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的愤怒！
1895年，清政府为了整军经武，派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编成北洋6
镇，北洋军阀集团武装力量基本形成。袁世凯罗致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
段芝贵、陆建章、李纯、曹锟、陈光远、卢永祥、张怀芝、雷震春、姜桂题、张
勋、倪嗣冲等人，他们从小站练兵跟随袁一同发迹，形成所谓的“小站系”，后
来都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头面人物。1916年袁世凯死后，群雄无首，分裂成以段
为首的皖系、前有冯国璋，后有曹锟的直系。另外有关外崛起的张作霖奉系。
军阀是由血缘、地缘、业缘、人缘（私缘）组成的政治军事集团，通过家庭姻
亲、门生故吏、同乡同学、结义拜盟、施恩笼络、利益结合、思想联系等方式结
合在一起。
（1）血缘（子侄、兄弟、甥舅、同宗、姻亲等）
在宗法意识强烈的社会中，血缘和亲缘纽带固化集团的作用是明显的。一个人
一旦发迹，社会就认为他有责任和义务提携家庭戚友，被提携者也必须忠诚于他
，监督外人，以为回报。任何一方违反了这种社会“规则”，就要遭受社会的谴
责。
军阀中，张作霖、张学良是父子；曹锟、曹锐、曹瑛是兄弟；张敬尧“尧、舜
、禹、汤”四兄弟。稍有能力的委以重任，倚为心腹；至于能力不济的则给以各
种闲差，当然，待遇丰厚，如参议、军需官等，充斥着“姥爷、舅爷、姑爷”三
爷式的裙带关系。
联姻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外交工具来使用，婚姻可以用来加强派系的联系
，或者明显地为了这个目的而缔结婚约。段祺瑞、冯国璋地妻子死了，袁世凯把
自己地干女儿嫁给段，把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嫁给冯。军阀们很多彼此是儿女
亲家，如张作霖与曹锟、蕲云鹏、张勋都是儿女亲家。袁世凯也主动地与黎元洪
联姻，后来黎的女儿在袁家受气，气成了神经病。
(2)地缘意识（同乡观念）
利用乡土认同感，以凝聚团体，融汇上下。北方军阀的面要广一些，但也仅限
于直、鲁、豫等北方数省，儿南方军阀则省界森严，区域性极强，外省人绝少立
足。奉系官兵多为东北人；晋系多为晋人，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学会五台话
，就把洋刀挎”；黔系军阀固西成在控制贵州期间，把家乡桐梓县能识字的人几
乎都拉出来作了官，以至乡间连写信的人都找不到。每个军阀对家乡都格外施恩
，有诸多的建设和实利。
(3)业缘意识
业缘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关系，如同学、同事、门生、故吏。制造老上
下级关系、师生关系以控制军队是军阀的惯技。袁世凯与他的北洋将领既有师生
之谊，也是老上下级。没有袁的提拔，就没有他们的发迹；没有门生故吏的支持
，也没有袁的显赫。段祺瑞控制北洋武备学堂（后为保定军官学校，为中国著名
军校之一），培养了一大批门生，如蕲云鹏、贾耀德、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
等北洋名将，后来都是皖系的骨干。他又通过担任陆军总长、内阁总理职务，控
制全**队，建立起普遍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蒋介石通过同样途径，获得了更
大的成功，黄浦军校的毕业生，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中坚。上司通过提拔、晋升、
给钱、给地盘等手段施恩于下级，下级也应该忠诚于他，以示报答。旧中国很多
军官是同学，有保定集团、士官系、黄浦系等说法。
(4)私缘（人缘）意识（世交、友谊、结义拜盟）
奉系张作霖与张作相、张景来、吴俊升，鲁军张宗昌与部下主要军官都是拜把
子兄弟。曹瑛爱在妓院鬼混，他的36师军官半数以上都是由妓院杂役充任，人称
“茶壶队”。
2、一定的军阀集团形成后，军阀首脑们又采取了种种光怪陆离的方式加强对
集团内部的控制，形成了种种光怪陆离的集团维系意识。
(1)忠孝观念
集团维系就是要使集团成员、广大官兵忠于首脑，死心塌地的听命、追随长官
，因而忠孝观念是各路军阀集团维系的重要法宝。袁世凯编练新军时，指使各营
军官，在各营供奉袁的长生牌位，向士兵宣传袁宫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应该祝
他老人家长命富贵。每天早晨下操集合时，军官都要问:“咱们吃的谁的饭？”士
兵回答:“吃袁宫保的饭！”军官再问:“咱们应该替谁出力？”士兵再答:“替袁
宫保出力！”问答后，才能解散开饭。袁就是这样在北洋新军中培养“只知有袁
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的奴才心理。正是凭着这支忠
于他个人的军队，在辛亥年间的风云变幻之中，窃取了国家政权。
(2)绿林观念
土匪出身的近代军阀，其集团维系意识仍然带有他们往昔生活的烙印，具有浓
重的游民色彩，江湖义气仍然是他们维系部众的主要道德依据。典型者莫过于奉
张集团。奉张极力弘扬以“仗义”为主要内容的结盟意识，要讲义气、讲交情、
讲良心、讲分肥法则，打下了新的地盘，要一块一块地分出去。郭松龄反奉后，
《盛京时报》上有过一副对联，上联:“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那点负
你”；下联:“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道出了奉张“良心
”道德的真缔。在绿林好汉看来，有恩必报，才是江湖正派人，有负恩行为，就
在江湖上坏了名声。
(3)宗教观念
宗教具有精神感化、凝聚人群的功能。一些军阀机缘凑巧，不期而然地选择了
宗教这种形式作为他们集团维系的外壳。
冯玉祥的“基督军”。冯人称基督将军，认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就是爱国与爱
民，要敢于吃苦、乐于吃苦，要勇敢、乐于再生，要忠诚老实，实质上就是一种
农民式的道德。为了贯彻道德教育，冯组织了成千上万士兵参加的洗礼，每礼拜
日延请中外牧师讲经布道，后来干脆组织了“西北基督教协进会”，开设“传道
学校”。
唐生智的“僧军”。唐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法名净缘），遂成知己，
力图用佛教对部队进行约束和精神教育。他传令部下官兵一体受戒，身披袈纱，
合十顶礼，五体投地，由顾和尚摩顶传戒，一律成为佛教徒。唐对于佛教，有“
三身真义”说，即“清静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佛门弟子要恪守
