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8 罢相“疑云”

仁宗篇8 罢相“疑云”

在秉政的五年多时间里,凭着满腔的热忱与忠心,范仲淹对帝国进行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

当然,本质而言,范仲淹的种种政策措施,只是改良,只是匡正大汉帝国这艘巨轮航行过程中的偏向与谬误,而对帝国一些深层次的、根本的问题,却往往显得无力。

尤其是在涉及制度问题的时候,就更显困难,朝里朝外,会有无穷的麻烦与阻力,向他侵逼而来。同时,作为大汉帝国时代的精英官僚,范仲淹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忠实的维护者、与巩固者,这也从根子上注定了他的挣扎。

事情做了很多,动作大大小小,但成效如何,只能说难孚众意。

但凡改革,本质上还是对资源的重新分配,而这注定会侵犯到帝国那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食利阶层的既得利益。而这,注定是会引来敌对与反抗的。

事实上,范仲淹在秉政之后,提出的改弊革弊理念以及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比之世祖、太宗乃至世宗时期的各项改革,不论是范围还是力度,都要弱上许多,在很多畛域甚至只是隔靴搔痒。

只不过,落实执行的难度,与遭遇的反对攻讦,也同样超乎想象。因此,在治国秉政日益艰难的日子里,范仲淹也时常思考一件事情,为何他提倡的东西,诸如吏治、法治、商法、盐务、土地、税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只是巩固延续祖宗之成法,结果却是群情反对,举步维艰。

要知道,范仲淹的治国思想与理念,堪称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华,他所推动的诸多政策措施,绝没有超脱既往三朝众多的改革的范畴,在影响与力度上,更难与之相提并论,哪怕是以谨慎、保守著称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创新。

比之他们,范仲淹干的事情,实无多少新意可言,很多政策,都只是老调重谈,甚至于,就是照搬祖宗之政。然而就是这样,也往往事与愿违。

于是,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朝堂上出现了最怪诞的一幕。「范党」高举「祖制」,欲匡扶帝国为政之失,改兴除弊,而「保守党」们,则同样高擎「宗法」,进行批判攻讦,势必要维护朝纲正统,祖宗成制。

而双方,都能在「三皇」之治中找到准确的、有力的法理依据,甚至于,都能从帝国卷帙浩繁的档案之中,找到旧日的诏文

虽然,自世祖、太宗、康宗到世宗这四朝,有很多政策理念都是一以贯之,具备极强的延续性。但后继之君,在前代帝王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完善改制,也是平常且频繁的事,尤其在太宗时期。

以宗法驳祖制,这一套被帝国的权贵们玩得极溜,而每一场风波与争论,伴随着的,却是权力、地位与利益之争。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百年沉淀的大汉帝国,不管争得如何头破血流,都还没有人胆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规则,权贵之间,基本的体面都还保留着,斗争都留有余地,处于一种理性、平衡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也已保持几十年了,便斗争激烈如康宗朝时,都是如此,这样近似于潜规则的约束,对帝***政的稳定性来说,显然是具备极大积极意义的。

需要提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四十多年后的正统朝,朝野上下,不论是贵族官僚,还是文臣词客,他们对于太宗皇帝的评价,是越来越高的。

在文臣史官们的春秋之笔下,太宗皇帝刘旸的地位与历史评价,是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到正统朝时,几与世祖皇帝相当了。

在世祖皇帝那辉煌功绩与成就加持的身躯上,是难免斑斑劣迹,但即便史笔如刀,也不是大汉帝国的这些文

臣史官们,能够黑得动的。

于是,他们能想到减轻世祖皇帝「神圣性」的,便是另外树立一尊新神,而论德、论望、论功绩,太宗皇帝刘旸便被选中了。

当然,太宗皇帝也是当之无愧,他对大汉帝国的意义,是要放到历史高度来谈的。如果说世祖皇帝是帝国真正的奠基者,那么太宗皇帝的作用便是夯实筑基,正是有他在位期间不懈的匡政明法、改兴除弊,方有「雍熙之治」,方使大汉能够以一个强盛而平稳的姿态,走过帝国百年。

上承开宝,下启建隆。这便是历代帝国史家名臣们,总结而出对太宗皇帝的评价,并且在建隆时代也逐渐远去的正统朝,太宗皇帝在臣民(主要指帝国的权贵们)的心目中,帝国日益高企。

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只有一个,除了太宗皇帝,他们没法再找出一人,来与世祖皇帝「打擂台」。

