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他花一百万买俩孩子,还没到手就被抢了

16 他花一百万买俩孩子,还没到手就被抢了

2016年国庆期间,我正和周庸在俄罗斯度假,一个人接连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叫李超,是我高中同学。

他的嗓子有点哑:“我儿子丢了,希望你帮我找一下。”

我上一次见李超,还是2015年年初,我们俩一起吃火锅。他当时在一家大企业上班,做财务。他刚和老婆领了证,要办结婚典礼,来给我送请帖。

我问他做婚前检查了吗。他说没做:“不想做。”我问他为什么。

李超喝口酒:“怕丢人。就咱俩,实话实说啊,我怕我检查出精子质量不行。要是检查出个不孕不育什么的,太丢人。”

我说:“超儿,你是不是把简单东西想得太复杂了,婚检根本没有检查精子质量这一说!”

李超听我说完还不信,我只好掏出手机给他找证据。

李超过两天带媳妇去专业的体检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李超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但他媳妇却查出了点毛病——她的输卵管和**都有点问题,受孕概率将会非常低。夫妻俩都是爱孩子的人,伤心了几个月后,决定采取一种极端办法——代孕。

代孕在我国几乎变成了一项刚需。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很大,每年都有数万婴儿通过代孕诞生。而李超的孩子,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我最后一次和李超联系,是在2015年的11月,他经人介绍找到了一家能做代孕的机构。

我平时调查加写稿,很忙,他估计也没闲着,以至于我们俩近一年都没联系了(好像同学之间一年不联系也挺正常的),就偶尔在朋友圈互相点个赞。但接到他帮忙寻找孩子的求助电话后,我和周庸立刻买了当天的机票,坐了近八个小时回到了燕市。

一下飞机,我们立即打车去了李超家。李超家在一个超过十五年的老小区。李超去年搬到这边,因为这是对口小学的学区房,将来孩子上学方便。

我和周庸上了楼,李超招呼我们进屋,在客厅坐下后,他媳妇给我们倒了两杯水就回屋了。

我问李超他儿子怎么丢的,是否报警。

李超摇头:“没法报警。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没办,没法证明是我的,甚至没法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2015年10月11日,经人介绍,李超找到了一家叫圆梦生育中心的代孕机构。

李超到了生育中心。中心的经理很热心地接待他,向他咨询了情况,然后提出了四种合作方式,让李超自己选。

第一种是人工方式,也是合作双方最能够接受、最普及的方式,即在代孕者排卵期,男方体外排出**,女方用注射器吸取注入**。

第二种是自然方式,即通过双方协商,在代孕者排卵期,发生非婚性行为导致怀孕。

第三种就是试管方式,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借腹生子”,由客户提供已经受孕的卵子,植入代孕者体内,这需要有资质的医院配合。

第四种是盲捐方式,即只需要代孕者提供卵子,在有资质的医院提取。李超选择了第三种,试管培育受精卵,然后借腹生子——这能保证孩子的基因完全来自自己和妻子。

我说:“不对啊,这事就专业的医疗机构能做,但卫生部门又不允许医院干这个,他们是在哪儿给你们培育的受精卵?”

李超:“我也不知道。蒙上眼睛,开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采集完精子卵子又蒙上眼睛把我们送回来了。”

我点头:“多少钱?”

“一百二十万。”

周庸:“这么贵!”

李超点头:“我们选了最贵的套餐。代孕的姑娘长相身高都不错,学历也是本科以上的。姑娘怀孕后能住在豪华小区里,有专门的保姆照顾。今年8月初,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因为听说吃母乳能提高免疫力,我打算先放在代孕妈妈那里,吃几个月母乳再抱回来。”

我说:“你确定那孩子是你的吗?”

“应该是,他们说先做亲子鉴定再付尾款。”

我点点头:“孩子到底是怎么丢的?”

据李超找的代孕妈妈说,那天晚上她推着小孩在楼下玩时,孩子被两个男人抢走了。

周庸:“徐哥,我觉得可能是人贩子做的。”

我问他为什么。周庸拿出手机:“最近这条消息都刷爆朋友圈了,两百名人贩子偷小孩。”

我说:“你就不能少看点谣言,这谣言几年前就有了,早辟谣了。不过基本每年都传一次,也不知道谁这么闲!”

我让李超把代孕姑娘的地址给我,我去和她聊聊,看能否发现点什么。告别了憔悴的李超,我和周庸打了一辆车,周庸问司机能不能抽烟,司机说可以。周庸按开车窗,递给我根烟:“徐哥,你是不是怀疑那中介公司?”