清静，断除七情六欲，慈悲为怀，但最终都要体现为忠义二字，要成为集团成员
的立世之本。
另有刘湘与“孔孟道”，孙殿英与“庙会道”，用秘密宗教的巫术诡道来安定
军心。孙行军打仗，总带着一柄宝剑和拂尘，说是神托梦所赐，具有法力，平时
用黄缎子包裹，由两个亲信背负，有事就拿出来焚香拜视一番，挥舞几下，以指
挥士兵冲杀。
三、军阀混战线索
1、第三次南北战争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段祺瑞任总理。一个一心一
意想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一个想继续以责任内阁制行**之实。于是，冯、段
二人，为各自的利益展开了新的府院之争，并导致了北洋军阀集团分裂的明朗化
，
段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攻西南，发动第三次南北战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
）。冯则力图控制长江流域，同西南军阀拉好关系，换取他们对他以后当正式总
统的支持，高唱“和平统一”。段兴风作浪，鼓动政潮，直至组织臭名昭著的“
安福国会”，以“法理”名义，名正言顺地赶冯下台。1918年10月报0日，徐世昌
当选为总统。冯从此从政治顶峰上跌落下来，彻底失势。
2、直皖战争: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病死，曹锟继之成为直系的首脑，开
始了直皖新一轮争斗。1920年7月14－19日，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
3、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奉共同把持北京政权，为互争权益终至爆发战争。
1922年4月29－5月4日，奉系失败。
4、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15－11月3日。冯玉祥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
，终于以直军主力全部覆没和吴佩孚狼狈遁逃而告结束。
5、孙、吴、冯反奉活动。奉军胜利后，从段那里要来了苏、皖两块肥肉，
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举兵讨奉
，迫使奉军撤离长江流域。10月21日，吴佩孚任14省联军总司令，宣布反奉。12
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开始反奉的作战活动。
6、1926年北伐战争之后，吴佩孚一败涂地，落荒而逃。孙传芳遁入空门，当
了道士。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军；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易帜，存在于中国近
代史上33年的北洋军阀集团寿终正寝。
一般而言，军阀间的混战，总是冷战的时间长，热战的时间短。开战之前，免不
了先有一场互相丑诋的“通电战”。当均势受到破坏时，他们并不立即诉诸武力
，常常愿意谈判，和平解决，只有当谈判破裂时，才发生战争。段祺瑞推行的南
北统一战争，如同儿戏，北军一进攻，南军就开溜，根本没有抵挡和反击。但是
，南军一组织反击，只有1万多人，北军有近3万人，而且正是乘胜前进，听到枪
声一响，就象潮水一样退了下来，比进攻时跑得还快。直皖冷战了两三年，而直
皖战争却只进行了三、四天就结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双方对峙了一年多，打
起来也不过5、6天而已。
四、军阀政治思想
1、醉心权谋术变，以民主之名，行**之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责任内
阁制、国会、选举等，成为军阀手中蛊惑人心或推行**的工具，在实践中严重
扭曲、变形，他们迷信的是武力和**，武力是**的基础。
（1）中央政治体制的演变
《临时约法》规定中央政权采责任内阁制。袁大总统制，后复辟帝制，实为个人
**。从1912年3月唐绍仪第一次组阁，经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徐世昌，内
阁总理走马灯似的换人，史称“内阁纷争”，根本原因是内阁妨碍了他的个人专
制、独裁。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责任内阁制，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黎毫无实
权，只是北洋派手中的政治工具、政治俘虏、盖印机器、“泥菩萨”。段以责任
内阁制行个人军事独裁之实，引起府院之争，惹来张勋复辟。1917年冯国璋代理
总统后，不甘心做一个傀儡总咏，段通过控制参战督办处、边防事务处，牢牢掌
握实权。1918年10月至1922年6月，徐世昌利用直皖、直奉矛盾，保住了总统位子
，内阁成为各派纷争的焦点。
1923年直系曹锟贿选总统（1923.10－1924.11），名义上是责任内阁制，实际上
是大总统专权。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张作霖抬出段祺瑞做临时执政，事
实上是以总统而兼总理，但此时段的军事势力所存无几，以前他有“北洋之虎”
之称，现在再也难以施展虎威。其个性素称刚强，人们曾经替他起了一个“段厉
公”的绰号，现在却被改为“段哀公”了。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了安**政府，自任安**大元帅，实现了
“入主中原”的迷梦。1928年6月15日，北伐军占领了京津，统一告成。
（2）国会、议员更是形同虚设，如同儿戏，议员如同“猪仔”，国人皆知。
段在袁当政时期，一度代里阁揆，出尽风头，虎威大扬。一次，他带去一队武
装卫兵，有几个议员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现在不是讨论借款应不应当成立，而是
请政府注意，依照手续，借款合同是要国会批准的。”段很甘脆的把手一挥:“木
已成舟，勿庸再议”，扬长而去。
（3）“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武力统一”开始于袁时代。皖系段在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权，继续推行“武
力统一”政策。吴继承段的政策，积极准备把曹锟推上总统宝座，武力统一中国
。1923年3月，吴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在直系军
