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益友 ——我的责任编辑何启治释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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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末尾,茅盾文学奖在京举行颁奖仪式后几日,我托白烨终于打问到了文学理论家陈涌的家居住址,两人便去拜望。

一个在通常的住宅区罕见的阔大的门。门口有军人站岗。白烨正要出示证件时,一个小女孩从里边出来引领我俩走进大门。她是陈涌家的保姆,陕西安康人,我的小乡党,真是巧了。走到内院中间,小女孩说伯伯自己也来了。矮矮胖胖的一位老人,淡淡地笑着,说他不放心进门时盘查的麻烦。一件深色的半旧的夹克服,乍看像一位闲淡的退休老工人。

这是老式结构的单元房,书房兼用会客,也就是一室住铺的小房子。早已过时的格式老旧的沙发,紫红油漆的木制茶几上全堆着书籍、报纸之类。我们三人便坐下聊天。陈涌说话很平和,他祖籍广东,语言中残留一缕乡音。我突然有一错觉,听他说着文学创作,犹如我许多年前在农村基层工作时听一位老农叙说农桑之事。

1997年酷暑时节,我在西安听到北京的朋友传话,陈涌认为《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对我无疑是一股最抒怀的清风。直到10月下旬茅盾文学奖正式开评,陈涌把这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在会上正式坦陈出来。关于《白鹿原》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几年来我自信属于某种误读或误解,然而也没有超脱到不无困扰;我相信这种误读或误解终究会得到匡正释疑的,只是没有料到会在1997年内发生,况且是由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陈涌完成的。我虽然也久已心仪茅盾文学奖,然而这种误读的被释疑被匡正,才是我首先期待的最根本的结果。当这两个结果同时形成时,我对陈涌老人已不单是知遇,而是由衷地钦敬了。

陈涌老人告诉我,因为《白》书的阅读印象,随之对我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兴趣,便自己到新华书店找我的作品集,买了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里的短篇卷和中篇卷两本,约一百万字,而且读完了,写了一篇论述我的小说创作的二万余字的长篇评论,已交《文学评论》杂志。

我当即说,你应该给我打电话,我让华夏出版社陈泽顺给你送一套书来,怎能让你上街买书。陈涌笑着摆摆手,怎能给你们添麻烦!我和白烨相视而默然不语。

我在文学圈内感觉到的印象,陈涌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各种文艺理论会聚的当今文坛,人们不一定全都赞同陈涌的某个观点,然而几乎众口一词说陈涌做人很正派。这就够了,足够包括我在内的人的钦敬了。

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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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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