我把烟点上:“是,快做亲子鉴定的时候孩子丢了,也太巧了。而且李超前期已经交了八十万元了,就算孩子找不回来,这钱估计也退不了。”周庸点点头:“长途飞行太累,先回家睡一觉再说吧。”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开车来到代孕妈妈所在的小区。这算是燕市里环境比较好的小区,最小的一室一厅户型也得有八十到一百平方米,月租金一万元以上。

按照李超的豪华套餐,高档小区一人一套房、有保姆照顾的生活,起码要持续到哺乳期结束。虽然现在孩子找不到了,但代孕的姑娘还住在这儿。我和周庸按了门铃,上了六楼,一个姑娘站在走廊等我们俩。她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多一点。把我们俩带进屋后,她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转身去倒水。

代孕姑娘把两个纸杯摆在我和周庸面前:“孩子父母急坏了吧?”

我说:“是,盼了那么久的孩子丢了,能不急吗?”

代孕姑娘说:“我也急。孩子要是找不着,我一分钱都拿不到,这一年的**算是白租给别人了。”

我问她和这家代孕机构以前是否有过合作。她说:“有,这是第二次合作了,之前也生过一次。”

周庸:“啊?你生下的孩子,给别人,你不心疼吗?怎么感觉孩子丢了你也没那么伤心。”

她摇头:“我有自己的孩子要养活,做这个(代孕)就是租**赚钱。”我说:“那这是你第三次生孩子?”

她说:“是,我2011年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生子了。而且代孕机构招人时,招的都是生过一次孩子的人,怀孕时有经验,能降低流产的风险,节省成本。”

我点头:“上次找你代孕的是什么人?”

她说是两个男同性恋:“我们有个‘代孕妈妈群’,有时会互相交流点心得——找我们代孕的,最多一种就是身体有问题没法生育的,剩下就是上年纪的失孤人群以及同性恋。”

我站起身假装活动身体,四处扫了眼客厅。电视是壁挂,没有电视柜,茶几和餐厅桌子上都很空,看起来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我背后给周庸做了个拖住的手势:“我上趟洗手间。”

我走向洗手间。周庸往前探,看着她:“现在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代孕姑娘觉得他贴得太近,有点不好意思,往后靠了靠:“还好。”

我趁机开门进了她的卧室,从兜里掏出手套戴上,轻手轻脚地翻找。

在床底下一个行李箱的夹层里,我找到了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户口本上的信息确实如她所说——已婚,育有一子,学历是本科。这证明她之前所说的真实度很高——如果身份信息真实的话。我拿手机拍下来后,又找了找,没什么新发现,就给周庸发了条信息:“吸引她的注意力。”

听见周庸的手机响了后,我数了五秒,打开卧室门闪进了卫生间,按下了马桶的冲水键。洗个手走到客厅:“有点坏肚子,没什么事咱走吧。”

出了小区,我和周庸站在车边抽烟。“徐哥,下一步什么计划啊?”

我说:“我刚才拍下了她的身份信息,先验证一下真假。要是她身份什么的都没说谎,证明这人心里应该没什么鬼。”

周庸:“怎么验证身份真假啊?”

我告诉他可以通过学籍:“你学着点,我现在拿着她的身份证号去注册学信网——这网站实名注册后可以查看学籍信息和学历信息,注册手机号什么的不用和身份证绑定,而且大部分人都没注册过。”

周庸:“那别人掌握了我的身份信息后,是不是也能掌握我的学籍信息?”

我说是。

成功注册后,我查到了她的学籍,××大学的2007级,大学毕业的年纪和户口上孩子出生的年龄正好能对上——说明她刚才说的应该是真的。

周庸:“咱下一步是去查那家代孕机构?”

我说:“是,打算假扮成有需求的客户,去那代孕机构看看。”

周庸:“刚才那代孕姑娘说,去那儿的基本三种人,没生育能力、同性恋、失独的中老年人。失独老人你肯定演不了,岁数不够大;不孕不育和同性恋你选一个吧。要不咱俩合伙演次同性恋吧,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我说选不孕不育,然后拿起手机给田静打电话,问她有没有时间。

下午两点,我和田静到了圆梦生育中心。到了前台,一个正装小帅哥热情地迎了上来:“您好,是熟人介绍还是网上找来的?”我说我是在网上搜到的。

他笑着点点头:“那您搜出的前两条应该都是我们,一个月二十多万元广告费呢!”

他介绍了一下情况:“我们和燕市的几家三甲医院都有合作,用的都是美国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可以随意选择性别。”

我问他,卫生部不是不让医院和医护人员参与代孕,否则吊销执照吗?他摇摇头:“现在这都是大趋向。要真不让,国家为什么把这个从违法行为中摘除了呢?美国法律为什么允许呢?是吧?这东西还是有存在的价值。”他又说。

田静看着我:“要不咱别做这个了,收养一个吧!”

