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周纪一 （1）

?威烈王

威烈王二十三年。

威烈王打破常规，第一次任命大夫为诸侯。他们分别是晋国的大夫魏斯。赵籍和韩虔。

就这件事，司马光评论说：臣听说天子职权的体现莫大于礼，礼的体现莫大于名与分，什么是礼？礼就是国家的纪纲。君臣之间是为分，公侯卿大夫是为名。之所以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都只有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却只能奔走服役于一人，这不就是因为以礼作为纪纲的缘故吗？因此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驭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在上者指使下属，就如同人的心腹运用手足，树的本根指挥枝叶，下属服从上级，就如同手足卫护心腹，枝叶庇护本根。然后才能够上下相保，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因此说，天子的本职就在于守礼。文王制易，以乾坤为首。孔子所著的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位。高低有序，贵贱自然自定。这说的是君臣之位，就如同天地一样，是不可以随便的调换位置。春秋的时候，贬抑诸侯，尊重王室，王室虽然微弱，但论序在诸侯之上，由此可见圣人对于君臣之道无时无刻都在遵守。他们总是以为，作为天子，只要没有桀纣之暴，即令没有汤武的仁德，也应该严守君臣的本分，守节伏死。假设以微子来取代纣王，则成汤天下不会灭亡。以季札为吴国的国君，则吴太伯的后代就不会灭绝了。这两个人之所以宁亡国而不为君，就是因为他们以为礼的大节不可乱。因此说，礼最重要的环节是一个分字，礼用来分辩贵贱，裁定亲疏的顺序，而这一切的顺序以名与器来决定，名器已定，则天下万物杂而不乱，各有统属。如今名与器皆亡，礼又怎能独自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有大功于卫，不愿接受封地而希望卫侯答应他朝拜时用诸侯的仪仗，孔子以为不可，因为名与器是礼之大节，不可轻易与人。卫君待孔子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老百姓将无所措手足。诸侯的仪仗，作为实物，微不足道，但是国家的名器，如果任其胡来，则无上下之序，因此孔子珍惜它。世上的事往往都是由小成大，圣人的眼光远大，能够从细小处看到以后坐大的后果。我们平常人目光短浅，总是等到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了才想起去补救，从小处着手，则用力小而功效显著。若等坐大了再去处理，就会收效甚微了。易经上说，覆霜坚冰至。书上说，一日二日万几，就会日积月累，尾大不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唉，自从幽厉矢德，周道日衰，纲纪崩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已经十分丧失七八分了，然而文武所创基业，犹能绵绵相继，是因为周氏的子孙犹能坚守礼的名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初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曾向襄王请求葬礼用王室的制度，襄王不许说：“这是区分君臣之位的王法，相信叔父也不希望乱了上下秩序。不的话，叔父自有封地，尽可以自己使用王室的礼仪，何必向我请示呢？”文公于是惊惧而不敢违背周王的命令。就是这个原因，以周之地，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不多于邾莒，却能够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兵，这是因为名与器尚存的缘故啊。至于季氏在鲁国，田常在齐国，白公在楚国，智伯在晋国，他们的势力都足以逐其君而自立，然而却是不敢，这岂是他们的力量不足抑或于心不忍呢，他们是怕奸名犯分引起天下公愤。如今晋大夫凌藐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实之以名分，使他列于诸侯，是连区区名分都不能守而拱手让人了。先王之礼，到此也就丧失殆尽了。或许有人以为当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不想答应也不行。其实大是不然，当时虽然三晋强盛，如果悍然不顾天下之诛，就不用向天子请示而自立了。这样，他就为悖逆之臣，当时天下若有桓文之君，就会奉礼义而征讨于他。但如今他请于天子而天子答应了，就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谁还有理由来讨伐他？因此，三晋得列于诸侯，并不是三晋坏礼，而是天子自坏，从此君臣之礼既坏，天下人争相以智力相雄长了。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泯灭几尽。实在令人痛心。

当初，智宣子将立智瑶为后，智国说：“不如立智宵。智瑶有五贤过人，但有一不屑随之。”

宣子说：“你说说看。”

智国说：“智瑶的五贤是：其一美质长大，其二射御足力。其三技艺毕给，其四巧文辩思，其五强毅果敢。但有一点，他的为人却是甚为不仁。一个人以五贤凌人，却以不仁作为行事的准则，试想有谁能够担待他？如果立智瑶为嗣，智氏必灭。”

智宣子不能听智国的劝说，还是立智瑶为后。智国见状，求太史另立别族，太史使其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子叫伯鲁，幼子叫无恤。简子将置后，不知当立谁，就用竹简写下了两道训诫，让他们认真的熟记。过了三年向他俩问起，伯鲁不知所云，他的竹简早已丢失。再问无恤，对答如流，向他要竹简，则从容自袖中取出。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为后。

赵简子又使尹铎营造晋阳城，尹铎请示说：“主公是要将晋阳建成一座华丽的城镇呢，还是希望将来能成为国家的保障？”

赵简子说：“当然希望将来能成为国家的保障。”

于是尹铎减损户口，轻徭薄赋，晋阳城人心归向，人人愿为赵氏一尽死力。赵简子对无恤说：“他日赵氏有难，不要小瞧了尹铎的功劳。也别以晋阳为远，一定要奔向那里。”

智宣子卒，智襄子智瑶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在兰台宴饮，智伯嘲戏韩康子，并侮辱其臣段规。智国知道了，就去进谏说：“主公应该提早防备祸患，否则大难将至了。”

智伯不屑地说：“大难将由我而构，我不为难，谁敢为之？”