阀推行“武力统一”、军阀间战乱频繁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
地盘，提出“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主张。他们的主张波及十几个省，形成
了一股潮流。首倡者为湖南省。
湖南自1917年以来，因军阀混战，受灾最大，特别是皖系军阀张敬尧的统治引
起湘省人民强烈不满。1920年5月，吴佩孚为准备直皖战争，率兵北上，湖南人民
群起驱张，湖南军阀谭延?、赵恒惕便乘机控制湖南，并利用群众要求退出南北
战争，实现“湘事湘人自决”的愿望，首先打出了“自治”的旗子。11月23日，
赵恒惕取代谭延?，任湘军总司令并代理湖南督军职务，25日，正式宣布湖南省
自治。1922年1月1日，公布了“湖南省宪法”。
湖南自治后，赵于己于人920年12月25日，又发出“联省自治”通电，并派人到
四川等地联络，以期互相呼应，先后得到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浙江
、江西、奉天等14省军阀的响应。从1920年冬起，许多学者、地方团体也发出要
求自治的通电，反映了一些民主要求。但“联省自治”、“省自治”，虽然呼声
高，规模大，并没有真正民主的内容。它制定的宪法，虽然各式各样，冠冕堂皇
，实质是一纸空文。实力强问鼎中央政权，就推行“武力统一”；实力弱，就鼓
吹“自治”，以图自保。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联邦制度在实践中被扭曲、变形
。诚如蔡和森所说；“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
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
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
奉张）……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
和趋势。”（《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
，1922年9月；见《蔡和森文集》，人民1980年，P104）
2.抓住时机，顺势取巧，捞取政治资本。
1918年段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吴佩孚前线罢战，倡导和平，痛斥安福国会，他
还高唱；“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官不争地盘”，声明自己“今生今世不做督军、
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四不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吴
一方面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一方面支持学生运动，电文一次比一次慷慨，一次比
一次激烈。“报端几无日不有吴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
无人不知”。1920年5月31日，吴到达武汉，一些青年学生手捧鲜花欢迎，呼之为
“革命将军”。吴更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因张作霖、曹锟反对而作
罢。吴在政治上放了一个空炮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条件尚未
成熟，不可能与张作霖抗衡。（张根本看不起他，说吴不过一小小师长，自己手
下师长几十个）吴决心回到洛阳振军经武，一心一意地扩充实力，凭借着强大的
军队，开始以“以力服人”的姿态，活跃于北方政治舞台。工运兴起后，吴极力
粉饰门面，大唱“保护劳工”的高调。“二七”惨案，彻底撕下了吴“爱**人
”、“革命军人”、“进步军人”、“保护劳工”的伪装。
3.醉心方术，为权位神授制造根据。
中国文化中相当部分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它不可能用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来解释，
但也不宜用“迷信”一言以蔽之，说不清是科学还是迷信。传统的神秘文化，如
算命、看相、卜卦、看风水、扶乩、解梦、占星、宗教，等等，在中国人日常生
活意识中，具有广泛影响，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不可忽略的极为重要的一面。妄
托天命，制造君权神授的神话是中国每个统治者利用的传统工具。
比如:袁世凯自称金龙转世。“婢女献茶”的故事:一天，袁世凯在房中休息，丫
鬟端茶进来，眼睛一花，瞥见床上躺着一个大癞蛤蟆。丫鬟大吃一惊，摔碎了茶
杯。袁大怒，厉声责问。丫鬟吞吞吐吐地说:“我端茶进来，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
大总统”，袁追问是什么，“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袁心中大喜。丫鬟证
明他是真龙转世，他相信自己真有做皇帝的福分，他的先祖世代都没能活过59岁
，所以急于要在死去之前过过皇帝瘾（袁1859年生，57岁死）。
吴佩孚自称是戚继光转世。因为他与戚同县（山东蓬莱），他父亲就用戚的字
“佩玉”，为他取名佩孚，字子玉。他曾经因生活困难，做过算命先生。他时常
在部下汇报军务的时候，阔谈佛理，讲说周易，甚至算卦问卜，在不着边际的胡
说八道中，突然作出决策，一方面令部下不知底细，一方面增加了他的神秘感。
其他:段祺瑞自称菩萨转世，有普渡众生的力量。失势后，他一心向佛。曹锟自
称是金龙四大天王转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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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卖国家主权
（一天,冯国璋责怪段祺瑞大借外债，劝他慎重。段称: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
一时，这些外债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大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
了。（见王毓超:《北洋人士话沧桑》，中国文史，1993,页45））
五、社会经济
1、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初步确立