小帅哥笑了:“姐,您这么说就是不懂行了,来我们这儿的好多人都是去收养小孩没收养到的。中国有四千多万不孕不育人口,按照这比例算,不孕不育家庭的收养需求超过一百万,中国约有六十二万个孤儿,而官方的福利院里仅十几万人,需求和正规渠道可收养人数差不多10:1。您知道这竞争多激烈吗?我听来我们这儿办代孕的客户说,从福利院领养个孩子,交十来万,还得排上两年。”小帅哥说得十分顺溜,显然不少说。

我点头:“那你们这儿都什么价位啊?”

他说:“我们这儿什么价位的都有!您二位是想选哪种呢?自己生还是代孕,是全基因还是一半基因?”

我说全基因,找人代孕。

他拿出本小册子给我看:“要是代孕的话,我们这儿最低价格是三十七万元起,最高的是一百二十万元。”

我问有什么区别吗?

他说:“当然,从代孕母亲的质量到生活环境,一条龙服务,都不一样。我们一百二十万元的高级套餐,代孕妈妈都是高学历,高档小区独居配保姆,绝对安全稳妥!一年之后保准您能抱上孩子!而且高级套餐最近又新加了圈养选项,你可以规定代孕妈妈每天的食谱和活动,让她完全按照您说的执行,还可以通过摄像头随时监控她的情况。”说起这一百二十万元的高级套餐,小帅哥显然兴奋得刹不住车。

我和田静假装对一百二十万元的套餐很感兴趣,问了半天。田静假装犹豫:“一百二十万不便宜,我得再考虑考虑。我要是在你们这儿买了套餐,然后我反悔了,不想要孩子了,怎么办?”

他说:“那就按合同走,您前期需要预付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在做完亲子鉴定后付。要是您中间反悔的话,预付的钱我们也不会退给您,但是尾款您也不用结了。”

田静:“那代孕的孩子怎么处理?”

她问的正是我也想问的。如果李超的孩子真是他们抱走的,他们很可能就是用处理代孕违约孩子的方式,处理李超的孩子。

他笑笑:“这等您签约以后我再仔细讲。对了,我们这儿有免费的检查,您需要吗?”

田静看了我一眼,我说去看看吧。

他把我们带到靠里面的一个房间,推门进去,房间不大,一张暗色的床放在左边墙边,前面摆着一台有些旧的B超仪。机器的屏幕很窄,管道、机身上都泛着一种令人不舒服的黄色。机器的一个小探头上,包裹着一个避孕套。

女性一生成熟的卵子约为400个左右

小帅哥向我们介绍,这是一台妇科B超设备。经过这台设备的检查,能够发现一些诸如输卵管异常、卵巢异常的变化,应用该设备也能发现使用促排卵药物后,卵泡的形成情况。

这时门口转进来一穿白大褂的眼镜男,看了看我,又看了眼田静:“有人来了,做检查吗?”

田静摇摇头:“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咱先走吧。”

我和田静出门上了车,我说:“静姐可以啊,演技真棒!”

田静:“不是你让我演的吗?还必须像那种有钱生不出孩子的女人。”

我说:“是,咱表现得越有钱,越有可能消费,他才能毫无顾忌地跟我们透露更多信息。”

今天为了装有钱人,我特意把周庸的宝马开出来了。送我出来的小帅哥看见我们开的车,对我们热情地挥手告别。

开出了两条街区,我觉得有点不对:“好像有人跟着咱呢,后边那黑色轿车我看着眼熟,刚才起车时就见到过。”

田静不信:“说不定你错了,黑色车长得没什么区别。”

我说:“静姐,你还会吐槽呢,今天教你个小技巧,有没有被跟踪,一下就知道。”

开了一会儿后我忽然右转,田静:“你疯了,这是单行道,你逆行了!”

我说:“没事,这是周庸的车,只要不被交警现场抓住,到时都是罚他。但现在咱可以确定后边那车是跟踪咱的——他跟了咱一路,习惯性地跟咱右转了。”

田静:“这招确实挺好用,那要没开车怎么办啊?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被跟踪?”

我说有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找个公交车站。假装漫不经心地等车,趁公交车关门前一秒忽然蹿上车,再回头看看那个你怀疑跟踪你的人什么反应,就基本能确定他是不是在跟踪你了。

我和田静开车去了周庸家,看见我们进了地下停车场,那辆跟着我们的车调头就走了。

田静:“你说他跟着咱到底干吗?”

