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蔡继恒终于接到藤野内五郎传来的口信，他想和蔡继恒再谈一次。
在几天前发生的空袭中，临时关押战俘的看守所也遭到扫射，看守人员被打死了几个，这两个战俘倒没有受伤。
蔡继恒到达看守所的时候，看到几个工人正在修补被机枪子弹打坏的房顶。藤野内五郎和中信义雄已经站在院子里等候蔡继恒了，两人很有礼貌地向他深深鞠躬。
这是蔡继恒第一次看到中信义雄，这是个身材瘦小的青年人，20岁出头，脸上甚至还带有几分稚气。蔡继恒知道，他是个侦察机飞行员，在长沙附近被高炮击落被俘。中信义雄不是军官，他的军衔只是二等飞行军曹[1]
，按惯例，在战俘营中他不能享受军官待遇，但这里是临时关押，也就不计较这些了，因此他和藤野内五郎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
蔡继恒伸出手与中信义雄握手：“你会说英语吗？”
藤野内五郎替他用英语回答：“他不会英语，由我来替他翻译。”
中信义雄叽里咕噜说了一些日语。
藤野内五郎翻译道：“他说，你曾经给他买过换洗衣服，中信义雄对你的慷慨之举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他声明自己不是军官，但贵国**居然给予他军官的生活待遇，中信义雄也表示非常感激。”
蔡继恒说：“客气话就不用说了，大家都是同行，互相照顾是理所当然的。藤野，前几天空袭时让你们受惊了，幸亏没有受伤，我很高兴。”
藤野内五郎再一次鞠躬道：“真对不起，我的同事给贵机场造成了伤亡和损失，我为他们的过失向您道歉！”
蔡继恒笑道：“你们日本人真是很奇怪，这么讲礼貌、彬彬有礼的民族，一旦打起仗来，就变得凶悍野蛮，杀人不眨眼，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藤野内五郎苦笑道：“我在航校时的教官叫田中信夫，他也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有一次，我做飞行科目时出了错，刚一下飞机，田中教官走过来向我恭恭敬敬鞠了个躬说，您辛苦了。我也回礼鞠躬说，教官辛苦，给您添麻烦了。然后田中教官突然变脸，出手就是一拳，把我的门牙打掉两颗。他咆哮着喊，浑蛋，为什么不按规定飞？鳄鱼，这就是我们日本人，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藤野，空袭那天我击落了一架九六式轰炸机，它的飞机编号是0854，你认识这个飞行员吗？”
藤野内五郎立刻呆住了：“九六式？0854……”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中信义雄惶恐地扶他坐下。
蔡继恒耐心地等他哭够了，才问：“你认识他？”
藤野内五郎悲伤地说：“他是我的好朋友，叫三岛平治夫，第45轰炸机大队的驾驶员。我们还是同乡。”
蔡继恒安慰道：“藤野，这是战争，我们都很无奈，再说，你的朋友也并不吃亏，他把我们的机场炸了个底朝天，还毁掉七八架飞机，我们不过是扯平了而已。”
藤野内五郎擦拭着眼泪问：“他难道没有跳伞吗？”
蔡继恒冷冷地回答：“对不起，我没有给他机会，我是瞄准驾驶舱开火的，你知道点50机枪的威力，他身上至少中了几十发子弹，几乎被打成了碎片。”
“鳄鱼，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凶狠的杀手。不过……我并不恨你，你说得对，这是战争，我们谁也没办法。”藤野内五郎渐渐恢复了平静。
蔡继恒试探地问道：“藤野，你叫我来，有事吗？”
藤野内五郎与中信义雄对视了一眼，中信义雄微微点点头。
藤野内五郎说：“鳄鱼，我们两人已经商量过了，我们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你，问题是，如果我们愿意合作，鳄鱼是否有权力答应我们的要求。”
蔡继恒不动声色地回答：“你得先提出条件，我才能回答。”
“鳄鱼，你知道，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回不了日本，而且就是回到日本也不会受欢迎，在我们国家，军人被俘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舆论也会杀死我们。”
“这我知道，你继续说！”
“我们被俘的情况，日本国内并不掌握，军方只知道我们驾驶的飞机被击落，一般情况下，会将我们这类人列入失踪名单，我们的家属也会享受到与阵亡军人家属同等的待遇，除非有证据证明我们被俘虏，否则任何人不可歧视家属。”