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颁布了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根本方针，标志着资产阶级上台。从此，揭开了近代
中国以国家政权为杠杆，直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袁世凯窃国后，经
济上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袁和袁身后的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
条例法规，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只是一些“废纸具文”，是“聊表姿态”，是
“权作招牌工具”，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具体落实和贯彻。据统计，1912－
1916年间，北京政府颁布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多达86项，内容涉及工商、
矿业、农林、渔业等有关实业的各个方面。
（1）颁布一系列有利于扶持、保护工矿业发展的条例和法令，提倡和保护民间兴
办企业。1912年3月，在陈其美主持下，农商部颁布了《暂行工厂通则》，第一次
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开设工厂的条件、工厂的安全卫生设备、工人的最低年龄、
工作时间等要求，并提出禁止童工夜间工作和照顾女工工作条件等，可说是我国
第一部工厂法的雏形。12月5日，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实行专利
制度，废除晚清的设厂专利垄断权，使中小资本获得自由设厂的条件。1914年1月
13日，制定《公司保息条例》，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开设公司，因财政困难而未实
行。政府还制定一系列法规、条例指导、保护公司的创设，1914年1－8月，农商部
先后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及《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则》、
《商业注册规则》及《施行细则》，扫除了来自官府和地方习俗势力的诸多障碍
。1914年3月颁布《矿业条例》及《施行细则》；5月，颁布《矿业注册条例》及
《施行细则》，奖励采矿事业，多方照顾了开矿者的利益。
(2)鼓励垦荒，奖励棉、糖、羊毛等农副业生产。1914年3月，农商部颁布《
国有荒地承垦条例》，4月发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
(3)提倡国货，开办国货展览会，参加外国博览会，推广国货销路。
(4)开放门户，利用外资；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2、发展状况
(1)官办企业的局部发展
官办企业，指的是政府投资兴办的企业，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办、官
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些概念，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官
僚资本与官僚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等这些概念
的联系与区别。
一般情况下，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区别是明显的，即在于投资者、经营者的不
同。目前有争议的就是“官僚资本”这个概念，其原义是指国民党大官僚利用权
势积聚和运用的大量资本，但从经济意义上理解，对其具体内涵有十分不同的理
解。
A.**1947年2月25日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蒋宋孔陈四大家
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的巨大财
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治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
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
”**给官僚资本所下的定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国民党各级政府所拥有
的资产，但并不排除某些大官僚的私人资本。但是，由于国家资本的对立概念就
是私人资本或民间资本，故而不能将官僚私人资本包括在官僚资本范围。
B.早期的传统理解，王亚南、许涤新为代表。认为官僚资本基本形态是官僚
私有的资本和被官僚支配的国家资本两种，但同时又认为，只有官僚私人的资本
才是“固有意义上的官僚资本”。
C.官僚资本是官僚为了个人利益而利用职权积聚的私人资本，则国家垄断资
本不应包括在内。
D.有的学者认为，官僚资本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经济概念，使用这
种术语研究政治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用它研究经济问题则容易导致概念上的混
乱。就经济研究而言，还是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妥。尽管“官僚资本”这个
通俗名称已为群众接受，既然已经觉察到了它的缺点，就应该使用科学的经济概
念。（陈自芳《论中国近代官僚私人资本》，《浙江学刊》，956:《中现史》，
96.1）
另外，我们通常把民间私人资本称为民族资本主义，将中国近代的国家资本称
为官僚资本。事实上，民族资本一般是与外国资本相对，中国国家资本当然也是
民族资本。故而，我们有必要对上面这些概念重新梳理，只讲民族资本与外国资
本，民族资本包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私人资本包括一般私人资本与官僚私人
资本。官僚私人资本当然属于私人资本主义的范畴，但由于官僚们尤其是一些特
殊的权贵，与国家政权具有千丝万屡的联系，所以与一般私人资本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在中国研究经济问题，都离不开政治问题，也就是经济活动中超经济
因素的作用，利用政治特权攫取经济利益，用经济基础巩固政治权位，向来如此
