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日本在行动
李海本来满心欢喜的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程，他本人对欧洲的教堂和油画颇感兴趣，尤其对教堂上的尖顶和哥特式建筑以及镶金的装饰情有独衷，因为这些装饰品都是纯金的，而整个欧洲这样的教堂数不胜数，这要是有朝一日攻进这些国家，而自己是接收大臣，把这些黄金都抠下来得够自己花几辈子呀，虽然现在打这个盘算还早了一点（准确的说是早了好多），不过他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为了让李海归国，同治一连向德国公使馆发了好几封电报催李海回国（也许同治真的是急昏了头了，李海才出去不到两个月，怎么可能到德国呢），与此同时李海为了显得自己身份重要给德国方面发了电报，幸好德国的电报房内有人，把这条消息及时报告给了驻德公使，公使立刻把皇上发给李海的电报文稿发给了李海，李海当时的船队还在距离马六甲海峡不远的地方在补充淡水。
李海收到电报后左右为难，因为皇上急吼吼的圣旨让他不得不返航，而返航意味着这次采购军舰的事将要泡汤，因为这次的随行人员也只有自己有能力来胜任购船事宜，而驻德国的公使李凤苞虽然有些舰船知识，（大部分是自学的而已）但比起自己仍是差了好多，所以李海这次决定抗旨继续其欧洲之行，不过李海是个面面俱到的油滑的官吏，他料想如果这样顶回去，恐怕以后君臣之间会有嫌隙，虽然自己的历史知识不是很全面，但还是知道历史上开始关系比较亲密的君臣在以后的共事过程中是怎样被皇帝玩死的，皇帝大部分都是很小心眼的，而且伴君如伴虎这句话也是时时铭刻在李海的心上的，因此他油滑的在信中写了好多表忠心的话，写的自己都感到有些肉麻，一力证明自己时时刻刻都在为了大清国和皇帝着想，这次无奈抗旨正是自己为皇帝效劳的明证，而且还说明自己现在即使返航也得一阵子，而且以眼下日本尚无与中国展开一场决战的实力，只要我朝加强沿海的防御与台海的战备不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最好再拖他一阵子等到德国的火炮安装完毕再与日本人叫板，结尾写上了臣李海浅漏之言。
北京的同治收到了李海这样的电报，心中的怒火本已升起，但看李海言辞之恳切实在是找不到什么话头来申斥他，同治气得把御花园里的树砍伤了好几棵来泄心中的郁闷，并深深自责，怎么在节骨眼上把李海外放了，虽然很愤怒，但愤怒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就像人们往往鄙视一个逆来顺受，丝毫不想抵抗和报复的人，他的麻木不仁的行为让我们像愤恨敌人的傲慢一样气愤，因此对于向凌辱和虐待俯首贴耳的人，人们往往会感到义愤填膺。他们希望那个人奋起反抗，报复打击他的敌人，这样就会满足人们的义愤，赢得人们由衷的欢呼和同情，很明显同治是不需要一个逆来顺受的李海的，而同治也不是历史上的昏君，所以对李海的这次软抵抗同治并没有太在意，毕竟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李海是唯一一个可以和他说点知心话的人了。小理
副岛仲臣于二十日后返回日本东京，向明治天皇报告了自己此行的经过，明治天皇未置可否，明治本意是试探清廷的虚实，但同治给他使了一招太极的推手，使他不敢笃定，但是他在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一个代表团乘坐龙骧、筑波号军舰去天津，与李鸿章交换《日清修好条约》文本，之后率团前往北京，副岛向天皇宣称，他在总理衙门谈到琉球事件时，曾听中方说台湾为“化外之地”。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很清楚台湾为中国领土，清朝总理衙门所说的“化外”是指台湾府未予治理的牡丹社番地。对于日本特使柳原前光在总理衙门交涉的狡辩，中方当时便据理驳斥之，指出“日之是夷、美之红藩，亦未服王化”，日方也承认“唯是藩域与贵府治犬牙接壤”。