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一波又起

第二天，一上班，程晓峰就调阅了昨天的通话记录，那个电话亭在下午2：54打向特高课侦缉队的，通话只有三秒钟，典型的交任务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性，上海口音。

而侦缉队的这部电话在随后拨叫了特高课11号专线，那是汪星的电话。

继续查找公共电话亭这个时间段前的记录，果然，在2:20，威利大戏院对面的浓情咖啡厅向这个电话亭打过电话，时间五秒。

给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这本就不正常，这应该就是一个刺杀的命令信号。

到这里，这条线基本就串起来了，这应该是汪星策划的一个杀局。但汪星为什么要对周翻译动手，难道仅仅是为了杀一名汉奸？

既然是命令信号，为什么死者的时间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后呢？

突然，他想起昨天买的电影票是两点整的，售票员随意问了句：已经开场二十多分钟了。这就说明他经过威利大戏院刚好是2:20，与老何做了一次双向照明，没有停留继续前行。浓情咖啡厅的监视者应该是看到自己经过了电影院门口，就下达了刺杀令。

这么熟悉的刺杀布局，也就是十天前，自己亲自导演过一次类似的暗杀，没想到，十天以后，同样的杀局落在自己头上。

那就不用说了，自己出门的时候，肯定会有消息从特高课传出。不过转念一想，自己前往宪兵队已经成为定式，难保不被有心人掌握。

原来，这个周翻译是自己的替死鬼！

既然如此，程晓峰为证实自己的推测，立即拿了几张照片，开车出了特高课。

在浓情咖啡厅，程晓峰向服务生出示了几张照片，服务生昨天就对这个戴墨镜的男人留了心，立即从几张照片中指出了他。

程晓峰满意地笑了笑，对那位侍者说：“如果照片上的那人来问你的话，你向他要一根金条。”

看侍者一脸的懵懂，程晓峰哈哈笑着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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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办公室的汪星，一夜没有睡好，精神有些萎靡。

早会期间，松田裕太责令汪星着手陆军医院病房的爆炸案和周翻译的刺杀案。

他只想把胡俊杰和笑面佛找来骂一顿，一个是老军统，一个是老江湖，杀个人，竟然搞错了对象。他娘的，这个罗圈腿的运气还真是好，这下倒好，刺杀不成，反而打草惊蛇了！

但是细一想，还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呵斥胡俊杰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已经与胡俊杰发生了对调，目前胡俊杰是他的上线，军统戴老板的命令都是通过他传达的。

以往，他号令上海站上百十多人，哪一个下属见到他不恭恭敬敬；上海驻军将领，哪一位不迎奉他这个站长；上海黑帮的大佬，哪一个不给他面子。可是现在呢，他手下只有一个日本少尉副官，娘的，那个日本人中国话说的磕磕绊绊，沟通起来都费尽。原来军统的那些弟兄全去了侦缉队，而情报组的人也只听程晓峰的，从没将他这副组长放在眼里。最关键的是，他已经背上了汉奸、叛徒的骂名。

昨天，还满腔叱咤风云的气势，怎么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细一想，自己不过是军统的昨日黄花，日本人的狗而已，青帮笑面佛出手只不过是还了人情，急于与他撇清关系。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握不住！

就在沮丧之时，听到敲门声，他没好气地说了声：“进来！”

进来的是那个猥琐的男人，昨天的撞车似乎没有对他有什么影响。来人没有在意汪星不敬的语气，露出令人生厌的笑容，漫不经心地说：“对了，汪副组长，忘记告诉你啦，出卖你的那个军统卧底是胡俊杰。”

不待汪星反应过来，‘砰’地一声，门子被狠狠地带上了。

汪星几乎没有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已面如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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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杰昨天带着侦缉队，装模作样地将事发附近翻了个底朝天，方圆数里鸡飞狗跳声一片。最后，连宪兵队都看不下去了，代理行动组木村拓野大喝：“胡桑，你的过分了，*****！”