。
北洋政府时期官办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前清和后来的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相比，是一个中落阶段，但不能说已完全停滞。其官办民用工矿业、
航运业等成绩甚微，并向商办化趋势转移，但官办的军事工业、金融业、铁路公
路建设及电讯事业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1920年较之1911年，官办企业资本
总值增长72%，年平均增长率仅3.81%，与同期私人资本年平均增长率10.54%相比
，相差很远；与前清1894－1911年官办企业资本14.5%的增长率相比，亦大大落后
。
北洋政府时期，许多军阀、官僚也大量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和银行业，向民族资
产阶级转化。他们一方面为企业的厚利所诱惑，另一方面希望在动荡年代利用经
济实力巩固政治军事地位，有的寻求退身之策。所以，他们的投资活动十分普遍
，金额也相当可观。其中周学熙、王占元、倪嗣冲、梁士诒等，最为突出。他们
的资本是靠贪污、掠夺积累起来的，但他们企业的组织、经营都是以私人资本形
式出现的，军阀、官僚作为股东，一般不是以国家政权代表的身份，而是以私人
身份出现。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获得了一般投资者享受不到的扶植、保护和
特权。
(2)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统治，建立了共和国。民国政府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
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设厂专利垄断，大大激发了资产阶级投资建厂、振兴实
业的热情，出现了民初的“产业革命”热潮。新的私人资本企业如雨后春笋地涌
现出来。据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历年设厂数:1910年，986家；1911年，787
家；1912年，1504家；1913年，1373家；1914年，1123家。
1914－1921年，即一战及战后几年，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近代私人资本又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22－1927年的6年间
，不如以前发展迅速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保持着继续发展的水平，并非如传统所
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一战期间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战争结束后，帝
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发展即告停止，中国工业衰退，民族资本主义即陷于破产
半破产的境地。
这一时期，轻工业发展很快，棉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丝织业及榨油业、
缫丝业、造纸业，普遍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重工业的某些部门如采煤、钢铁
、锑钨、水泥等均有所发展，但总体来说，中国轻、重工业发展是不平衡的，工
业内部结构也不平衡，工业的地区配置同样不平衡，仍然集中于沿海和通商口岸
，商业投机性很浓厚。
这一时期，一些新兴工业和基础工业也得到了一些发展，如化学、邮政电信、
机械电力、交通运输等。中国化学工业真正起步开始于这一时期，爱国实业家吴
蕴初、范旭东分别在南方、北方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化工企业，有“南吴北范”之
称。民国三年(1914)，范旭东在天津创立久大精盐公司，六年(1917)，又设立永
利制碱公司，聘请化学专家侯德榜为总工程师。永利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制造纯
碱的化工企业，侯发明的制碱工艺也被称为“侯氏制碱法”。吴蕴初于1921年在
上海设立天厨味精厂，与日货“味之素”展开激烈竞争。五卅运动中，打出“完
全国货”旗帜，极力推销；而日本味精则卖不出去，不得不低价卖与天厨厂，暗
中改装成国货销售。天厨厂不仅将“味之素”完全挤出了中国市场，也挤出了南
洋市场。
银行业的兴起及其金融财团的形成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华民国初年，华资银行的数量即有明显增加，1913年底有42家，较辛
亥革命前的16家增加1.5倍。到1920年，华资银行多达103家，其实收总额也从
1913年底的2890.6万元增加到8808.4万元。华资银行分为官办（或官商合办）和
商办（私营）银行两大类。两者的相互比重呈现这样的趋势:官办银行和官商合办
银行的发展慢于商办银行，前者在华资银行的比重不断下降，后者在华资银行中
的比重不断上升。在1912年底，商办银行的家数占华资银行总数的35.1%，实收资
本占27.5%；1915年底，这两个比例分别上升为52.8%和27.7%；到了1920年底，进
一步增加到78.7%和51.37%，显示了民族金融资本实力的显著增强。
随着近代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跨行业的资本集团，即所谓的三
大财团: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资本集团；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华南资本集
团: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资本集团。如果加上以四川聚元城银行为中心的华西资本
集团，号称四大资本集团。
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a.国家政权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政策，
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b.一战及战后初期商品倾销减少，国际市
场需求量增大，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c.