智国说：“不然。夏书上说，一人三失，怨岂在明？没有人能知道别人的图谋。君子能从小节上约束自己，才不会有大祸临身。今天主公一宴而羞辱人的君相，又不知防备，只是说，别人不敢兴难。这也太过分了。蚂蚁蜜蜂，都能害人，何况人的君相呢。”

智伯不能听。

智伯向韩康子求地，康子不想给他，段规说：“智伯好利而刚愎自用，不给他，将要起兵伐我，不如给他。他喜于得地，一定还会向别人索取。别人不给，她就会举兵相向，我们就可以静待事态的发展，见机行事了。”康子说：“好吧。将万家之邑给了他。智伯大为高兴，就又使人向魏桓子求地，桓子不想献地。相国任章说：”：为什么不给他？“

桓子说：”他无故索地，就是不能给他。“

任章说：”他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我给他地，智伯一定高兴，就会产生骄纵之心。他骄纵就会轻敌。而诸大夫惊惧就会抱成一团，互相亲敬。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能长久，周书上说，将欲败之，必姑骄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公不如权且给他，以骄其心。然后我们可以择交而图智伯。为什么要以我们自身的力量而与智伯对抗呢？“

桓子说：”很好。“同样割给他万家之邑。

智伯又向赵襄子无恤求取蔡地的皋狼之地，赵襄子不给他。智伯大怒，帅韩魏两家的家甲围攻赵氏。襄子将要出奔，问手下人：”我该到哪里去呢？“

从人说：”长子城在就近，而且城墙坚厚，可以去那里。“

襄子说：”民众精疲力尽才使城墙完工，又以疲惫之躯坚守它，人们谁会为我尽力？“

又有人说：”邯郸的仓库充实，可以去那里。“

襄子说：”那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老百姓穷困潦倒，谁肯为我卖力？“我们应该去晋阳。那是先主临终时一再嘱托要去的地方。尹铎为政以宽，必得民和。于是就带领手下出奔晋阳。三家以国人围城，并决晋水灌城。城墙眼看就要让大水淹没了，城中百姓却绝无叛意。智伯与韩魏二君在水中视察。智伯说：”我如今知道水原来可以灭亡人的国家了。“

桓子以肘碰韩康子，韩康子俯首会意，他们知道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这两处可是他们的国都。当下各自心惊。

息辟对智伯说：”韩魏一定要造反了。“

智伯说：”你怎么知道？“息辟说：”从他们的表现看出来的。当前的形势是，我与韩魏连兵以攻赵，赵亡，下边就轮到韩魏了。这是他们的忧虑。今日主公与他们相约胜赵而三分其地，赵城将拔而二君无喜志，不是将要反的征兆吗？“

智伯一笑置之。第二天，将息辟的话告诉了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这个人想要为赵氏游说，故意使主公怀疑我们二家而放松对赵氏的围攻。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不看到即将到手的利益，而去行那危难不可行的事呢？“

二君告别出来，息辟进去说：”主公怎么将我说的话告诉了二人？“

智伯说：”你怎么知道？“

息辟说：”臣见他见了微臣仔细打量，然后低头疾走。是因为他们知道臣看透了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智伯说：”我已经和他们击掌为誓，永不二心，你就不要再说什么了。“

息辟见说不服智伯，恐祸及身，就向智伯请求出使齐国去了。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城见韩魏二君，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围攻赵氏，赵氏亡，接下来就是韩魏了。“

二君说：”我们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恐事未遂而谋先泄，马上就会有祸事。“

张孟谈说：”计谋出自二君之口，而入于臣之耳。更无外人知道。又有何伤？“

于是二君与张孟谈约定举事的日期，送张孟谈回城。赵襄子趁夜派人杀掉守堤的军士，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两军分两翼夹击，赵氏军兵迎面痛击。智伯大败。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只有智国因为改姓为辅，得免于难。

关于智氏之败，司马光评论说：”智伯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才胜于德的缘故。才能与德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世俗之人往往不能分别。统称为人的贤能。这是他们之所以不能正确的体察人才的原因。聪察强毅称为才，正直中和是为德。才能，是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道德，又是才能的指挥者。生于云梦的竹子，是名满天下的利器。然而不经过一番加工，就不会无坚不入。产于棠溪的金属，是制造利器的原料，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就不能成为利器。因此，才德兼备的人才称得上圣人。才德俱亡，便是愚人。品德胜过才能的人，可称为君子。才能高过品德的，称为小人。大凡取人之术，假如得不到圣人君子，宁得愚人也不要得小人。这是为什么？君子挾才以为善，小人挾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善无不至。挟才以为恶，恶亦无所不至。愚人虽欲为不善，智力都不能胜任，就如乳狗搏人，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成其暴，用之则是与虎添翼，其危害是很大的。德是人们所敬仰的，才则是人们所喜爱的。喜爱容易亲近，敬仰容易踈远。因此察人的人多数都弊于才而忽略了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才导致了破国灭家。岂是只有智伯一个？所以啊，治国治家者，若能准确的分辨出才能与品德的区别，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又怎么会出现国无贤臣的状况呢？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便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智伯报仇，就诈为刑徒，私带匕首，入襄*中塗厕。襄子去厕所时心动，使人搜索，得豫让。左右想要杀他，襄子说：“智伯死无后，而此人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位义士。放了他，我小心防范就是了。”

于是就放了他。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在街市上行乞。他的妻子已经认不出他了。但他的朋友见到他就认出了他，流着泪对他说：“以君之才，完全可以先臣事赵氏，然后趁机下手，何必自残如此。”

豫让说：“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想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这样是很难得手。但我就是要这样，以此来警示后世为人臣而有二心者。让他们感觉羞愧。”

襄子出行，豫让预先藏于桥下。襄子过桥马惊，心疑，使人搜索，得豫让，就不再赦免他，当时就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