“藤野，这些我也知道。不过，我有些好奇，想问问，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改变了主意？当然，如果不想回答，就算我没问。”
“鳄鱼，你上次的谈话我想了很久，也和中信义雄谈过，我们认为你说得对，日本军部的确有一些危险分子，他们自己很嗜血，很好战，所以也要求所有的日本人都和他们一样好战。可是有很多人不这么想，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享受幸福。战争终归是丑恶的，那些人不管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其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们不想再打仗了，之所以愿意与你们合作，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国家，而是想让战争快一点结束，这样也可以少死很多人。”
“好！我明白了。现在我想听到的是，你们关于合作的条件。”
藤野内五郎踌躇了一下，终于下了决心：“好，那就我说了。第一，绝对不能把我们被俘的事，写在中国空军的阵中日记上，就说我们被击落后已经死亡。第二，在合作期间，我们应该有完全的自由，不再拿我们当战俘对待。第三，在我们死亡之前，这件事情不能公布。”
蔡继恒问：“就这三个条件？还有吗？”
“没有了！”
蔡继恒干脆地说：“藤野，你知道我的军衔，还没有权力答复你们的要求，但我会在十分钟之内答复你们。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请稍等！”他快步走出房间。
八分钟以后，蔡继恒走进房间，他向两人郑重行了军礼道：“你们知道陈纳德将军吗？”
藤野内五郎点点头：“听说过，他是个大长官。”
蔡继恒宣布：“现在我来转达陈纳德将军的承诺。第一，我承诺，着令中美空军混合团飞行员蔡继恒上尉，在1944年5月26日的作战日记中，并中美空军混合团1944年5月26日的阵中日记中，同时取消击落日本海军航空队飞行员藤野内五郎座机的记载。同时，取消中国长沙高炮部队在5月24日阵中日记中，关于击落日本陆军航空队飞行员中信义雄侦察机之记载，并承诺删除该二人被俘的全部文字记载。第二，我承诺，在合作期间，藤野内五郎和中信义雄拥有绝对的行动自由，并享受和我方工作人员同等的薪饷待遇，任何人不得歧视。第三，我承诺，此事在40年之内，不得解密。”
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和蔡继恒握手，藤野内五郎说：“鳄鱼，我们相信你，也相信陈纳德将军，因为你们都是绅士。”
蔡继恒说：“二位，现在我们就是兄弟了，你们多保重！我可能过几天就要回原单位了，如果不死的话，我们还会见面。”
分手时，两个日本人都流泪了，他们再一次向蔡继恒深深鞠躬。
蔡继恒开玩笑道：“唉，你们日本人怎么都这么爱哭啊？”
满堂等人逃出战俘营的警戒区，一路不敢停留，一直逃到高庙附近的黄河边上。在河边休息时，大家才讨论了下一步的打算，这一讨论不要紧，满堂才知道每个人都早有自己的想法了。
张宝旺说，他家在山西垣曲县，离这里不远，他离家好几年了，家里情况一点都不知道，所以一定要回家看看，至于将来会不会返回部队，他自己也说不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李长顺和孙新仓也要回家，都说不想再打仗了。
李长顺说：“这仗俺是不打了，他娘的打烦啦，跟鬼子打了七年，死了这么多人，咋就没把鬼子打跑？倒把俺自己打到战俘营去了，这回说啥也不干啦，打鬼子谁爱打谁去，俺回家种地去总成吧？”
孙新仓说话更不靠谱，他认为自己本来就不该当兵，在家打猎日子过得还不错，日本人也从来没进过熊耳山柴禾沟，没招惹过他，他干吗要跟日本人干仗？要说仇人，那不是鬼子，是国军***把他当壮丁抓的那个连长，那狗日的最不是东西，往后要是再见着他，非拿火枪轰了他狗日的。
满堂和铁柱也没打算归队，这哥俩已经把自己部队的番号忘得差不多了。满堂搔着头皮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咦？他娘的，咱那队伍是个啥番号？”
铁柱正拿着鞋往外磕沙子，顺口说：“谁知道，俺记它干啥？”
满堂自言自语地捶捶脑袋：“唉，这记性，帮人家干了好几仗，还不知人家是谁，日他娘，这啥脑子？”
铁柱说：“俺啥都记不得了，就记着有个蔡长官，这姓好记，菜包子的菜。”