我说:“应该是看看咱有没有财力支付一百二十万元。”

田静:“咱都开这车了他还担心咱支付不起?”

我点点头:“一百来万的车在燕市不算什么。按照最近疯长的房价,这车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住什么样的房子才能证明你的身价,这回看见咱俩进了别墅小区的停车场,估计他们对咱的评判得上个档,会热情更多。”

果然,第二天下午,接待我们的那个小帅哥就打来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说:“哥们儿,是这样,我和我老婆最近感情出了点危机,想试试一起养个孩子能不能把这危机解决了。也有可能过几天我们忽然就离婚了,到时候这孩子我们俩都不要,怎么办?谁养着?”

小帅哥笑了:“哥,这事您别担心,我们保证能办得妥妥的。”我说空口无凭啊。

他说:“这样吧,我给您发一个群,平时遇见有代孕中途出现问题的情况,我们公司都会在里面处理孩子。我把群号发给您,和管理员说一声,您加进去自己看吧。”

这是一个有偿的、网上****的交流群,群里的主力军是两种人:领妈和宝妈。领妈是群里对收养者的称呼,宝妈则是送养一方。渴望****的领妈会拿一笔可观的营养费给宝妈。卖准生证以及婴儿用品的贩子也在群里出没。按照群里讨论的平均价格,****的一方起码要给送养的一方十几万元作为营养费。

我把周庸叫过来,给他看这个。

周庸:“徐哥,这违法吗?”

我说:“当然违法,已经够判刑了。把孩子送给别人,并拿一大笔营养费,即使是亲生父母也得判拐卖儿童罪。”

周庸:“这不算收养?”

我说:“当然不算,中国的收养条件很严的,《收养法》规定了一大堆。通过正当方式****,需要无子女、没得啥大病、保守收养隐私,孩子未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不能打不能骂,不然就是违法。还要没犯罪记录,征信好看,收养人当地的居委会证明,派出所证明……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了得花钱但更快速高效的网络收养。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我十分怀疑这些送养的人里有一些是人贩子。他们通过这种群组将拐来的小孩卖掉。”

周庸:“所以你找我过来干吗?”

我说:“现在可以确信,通过这个群组,在他们可以出售小孩的这个平台上,每个孩子能卖八到十五万元。我对那家代孕公司进行检索,发现他们正在招人。你去应聘一下,看看那些负责事情的人提成是多少,能否通过卖孩子得到比提成更高的利润。”

周庸晚上给我打电话:“徐哥,我知道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快!我中午刚叫你去应聘,下午你就全搞清了?”

周庸:“是啊,我跟他们经理谈待遇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了。所以我干脆就没去上班,面试完就直接放他鸽子。”我问周庸提成是多少。

周庸:“就你说超哥那一百二十万元的大单,尾款到后,能和代孕的姑娘一样,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比卖孩子赚得多。”

第二天我又去中介公司见了小帅哥,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线索。然后他把我带到了给李超代孕的姑娘住的小区。

小帅哥介绍:“您要是办一百二十万元的套餐,代孕妈妈就住这儿。单独一间屋子,这儿最小的户型都是八十多平方米的,环境好,安保也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逻,在楼下有什么事一喊就到!”

我说:“等会儿,你确定这儿的治安这么好?”

他说:“当然,我们公司高级套餐的代孕妈妈全住这小区。”

和他分开后,我又观察了一会儿,给周庸打了个电话:“咱俩上当了。”

周庸问我怎么了。

我说:“那个代孕姑娘有问题,她说在楼下推孩子玩的时候,被人抢了,然后喊也没人帮。但是这小区是二十四小时巡逻制——我刚才站这儿看了一会儿,保安巡逻很严,不可能出现她说的那种喊了没人帮的情况。”

周庸点点头:“但她什么动机啊?她为什么要把替李超代孕的孩子卖了呢?不是说最后能拿十八万吗?也没差多少啊!”

周庸:“咱找到她就知道了。”

我说:“行,你来的时候去取十万元的现金,一张卡好像取不了那么多,卡够吗?”

周庸:“没事,我卡多着呢。”

周庸到了以后,我们俩上楼敲门,代孕姑娘打开门:“你俩啊。”

她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后,又要倒水。

我说:“你先不用倒水,说说孩子去哪儿了吧。我们了解了楼下的安保情况,感觉不太可能有孩子被抢,去看了监控也没看见抢孩子的记录。”

她说:“我就是被人抢了,别的我也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那孩子连存在的证据都没有,我们拿你没什么办法,但我带了十万元现金来,”我拍拍周庸提来的包,“你告诉我孩子去哪儿了,钱就给你,咱不谈其他的。我就想知道孩子在哪儿,成吗?”