但是明治觉得既然中方未明确表示台湾番民受清朝管辖那么自己就有了出征的借口，明治派遣陆军大辅西乡从道陆军中将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赤松则良海军少将和谷干城陆军少将为台军，准备征讨台湾。虽然这对明治来说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但是这也是他必需跨出的一步，日本的未来就在于他的勇气了，因为日本是神的国度是神国，有天照大神的保佑。
同治本以为安排下去了以后就可保万无一失了，不料刚到台湾就任的刘铭传就来了奏报：
本年二月初七日，有日本国水师官姓水名野遵，并同伙洋人一名，共计二人。带游历执照一纸，于是日申刻由旗后口到枋寮。初八、九等日缘风叽过大，未能启程。初十日，即坐小舟进抵琅峤。据称欲至柴城一带地方，查看牡丹社、龟仔角等处山势形胜。即日旋返旗后，仍回本国等语。卑职会同千总细察其情节，洋人随带仅有纸笔等件，莫非欲绘琅桥一带舆图而已。
此后王懋功与郭占鳌一直是日军来台动向始终居于接触前线传禀各项消息最出力人员。署凤山县令李煤炭根据探报，于二月十九日上禀台湾最高主官台湾道夏献纶（字小涛）。夏氏批示有云：“据禀已悉，仰再随时查探。以后如有洋人前往琅桥一带，作何举动，即行飞报察夺。”台湾道既已得知日本水野遵在台湾南部勘探地形，并批示凤山县令及属吏详加侦察，显见其有一定警觉。唯其转报闽浙总督及福州将军，则须延至二月二十五日。实因等候赴闽省长胜轮船船期，至二月二十六日方行呈达将军及总督。此时福州将军文煜（字星岩）、闽浙总督李鹤年（字子和）、船政大臣沈葆桢（字幼丹），大致均已获知日本图谋台湾消息。日本图谋进兵台湾，虽其动机酝酿，中国缺管道事先警讯。唯其进兵行动开始，中国闽台官方当局实已大致了悟，认清事体严重。就资料显示，中国地方获知消息来源，大致不出两途。其一，是地方属吏如枋寮巡检王懋功、千总郭占鳌就地掌握日人在台行动。大致一毫不苟，时有探报禀陈。似此末秩微员，十分称职，真可谓是功在国家史乘岂可轻忽。其二，是台湾、淡水海关税务司据外国电报或外商洋行传来消息，亦必然报告给中国地方官。盖税务司虽是全由洋人担任，实仍为中国之海关税务司，台湾道即是台湾、淡水二口税司正式长官，不能不向台湾道报告。
台湾道夏献纶于年二月二十九日正式接获日本派轮船只、运五千日本兵，要到台湾南部登陆驻扎。消息来源是根据台湾海关税司爱格尔在三月初一日所来的照会。照会主要转呈厦门德记洋行的电报，电报有云：该国现动兵船五只，兵五千，其带兵官令即速到台湾西南边上岸，以后即行驻屯。大约亦由厦门经过等语。
据此文件，可知日本出兵人数及运兵船数，在其抵达台湾之前，台湾道已了解清楚，并向闽浙总督福州将军禀明。其时筹谋因应，虽未能洞烛先机，仍有足够时间运兵应援。台湾地方官吏上自疲乏台夏献纶、凤山县令李瑛，以至地区文武王懋功、郭占鳖，俱能表现守土有责，克尽忠谋，未尝有愧职守。
在此同时，厦门洋税务司即于三月初一日照会台湾税务司。同时即于次日（三月初二日）函致北京总税务司，将德记洋行所得日本消息重述一遍：
初二日，由铜线接得日本信息，知日本已派轮船五只，兵五千名，先往厦门，再赴台湾。并闻日本与生番早已讲和，在台湾迤西窥定地基，先行占据。恐用生番，滋扰中国。日本主谋者即美国前领事李让礼，到过生番地面查办事件等语。
消息既经传到李泰国（因为同治不喜欢赫德，所以现在总税务司一职务由李泰国担任）李泰国自必报告总理衙门。原来广州税务司来函，在三月初五日到达北京，李泰国当夜进总署，面陈日本用兵台湾动向。总署留下纪录云：初五日夜，赫德来见，面称：连接广东等处税司禀报，日本前有兵船一只在潮州停泊，时常上岸操演。澎湖亦有兵船一只。本日接日本国新闻纸，内有该国君主谕令该国臣民，除现有兵船外，仍备兵一万五千人，船三只，前赴台湾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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