“可蔡长官……不是咱连的，也不是咱团的，他好像比咱团长官儿还大……也不知道蔡长官跑出去没有，可别跟咱俩似的，让鬼子拿枪顶着修炮楼嘞。”满堂猜测着。
铁柱不爱听了：“蔡长官修炮楼？不会吧？人家不是这命，真让鬼子逮住也会好吃好喝供着。再说了，鬼子也别想逮住蔡长官，人家可有本事，一杆枪到蔡长官手里就能玩出花儿来，多少鬼子也近不了身。”
满堂表示同意：“那是，蔡长官不是一般人，咱兄弟给他当差还中！”
铁柱提醒道：“哥，别想啦，咱回家吧，咱爹娘，咱妹，还不知咱去哪儿了呢。”
“可不得回家，我说不回了么？中，就这么办，日他娘，这仗咱不打啦，回家好好孝敬爹娘，好好过日子。”满堂下了决心。
讨论的结果是五个人都不想归队，都想回家过日子去，大家决定，就在这里分手。
张宝旺照着满堂胸前打了一拳：“兄弟，我要往东北方向走，咱兄弟就此分手。满堂兄弟，要不是你操持，弟兄们也逃不出来，大伙都得死在战俘营。我张宝旺欠你的情啊，你记着，日后我张宝旺要是不死，早晚还你这个情！”
满堂也动了感情：“宝旺大哥，说这话就见外了，都是生死弟兄，往后日子还长着呢，等俺把家里安顿好，俺带着铁柱到垣曲找你去。”
孙新仓说：“满堂哥，铁柱兄弟，以后有工夫上洛宁熊耳山柴禾沟找俺，俺打野兔子给你们吃。”
李长顺哭了：“满堂，铁柱……好兄弟，真舍不得和弟兄们分开，地址咱都留下了，将来你们要是赶上啥过不去的事，托人给俺带个信儿，俺一准儿赶过去……”
张宝旺临走时嘱咐道：“满堂，路上一定要小心，千万别走大路，大路上有鬼子巡逻队。”
张宝旺、孙新仓、李长顺一个个消失在夜幕中。
满堂和铁柱一路上不敢大意，他们昼伏夜出，专走小路，饿了就在路边农民的地里随便刨点什么能吃的东西，有时遇到村庄就去讨口饭，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走了五六天，离家乡越来越近了。
满堂吃惊地发现，以往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完全变了样，以前这一带到处是村庄，在乡间小路上走个几里地就会遇到一个村庄，村与村之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到处人声鼎沸，似乎见不到一块安静的地方。但经过这场豫中会战，一切都变了样，经常是走出二三十里地也见不到人烟。这里土地荒芜，水田干涸，大部分村庄成了残垣断壁，田野里到处是新添的坟头，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永远是死一样寂静……
满堂心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么多村子都被毁了，岗子村会不会……
铁柱安慰满堂：“哥，咱村肯定没事，小鬼子狠是狠，可咱村乡亲又没招惹他们，咱不招灾不惹祸，他鬼子总不能平白无故刨咱祖坟吧？再说了，乡亲们不是还帮鬼子干过活儿吗？鬼子多少要给点面子。”
一提这些满堂就不爱听了：“柱子，你个狗日的闭嘴！以后再提这个俺揍你！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当初俺是蒙了头，发了癔症，帮鬼子运了粮，这事俺想起来就他娘的别扭。”
眼前的景象越来越熟悉，洛河、河边的土岗，岗子村西边的樊村、鸦岭、西坪历历在目……满堂的心突突地跳着，腿也有些发软，他在岗子村北面的路口停下，一屁股坐在路边不肯向前走了。
铁柱奇怪地问：“哥，你咋啦？”
满堂喘了口粗气：“没事，哥歇口气……”此时的满堂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是那种对不可知的命运的恐惧。
这里曾是满堂带领乡亲们打劫汤恩伯的地方，他怀着异样的心情环顾四周，回忆着当时的情景。那时咋就这么大胆儿？人家手里拿的可都是真家伙，要是真搂了火放倒几个，村里的老少爷们不尿裤子才怪嘞。
满堂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道思辨的火花……那时村里的老少爷们天不怕地不怕，手里拎把破斧子就敢去抢国军，还真就抢成了。可问题是，同样是军队，村里的老少爷们咋就不敢去抢日本人？怕是连想都没敢想过，这是为啥呢？因为鬼子咱惹不起，你不招惹他，他还要上门杀人放火嘞，那就只能找惹得起的队伍耍耍蛮，反正知道中国兵多半不敢开枪打老百姓。
这么一琢磨就不对头了，岗子村的老少爷们咋这么操蛋？吃柿子专拣软的捏，见了怂的就欺负，见到横的就躲得远远的，这事干得可不大地道。
一想起这些往事，满堂总是有些臊眉耷眼。