他妈的小日本，你们说打就打，你们说共荣就共荣，反正死的是你们宪兵队的人，老子还不伺候了，再演下去，戏就有些过了，收工收工。

折腾到半宿，他带着侦缉队回到驻地，躺在床上，心里既骂笑面佛，也在骂自己，怎么就不知道准备一张照片。

一边骂，一边心疼那五根金条！

早晨醒来，已经是天光大亮，好在昨天井上队长看他们辛苦大半夜，给他们放了半天假。

刚想再迷糊一会，猛然，胡俊杰从床上翻身坐起，如木雕泥胎一般，一动不动，汗水瞬间渗出，将全身湿透。

他怎么会不知道那个人的厉害，他比汪星更懂那个人的手段。

下一刻，他就衣衫不整地窜出房门，几乎是飞上自行车的，狂蹬起来，自行车如风一般在马路上狂奔。自行车的链条都几乎被他蹬断了，他也感觉不到累。他只有一个念头，但愿那个人还没有查到！

等到他冲进浓情咖啡厅，看到侍者惊喜和不可思议的表情时，他知道，他来的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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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三日，中午，一辆旅客列车缓缓停靠在上海北站，站台上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站列整齐的日本宪兵。昨天的一次刺杀，让宪兵队又一次紧张起来。

墙壁上‘*****’标语在耀眼的刺刀下，显得格格不入。

几只大狼狗吐着猩红的舌头，瞪着凶恶的眼睛，时不时绷直了皮带，向着下车的旅客做势欲扑。带着战斗帽的侦缉队、日本特务到处逡巡。不时从人群中揪出他们认为可疑的人物，在可疑者的一声声呼嚎中被带离到问询室，接受盘问。对那些稍有反抗的和不从这，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这就是沦陷的上海火车站，旅客们像牲畜一样被驱赶着排队，像犯人一样接受严格的搜查，箱子、行礼被粗暴地打开，里面的物品被胡乱地倒在地上。

旅客们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唯恐自己的稍有不慎惹来祸端。

一位长衫带礼帽的中年人，右手拎着藤条行李箱，夹杂在旅客队伍中，缓缓地向出站口移动。

压抑着胸腔里的愤恨，他原本冷峻的目光已经收敛，原本挺拔的身子已变得弯曲，麻木的脸上，刻着亡国奴的卑微。

他忘不了临行前支队领导的嘱托，忘不了此番之行的任务。作为刚刚成立的新编第四军，组建之初，千头万绪，打仗除了枪支弹药和粮食外，还一项工作是重中之重，就要有对伤兵的救治能力。于是，新编第四军在召集人马的同时，军部便开始着手组建军医处。

但是皖南地区缺医少药，要解决医药问题，军部领导就想到了物资人才相对充裕的大上海。

苏越就是因为这个，被派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联系地下党市委、八办，筹集医药器材、召集医务人员前往新编第四军军部，同时建立上海到皖南的秘密交通线。

在两个星期前，新编第四军派往上海联络的一名特派员刚到上海，便遭遇不幸，被宪兵队的特工组抓到了宪兵队，并遭到杀害。因此，新编第四军军部对苏越的这次上海之行分外重视，格外小心，采用了最高的保密措施。这次苏越还担负一项特别工作，就是调查上一个特派员被捕的原因，这个原因不查明，始终是一个隐患。

苏越这次来上海也是抱定九死一生的准备，好在上一位特派员在临刑前将电台密码以特殊的方式带给了地下党市委，地下党市委与新编第四军军部已经取得了联系，共同对这次接头做了细致规划。

地下党市委也十分重视上次新编第四军特派员被捕的事件，对这次接头安排的非常谨慎，知情人也做了严格控制，电台密码对收发报员也是严格保密的，是市高官吕晓亲自译电和撰写电文。担任这次接头的联络员，可是经受住了四.一二白色恐怖考验的老党员，还是非常可靠的。

宁沪铁路出发于南京西站，苏越为了隐蔽出发地点，从皖南绕路去南京，再从南京到上海。没想到，一下火车就遇到宪兵队森然的阵势，但愿这阵势不是冲他而来。

随着一些带有军人特质的人在他前后，被侦缉队喊出旅客队伍，苏越的心有些踏实，显然，宪兵队的目的是危险分子。

那些被带出队伍的人，等待他们的是一名目光阴戾而尖锐的头目，他一一抓起那些可疑旅客的手，检查手上的虎口、拇指关节。对那些在对应位置有老茧和磨损迹象的，就会被撕开衣服扣子，检查肩膀，然后则是毫不客气地带走。

