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父亲

我的父亲在村我里排行老八，常被好事之人取笑为“王八”。

因为家庭的成分是贫农，于是便有了上学的资格，被免费送到镇里的小学接受无产阶级教育。

认了一些字后，父亲给自己取名为唐明，有“前途光明”之意。可是村里的人几乎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名字，都是老八老八的叫着。

那个时代的生活比起我的童年还要苦上好多好多：不仅吃不饱，也同样穿不暖。衣服就那么一件，是阿奶用苎麻手工织的布做成的，非常的粗糙，穿在身上还会咯着皮肤异常难受。然而就是这样的衣服还是破了补，补了穿，打了无数的补丁，陪着父亲度过了艰难的童年时光。

在人们的印象里，父亲就是那个子长得太快而衣服老是太短衣不蔽体的满眼忧郁的少年。

一件衣服晚上洗了用火烘干，第二天继续穿。于是晚上只好光着身子睡，夏天还好，冬天就只能用破旧的棉被裹着不敢出门。

住的地方原来就只有一个窝棚，用稻草盖的，四周用篱笆围起来，和牛棚差不多，刮风漏风，下雨漏雨，最难熬的是风雨交加的天气，特别是寒冷的冬天。

上学的时候，没有衣服穿，只好穿着短得露出膝盖小得包不住屁股的裤子去上学。在别人的一片嘲笑声中，父亲竟然年年考第一，一路的过关斩将考上了中学，到县里唯一的中学浔郡学堂上学。

这世上果真有从牛棚里走出来的放牛娃成了状元这等好事，而且是整个大队公社走出来的第一人！村里人都有点儿懵，来回的问不停的问：

“这是真的？不可能......”

去上中学还是没有衣服穿，一件衣服真是能把人给愁死。阿奶好不容易到山上砍回几捆青麻，丢进池塘里沤，15天后捞上来，把青麻的皮扯下来捶打干净晒干，晚上再纺成细细的丝线，再丢进一个煮着土青色燃料的大染缸里，不停的捣鼓着，之后把染成土青色的纱线晒干，然后连续几个晚上，“吧嗒吧嗒”的用土织布机织成一块块的布，最后做成了两件衣服，够洗换了。

因为全是手工制作，衣服显得粗糙不堪，穿在身上就像套着个大麻袋一样，但好歹是把父亲那高大健壮的身躯给包住了。

说来也奇怪，那个时代食物严重不足，父亲的个子居然“噌噌噌”的往上长，长成了一米七几的个子，真是愁煞了阿爷阿奶。

虽然上学不用学费，但好歹也要伙食费啊。家里一穷二白，只有一张床一口锅一块破棉被，拿什么去交伙食费啊？没办法，只好每个月存了几斤大米煮了一罐咸菜拿去，放在学校的伙房里，叫伙房的师傅煮饭的时候一起放进去煮，米饭就着咸菜一吃就是三年。

父亲中学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十八岁了，长成了个健壮英气的小伙子。刚好部队到村里招募新兵，于是便报名参军，因为长得高大健壮又有文化，很快的便通过了考核，顺利的成为一名军人。

村里和他一起去参军的有几个人，三年后服役满了便回了村，地方上安排了工作，却因为没有知识文化做不下去，几经周折，最后还是回了家继续务农。

只有父亲留在了部队里，得到了重用，一时间也是羡煞旁人。

村里的父老乡亲有个什么难处有个什么需要，都会写信一一告知，请求帮助，父亲也是热心心肠，从不拒绝。

六七十年代，因为多年的政治运动，忽视了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贫穷，越来越苦，物资非常的匮乏。

1970年前后，生产队里想买两部自行车，用于代步办事驮东西，却是找遍了整个县城也买不到，于是便写信给父亲，问他有没有办法。

一个月后，两部二八式的自行车便运送到了村委，这下子可乐坏了村里的那帮老家伙们，大家看着这新鲜玩意儿，乐开了花。

这自行车走起路来比坐牛车快多了，省了不少脚力，少了很多时间，后架还可以驮一二百斤的东西，委实不错。

到了1972年，父亲凑了些钱，和大伯二伯一起合作建起了一间瓦房，虽然只占三成，只有一堵墙一个角落宽的地方是属于自己的。但好在大伯二伯有房子住，于是父亲一家人搬离了窝棚暂时安顿下来。

这一年，父亲回来相了一门亲事，房屋建好以后，因为没有任何的家具，便购买了两个衣柜一路水运托运到家，这事在老唐村曾引起一阵骚动，在当时这么稀罕的物件很难买到，即使县城里有那么一两件，也是老贵老贵的，没人舍得出那个钱。

村里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就为了瞧瞧这东西，摸摸这摸摸那：

“瞧这漆上得多光鲜，好看呢。”

到了5月，父亲便请了个假期，回来和母亲结婚。父亲常年在外，这家终于是有了个主事的人。

母亲说：当时她就是被父亲穿着军装的英气风发给吸引住了，才会只见过一面什么也不要的就嫁给了他。

眼看着这日子慢慢的好起来了，却不知一场更大的变故正悄悄的袭来。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风声鹤唳的年代，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带来极大的灾难。

公社里有人眼红父亲的日子越过越好，于是写了封信到部队里，还把帮买两辆自行车的收据也一并寄了去，作为证据，告父亲“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余毒，希望部队能肃清余毒，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

在那个时候，这样的罪名是要进监狱坐牢的，而部队相信父亲的为人，但苦于政治运动的年代，又有证据在手，再多的辩解都是徒劳，便不敢再留用。

于是父亲被迫复员。

父亲复员回来的时候，正是1976年的冬天，就是阿爷出殡那天，刚好赶得及回来送老人家一程。

想来这些年的努力挣扎要出人头地，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就像是梦一样。

我尽管不是父亲的亲闺女，那无忧无虑的笑脸还是冲淡了生活中很多的痛苦与无奈。父亲开始埋头捣鼓那几亩薄田，以期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阿奶本来就不太管事，经过这些变故越发的糊涂起来。

剩下父亲和母亲苦苦的支撑着这个家。

从此以后，父亲变得木讷和迂腐，很多事情都不再参与，只是安分守己的种着自己的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期间，好几次单位来招人，父亲有知识有文化，本来有再次走出去的机会，但都是因为村干部的审核没有通过不肯放人而搁浅，而当年做村干部的就是他的同族兄弟。

他开始相信宿命，觉得自己始终逃不开它的魔掌，于是便不再抗争安分守己的过着日子。

当年的意气风发与满腔的热血才华，日渐埋没在这荒野乡村之间。

而母亲的怀孕，让父亲木讷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希望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