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序言（1）

艾恺本集是在我和梁漱溟首次访谈之后所做的第二次的访问内容。第一次的内容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为题出版，这第二次的内容并非“通常的”口述历史出版品。且让我以我所在的国家——美国为例，来稍作解释。大体来说，口述历史有两种形式：“大众式”和“学术式”，在各形态间另有一个区别一般群众及历史名人口述历史的界线。第一个形态（包括两种形式中的“一般群众”方法）——“大众式”口述历史——强调自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着手来掌握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脉络。

StudsTerkel（斯塔兹?特克尔）的专书具体表现了这种大众式的口述历史研究方式。他本人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跃人士，也是一位记者。凭着1966年口述历史的专著DivisionStreet:America，他在美国及世界的意识中留名(DivisionStreet是芝加哥市内一条主要街道名)。该书狂销数百万册，同时也是Terkel出版的一系列口述历史专著中的第一本。1970年，Terkel出版了HardTimes，该书与前书属同一类型，内容是描述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该书同样造成轰动。在这两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Terkel赋予许多在“历史”中没有声音的一般民众以“声音”；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给他自己“声音”；尽管这些专著是根据由录音带所录制的对谈而写成，Terkel本人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却透过一些技巧而清楚地呈现，包括他所问的问题，为了提示重点而引导谈话方式，以及最后的编辑过程等。

相比之下，我和梁先生的访谈内容以全然未经编辑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因此，内容有些许重复，甚至有一至二处事实错误。在前一集中，我的问题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导，他在第一组访谈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观点；在第二组访谈中，我试着引导他朝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间的交往来做发挥。除了刺激他的记忆以及保存他能记住的任何东西以外，我无其他的想法。

Terkel的著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界兴起的一种趋势的反省。该趋势的研究重点是由贵族(国王及将军)向普通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历史”转移。相比之下，“传统”的口述历史研究就像哥伦比亚大学在1948年所设立的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它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组织最庞大的的历史计划。它主要包含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传式回忆录的录音。

当我在1980年首次访问梁漱溟时，他还不是太出名。在我的传记出版前，当时在西方、中国甚至全世界，少有学者认真看待梁漱溟。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频繁访问中国大陆时，大部分人还只是因为**的有关著作中记载了**对梁漱溟的批评因而听过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当梁漱溟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历史著作中，他总被归类为“保守派”，无一例外，他也因此被贬为已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而和现今无任何关联。

第二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不同，在于对于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历史研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受访者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自传叙述是为了“历史”所录制。他们是在制造待收藏(被编辑之后)的文件，这些文件可能成为历史记录的主要史料来源。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计划为例，受访人的某些准备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为“历史”留下记录。这些访谈资料具有一定的准备性、计划性的特质。它们不但得经过仔细编辑，甚至予人留下准备出书前的书稿形式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