工农运动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抵制，提高关税，提倡国货，有利于国内市场的扩大
；d.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相关工业部门的兴起和生产技术的提高。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仍然是弱小的。民国九年（1920年），工
农业生产总值219.03亿元，近代工业10.66亿元，只占4.87%；如果计入工场手工
业12.95亿元，以近代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反映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也只占工农业生
产总值的10.8%。中国近代工业还存在规模小、技术差、设备落后、资金不足种种
弱点。
(3)农村经济
⒈封建生产关系的继续保持。
中国近现代经济分割为城市和农村两大块，呈现出二元性特征。城市工商业带
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在广大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依旧保持，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仍然占居主导地位。无论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还是城乡经济结构、社会
结构、社会意识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二元性特征。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实行高额
地租，地租收入优厚，而且稳定可靠，不担风险；农民只要能够保证维持一种简
单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即可得到满足。所以，资金拥有者都热中于土地投资
，不但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纷纷购买土地，甚至已经投资兴办近代工业
的资本家，也未能忘情于土地。在农村有土地，在城市有工商业，地主而兼资本
家。
⒉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滋长。
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与原料掠夺，一方面打击了农村副业，如棉纺织业等，另
一方面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广大农民生活逐渐依赖于市场
，出卖一部分产品以购买一部分生活资料，这样就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与农村
商品经济的发展。据统计，一战结束后，就中国南部和中东部来说，13处平均农
村家庭的生活资料中，约有1/3以上是购买的；17处平均农产品，有一半以上是出
卖的。华北地区低于这个数字，华中、华东则偏高（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
料选辑》，P328）在每年的出口货物中，包括农林渔牧在内的农产品出口总值，
在全部出口货物中的比重不断增加，1893年为15.6%,1910年为39.1%,1930年为
45.1%.（同上，P72）
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于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粮食的商品化。20世纪
以来，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有扩大趋势，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则相对缩小。中
国早期发展的经济作物有茶叶、甘蔗、蓝靛等，又有一些经济作物如蚕桑、棉花
、烟草、大豆、花生、桐油等大量发展。这些经济作物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世界
资本主义的需要和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联系在一起，落后封闭的中国农村被卷入
了资本主义的洪流之中。（传统即认为，这就是中国农业经济殖民地性的一种表
现）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嬗变，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兴
起，主要表现为:a.富农经济。民国初年，地主经济分化和衰落，出现了富农。富
农经济出现于20世纪初，20年代得到发展。一些新式富农自己拥有一定数量的土
地，很少出租，而是靠自己的劳力和雇工耕种，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租地
农场主。但在中国数量不多，而且大多转变为租佃地主，向农业资本家转变的很
少。b.经营地主。一些地主雇工种植商品作物，成为经营地主，产品部分地作为
商品而生产，故有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性质。c.农场和垦殖公司。1914年，农
商部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鼓励私人出资出力开垦荒地，在东北、广西
等地出现了一些以开荒为主的垦殖公司，在河北、山东等地出现了一些以植棉为
主的垦牧公司，在南黄海滩涂上出现了一些盐垦公司（张謇）。东北的垦殖公司
已具有更多的机械操作和资本主义经营性质，实为我国最早出现的资本主义性质
农业。但总的来讲，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极不充分，对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
义农业经济的程度，估计不宜过高。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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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债及赋税3个部分，共383题，426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江苏古籍，