她想了想,给了我一个电话号:“这人那天在‘代孕妈妈群’里联系我,说如果我有小孩想要送给别人,可以给我十二万元的营养费。”

我说:“你再帮我个忙,你给他打个电话,说你有一姐妹也想拿孩子换笔营养费。”

她看了看桌上的十万元,打了电话。

第二天下午,李超的老婆抱着一个我们用娃娃包的,看起来像是婴儿的包裹,站在指定的地点等着人贩子。

这里是两条路的交界点,一边是通往市中心的大马路,一边是高速大桥。我和周庸商量:“我估计他肯定怕我们跟踪,这些路路况不稳定,说堵就堵,这儿我们就不要管了。他急着离开时肯定会选不会出错的地方开快车走,不是大马路就是高速大桥。干脆咱俩直接去那俩地方等吧,还不容易被发现。”

3:30,一台慢悠悠开过的轿车忽然停住,下来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一把抢走李超老婆手里的东西,扔下一袋钱,上车就走,顺着大马路向市中心狂奔而去。其间减了一下速,估计发现了假小孩,但怕有危险,没停车继续走了。

我和李超一直通着电话,知道车型后,我在它上环线的时候跟上了这辆车,一直到了一个别墅小区。车停了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下车进了屋。

我告诉周庸位置,让他过来和我会合,天黑时一起行动。

半夜1点多钟,天色黑得不能再黑,别墅的灯都关了。我打开手机的摄像头对着别墅扫了一圈,看看是否有红外摄像头。确定什么都没有后,我和周庸换上消音的软底布鞋,猫着身子走到一楼防盗门处。

听着里面没什么动静,我走到别墅后面对着厨房的小门,用铁丝轻轻地打开门锁,进了屋。我和周庸悄悄地四处找了一下,觉得最有可能关人的地方就是地下室。

周庸用手机打字给我:“徐哥,要不咱直接报警吧。”

我拿过他的手机:“警肯定得报,但咱得先把李超的孩子弄出来。他那孩子没出生证明,被警察带走后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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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消息给李超,问他认不认得出他儿子的长相。李超说认得出,到时候给他发视频或照片他就能认出来。

周庸在地下室门口帮我望风,我极其缓慢地打开了地下室的门,走了下去。地下室里有十几个孩子,大的也就五六岁,小的还是婴儿。他们每个人都睡得特别熟,桌上还摆着一盒史蒂诺斯,看来孩子睡之前都被喂了安眠药。婴儿总共有四个,我拿出手机分别照了一张,发给了李超。

李超很快回复:“第三张和第四张那个是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我说:“你先别感谢我,第三张和第四张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人,到底哪个是你儿子!”

李超:“我真分不出来了,要不你都抱回来吧!大不了我都养着。”

我抱起两个婴儿,缓步上了楼,和周庸一起离开了这栋房子,坐回车里报了警。半个小时后,看着两队警察冲进了别墅,我和周庸打着火,开向了李超家。

即使把两个孩子抱到面前,李超和他老婆也没认出哪个是自己儿子。

李超:“明天我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我说:“那玩意儿得一周才出结果呢,孩子的乳母肯定知道哪个是你儿子。”

我和周庸按照代孕姑娘的户口信息,找到了她老家。她开门看见我们俩有点儿吓坏了,让儿子回屋玩,转过身跟我们解释:“真不是我干的。”

我说:“知道不是你干的。”然后拿照片给她看:“这两个哪个是你代孕生的?”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两个都是。他们俩是双胞胎,我按照合同需要交出去一个,但另一个我可以自己留着。正好那人找上来,说要买小孩,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他来了以后,把俩孩子都强行抱走了。”

我和周庸坐在回燕市的高铁上,周庸说:“这回超哥双喜临门了啊!”

我说:“钱也不少花,黑市办个出生证得十万元,他这回还得乘以二。”

周庸点头:“徐哥,你说这事其实挺可笑的,孩子丢了警都不能报,因为没证据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我说:“是,现在这事虽然不违法,但由于没有规范,行业内还是很乱的。咱有四千多万不孕不育人口,再加上同性群体和失孤群体,需要的孩子太多了,代孕几乎变成一种刚需。我觉得政府应该参与进来,像美国一样规范这个行业。从精卵子公司到代孕母亲公司,再到专业的代孕医院,以及相关行业的律师,甚至心理咨询服务全都规范清楚。这样既不会再出现生了双胞胎都不知道,也不会出现孩子丢了没法报警的情况。最重要的是,那些渴求孩子而不得的人群,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周庸想了想:“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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