苏越有些明白了，为什么那名特派员会被指认出来。

他下意识地握紧了藤条箱的把手，因为用力，整个右手的关节已经发白。作为一名军人，他的右手也是摸惯了枪的。

此刻，他左手将礼帽按在胸前，背也更弯了，神态也更加卑微，让一双双逡巡的目光从他身上滑过，而没有过多停留。

在检查口，在几名特务如鹰般目光中，他点头哈腰地打开藤箱，让里面的物品散落出来，然后一件件颤抖地展开。

一名特务的目光，在他右手停留片刻，然后不耐烦地轰走了他。他的右手因为长时间握藤条编制的把手，而留下一道道红白压痕，巧妙地掩盖了老茧的痕迹。

当他顺利通过关卡的时候，看到那些被带到问询室又被释放出来的旅客，心中不禁升起疑虑，先前的那名特派员究竟是怎样暴露的？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首要的先安顿下来，因为，明天就是接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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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了午饭，送九岁的月月女儿上学后，孙良秀将家收拾的整整齐齐，然后在镜子前略作打扮，便优雅地出了门。

孙良秀出自于江南望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早早接触了红色思想，却有一段不幸的婚姻。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加强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她和丈夫撤离原来的城市，来到上海。

这个星期的下午，由她丈夫柯震东负责接孩子放学，她丈夫在日本船务公司工作，工作的自由度比较大，收入也不错，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守望着一份静好。

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是发自她内心喜欢的一次婚姻，那个男人尊重她，体贴她，更重要的是与她有着共同的信仰。

今天是星期六，是话务课的最后一个中班，明天就是两个星期一次的休假。女儿在临出门前，已经规划好了明天游玩的地方，去赛马厅去看赛马。有时，她也会觉得女儿有一副男孩的气质，缺少了小女生本应该有的安静。

她当然不会反对女儿喜欢看赛马，但是，这个要看丈夫的安排，因为每个月的这个星期天，是丈夫与组织固定的接头时间。

抗日统一战线，让上海地下党的工作重点有了变化，停止了长期与中统的斗争，在租界内成立‘工委’和‘群委’，宣传抗日，组织和发动工人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与孤岛内抗日救亡运动形成鲜明对比，在淞沪会战还没完全结束的时候，曾经留学日本的孙良秀一家就被安排进入虹桥地区，成为沦陷区的顺民，目的是靠近上海日本占领军大本营，寻找机会进入日本机关。

在年初，孙良秀不失时机地参加了虹口话务课话务员的招聘，成功地进入了日本特高课的外围组织话务课。

她的丈夫柯震东的工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身份性质也开始放低调，远离了政治敏感的报业工作，及时地进入了日本一家船务公司，成为一名服务于日本人的职员。一个与中统斗争了十年的地下工作者，从此远离组织，在日占区潜伏了下来，成为了她的联络员和守护者。

他们一家就像一颗闲棋冷子，渗透进日本人的信息网，虽然，一个话务员，还是处于日本机关信息网的边缘地带。

其实，那些日本机构的通话记录也是一种情报来源，日本陆军本部、海军本部、宪兵队、特高课等重要部门的通话记录都被她刻意记下来。那些电话使用频率的高低，电话背后的声音，电话背后主人权势的大小，以及电话主人的更迭在她的脑海里已经形成轮廓。如果加以分析，对执行某些任务，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如果在话务课期间表现优异，还是有机会进入特高课电讯部门的，那时，就有她的用武之地，就能接触实质性的情报。

还有，因为她的话务员身份，派发了特别通行证，权限仅次于特高课特务，可以自由进出各个路卡而不被盘问，日本宪兵见到此证件都会行礼的。

她从内心非常羡慕那些参与抗日救亡的同志，非常想凭着些特权和身份为组织做一些实际事，但是，她更明白组织这种安排的良苦用心。

半年以来，他们只认识上海地下党的两个人，一个是地下党的接头人，一个是市高官吕晓。组织从来不让他们参与抗日救亡行动，非但不让他们参与，还不让他们参与任何任务，甚至不要求她提供什么情报，对于他们这个小组的指示就是：隐蔽蛰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