1991（本册内容为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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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江苏古籍，
1991（本分册为北洋政府时期金融概况，共选辑档案资料495题，574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江苏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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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阶级、阶层、社会
组织的发展情况，以及当时中国的家庭、社会习俗的演变和思想意识、革命动态
等各方面的变革情况。）
第二讲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新取向
一、孙中山等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
二、现代教育的发展
三、新文化运动
（一）原因
五四运动是一场广义上包括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运动。新文化
运动以知识界为主导和主体力量，以一校一刊为阵地，聚集大批近代新型知识分
子，使运动迅速风靡全国。为什么能够在短时期内聚集这样一群文化人，形成如
此巨大的声势？这需要我们探讨其中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新文化运动本身的源流。
1.近代中国人对改革目标的认识步步深入的结果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大的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它实现了制度层面的
根本变革，在社会整合方
面，冲溃了几千年来束缚社会成员相互关系的纲常规范，引发了社会秩序、风俗
习惯方面的大改观。但是，辛亥革命又是不彻底的。政坛、思想界乌烟瘴气，给
人们带来了空前的幻灭感。
郭沫若(1910年前):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
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
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沫若文集》第6卷，P193，人民文学，1953年
）
陈天华:推翻清**以后，“中国人的能力不但可以恢复，而且可以在最短时日内
恢复；一旦恢复，即可享有西方民族现在享有的完全的权利。”“中国醒悟之后
，发奋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
上册，三联1960，P120、125）
“清朝一倒，万事自好”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鸦片战争以后，外患日急，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不得不开始了以西方
为样板的革新运动，一步步走向深化。洋务运动追求船坚炮利，以器物层次改良
为目标；戊戌变法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改良为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
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的革新目标，
一个比一个深化，事后作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新文
化运动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
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差。新文化运动提出要在思想观念上作彻底改造的目标，才触
及到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提出了中国要摆脱厄运、走向
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他们这一代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无庸讳
言，到今天尚未达成。五四的任务，远远还没有完成。中国近代的改革与发展经
历了“器物―制度―心理”的三个层次，这也是文化结构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
也是现代化主题增容的三个阶梯: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当时人陈独秀、梁启超、黄远庸对此都有大体相同的认识。
黄远庸: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盖在昔日，仅有制
造或政法制度之争者，而在今日已成思想上之争。……盖吾人须知，新旧异同，
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
本源所在，在其思想。（《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P154－5）
陈独秀:1916.2.《吾人最后之觉悟》: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
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
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
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
觉悟。
梁启超:1922.《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
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
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
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