浮现在你脑海当中的？

阮梅：大到2000万之多的留守儿童数字，小到孩子的一个眼神。只要提起父母就想流泪的那种眼神。孩子长期缺少父母亲情照管，一旦被人问起父母，更多的孩子虽然内心百感交集，但外表显现出的却是问不出言语的沉默，这种沉默让人极其难受。有一个八岁男孩坐在我面前，既不说话，也不回班级，只是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十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想离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不得不离开时，我看见他终于泪流满面。在调查中看多了这种眼神，我常常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直到现在，我仍然还没有从这种眼神中走出来。

乔卫：我想阮梅说这话的时候，内心的感受是非常深的。经过这么久的调查，从宏观上，从社会方方面面齐抓共管方面有那些建议呢？

阮梅：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近些年，中央政府一直十分关注与重视，并且出台了系列举措。应当说，一个全面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新时期已经到来，但仍然期待全社会的整体参与。

孩子是家庭的，国家的，也是社会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它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享受了改革带来的方方面面成果的同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的解决需要我们整体的参与，全社会的担当，而不能简单地将责任直接推给中央政府或者农民工。面对那些缺少亲情关爱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出回应。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多考虑：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完善学校德育教育，新增儿童教管资源，创立专门代管机构，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政府责任主体，强化媒体舆论监督，形成全民参与的态势。只有大家一起努力，全社会共同建立起一个相互依托，优势互补的强有力的综合性社会支持体系，才能有望彻底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乔卫：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农村个人生存发展权益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儿童，很多问题是通过家庭和家族力量进行解决，这是中国的传统。这和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是不相同的，西方实行的主要是国家福利制度。我们有没有良策可以借鉴呢？

阮梅:国情不同，西方有的理念不一定有可借鉴性。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产生的特殊问题，解决起来只能靠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

乔卫：纵览阮梅的作品，给我一种感觉，作者总是带着母性的情感来进行写作。在阮梅的笔下，总是能敏感触到来自母亲的细腻、温和和宽容。说到孩子，阮梅因为写作，接触了很多孩子，这些年接触、采访了多少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身上有没有共同点？

阮梅：八百上千，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苦一点也可以。因为对孩子来说，父母才是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