而对范仲淹来说,小到禁止官僚乘轿,中到盐铁整顿、茶糖专营,大到土地清丈,没有一件事能顺顺利利办下来的。

尤其是后者,进入正统时代后,帝国的土地兼并情况,又不可遏制地向前加快步伐了,伴随着的,却是地税的逐年减少,是相应税制措施的贻怠与失时、失效。

为此,在正统八年的时候,范仲淹正式启动了,再一次对全国田亩数量的清丈。此一道政令,在朝廷内部都争议颇多,到了地方更是沸反盈天。

为此事,无数功臣勋贵、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刘维箴那里诉苦,不过,最终还是在范仲淹的坚持下,推进了。为此,范仲淹虽然自朝中简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进行监督巡视,但效果显然不佳。

最终,这样一项攸关国计的政策办法,还是以失败告终,地方报上来的数据,没有哪一道、哪一州、哪一县是准确的,甚至于,比起建隆末期时籍册上的数据,要少了将近一成。

很怪诞却真实的一种现象,不到十年的时间,大汉帝国在册土地,竟然少了一千多万亩,就仿佛被一头可怕的饕餮巨兽吞噬了一般

在持续了将近两年之后,清丈行动终于随着政事堂一道制令,彻底宣告停止,各地「清丈使」们也都被召回。然后,其中有不少人,都因为贪腐、受贿、渎职、枉法等罪名受到攻讦问罪,把范仲淹也连累得十分狼狈。

范仲淹想做的、尝试做的事情,比先帝祖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在目的上,都有相似性与一致性。但为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根结底,权威不够。

范仲淹的名望很高,能力很强,道德品行上更为世人敬仰,但是,对于帝国真正的统治阶级来说,这大汉的胙肉,还轮不到你范希文来分。

实事求是地讲,有些政策举措,帝国「三皇」都需要以大魄力、大毅力来推动、落实、监督,范仲淹虽然被委任为尚书令,但来自皇权的支持力度,是很微薄的。

毕竟,皇帝刘维箴信奉的是「垂拱而治」。而范仲淹的这个「淹」字,最终却淹没在帝国的权贵阶级中,根本挣脱不得。

对于这些,在执政四年之后,在屡次失败受挫之后,范仲淹已经有所体悟了,并且为改变了一些作风。

正统十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一年的,因为河北地区连年的旱灾,大汉帝国终于又爆发了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叛乱:王则起义。

范仲淹不得不将精力从「自我革命」,转移到「镇压革命」上。同时,由于心态的变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说,他的目标变化了。

他不再尝试去触动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国权贵们的利益,他只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从自己的道德忠心出发,为君王社稷,做着一些实事。

但是,这种变化,

对于其他权贵阶级、政治团体来说,有些太晚了,数年积压的矛盾,也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除非范仲淹下台。

执政之前,范仲淹是名满天下、众望所归的大贤,受到许多人的推戴。但入住政事堂之后,随着一项项政策,一道道冲突,弃范公去者,却是越来越多。

吏治上,因为对官吏选拔、培养、黜落以及科举上的一些严格措施与高要求,他得罪贵族、官僚及学阀,对恩荫制度下手,更彻底将勋贵阶层激怒。

税务上,盐铁茶糖土地等一系列加强国家控制的措施,更是让一干食利者深恶痛绝。

军事上,推动文臣入枢,削减军费,裁减军队等方案的提出,又将一大干不仅限于军事贵族的军队力量给得罪了。

因此,等到正统十一年(1052)时,范仲淹虽然依旧坐在尚书令的位置上,但他的屁股,却是越来越坐不稳了。朝里朝外,反对之声迭起,而宫内,皇帝的态度依旧那般「从容」。

对于这些,范仲淹不是没有预感,但他能做的,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只是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同时等待着罢相的一天。

而这一天,的确不远,就在正统十一年夏初。历时一年多的王则之乱,终于被朝廷大军平定,负责平叛的枢密副使、招讨使石元孙与河北安抚使敬彦博回朝后,奏捷的同时,也向皇帝禀报了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

在对王则党羽的审讯之中,得知了一件秘事,在王则祸连州县,聚众十万之时,曾与左右言,他们举事是为活命,朝廷诸公皆鄙,若能打到洛阳,当奉范公为王

这等谣言,明智者都知其愚蠢不实之处,但在此事上,帝国大部分公卿们,都集体「失明」、「失聪」了,于是,大名鼎鼎的范相公,就以这样的方式,罢相了。

当然,体面是给足了的,范仲淹是主动告老致仕。

但不管如何,受到这样的攻讦,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朝廷,对范仲淹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与打击。就在当年,便病逝于苏州的「范庄」之中。

而「范仲淹罢相」,后来也成为了正统朝的一大悬案,悬就悬在,除了石元孙、敬彦博的奏报之外,关于所谓逆魁王则之言,并没有任何的证据,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把一个秉政多年的尚书令给赶走了。

在这背后,有多少人、多少势力在运作,谁也说不清楚,但必定牵扯到一大批帝国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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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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