满堂和铁柱慢慢走进村里，他们这才发现村子已经完全变了样，大部分的房子被烧得只剩下乌黑的残垣断壁，整个村庄死一样的寂静。满堂家院子门口那棵枝叶茂盛的老槐树居然已经枯死，一只乌鸦怪叫着扑腾着翅膀飞走……
满堂浑身一阵颤抖，他失魂落魄地扑到院门前，轻轻叩响了院门。
院子里没有动静，满堂又重重地敲了两下。
仍旧是死一般的寂静。
满堂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家里一定是出事了，他抬脚狠命向院门踹去，单薄的院门轰然倒下，兄弟俩冲进院子……
白发苍苍的满堂娘静静地坐在房门前的木凳上，呆呆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满堂和铁柱都愣在那里，这是娘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满堂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他的眼泪滚滚而下，撕心裂肺地喊叫着扑了过去：“娘啊，我是满堂啊，你不认识儿子啦……”
满堂娘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嘴唇动了动：“你是谁？俺……不认识你……”
满堂和铁柱抱着娘放声大哭。
铁柱哭喊着：“娘啊，俺是柱子，俺和哥回来啦，您老人家说话啊……”
满堂娘摸摸铁柱的脸轻声说：“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大了还哭？孩子，不哭，不哭啊……”
满堂一头撞进屋里，又窜了出来，他环顾四周绝望地哭喊着：“娘啊，这是咋啦？俺爹呢？俺妹翠花呢？娘啊，你倒是开口说句话啊。”
满堂气血攻心，几乎丧失了理智，他狠命地用头“咚！咚”撞着窗台，一缕鲜血从额头上流下来。
这时少东家陈少林和黄管家冲了进来。陈少林一把抱住满堂：“满堂哥，你别急，你别急，听我慢慢跟你讲，慢慢讲！”
满堂和铁柱安静下来。
满堂用衣袖擦着眼泪问：“少林，俺爹呢？俺妹呢？俺娘……这是咋啦？”
陈少林的嘴唇动了动，欲语还休。
满堂大吼道：“你说啊……”
陈少林忽然泣不成声：“满堂哥，你让我怎么开口啊？咱村……咱村遭了大难啦，好多乡亲都不在了，你爹，你妹……也不在了，太惨啦！”他不停地用拳头捶着自己的头。
黄管家流着泪劝道：“少东家，你先静静心，慢慢讲，慢慢讲……他们早晚要知道的……”
满堂脸色铁青地站起来：“是鬼子干的，是不是？少林，你说，你给俺仔仔细细说，快点！”
陈少林猛地一跺脚：“我说，我说，满堂，你要是个爷们儿，就给我挺住了……”
蔡继刚乘车从西安赶到豫西卢氏县城的一战区后勤基地。他的身份还是督战官，代表军委会对战区长官部和下属各军师的战役行动给予指导和监督。
这时的豫西战云密布，重兵云集。胡宗南部的五个整军从陕西出潼关，在豫西展开兵力，与日军摆开决战的架势。特别是胡宗南的王牌第一军在灵宝实施了一次反击，急进中的日军110师团迎头挨了重重一击，不但停止了进攻，还仓皇后退了20公里。于是中日双方军队在灵宝、卢氏、西坪、内乡、南阳一线形成对峙，在这期间双方都没有大动作，只是掘壕固守，偶尔有些零星的阵地战。
国民**同时也将河南省会暂时迁至豫西南的内乡县，于是这一带立刻热闹起来。内乡县城里除了进驻大批的军人，还有省**和沦陷区各县的公务人员以及躲避战乱的大批难民。
蔡继刚走进司令部，迎面遇见电讯室的张参谋。张参谋立正敬礼：“蔡长官，您来得正好，我们刚收到军委会转发来蒋委员长的电令，陈长官已经阅过并指示转蔡督战官一阅。”
蔡继刚仔细看着蒋介石的电令：“令68军、55军以一部守备鲁山，而以主力为机动，准备打击南犯之敌；陈大庆第19集团军转进南阳东北方城一带；令59军在南阳以西内乡附近选择有利地形构筑据点工事……”
蔡继刚来到地图前，看来蒋委员长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南阳和襄樊之间的那块平原几乎无险可守，是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突击的战略通道，如果日军主力从豫中平原突然挥师南下，势必把包括第五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在内的国军重兵集团全部合围进去。
蒋介石也罢，统帅部那些高参也罢，都明白着呢，这块平原好比是拳击手的软腹部，一旦遭到重击，比赛就有可能提前结束了。问题是，就算守住豫南平原就解除危机了吗？这不是日军南下的唯一通道，关键在于日军第12军是否有南下的计划。此外，日军大本营还有另外一张王牌，那就是驻守在武汉一带的日军第11军，这也是个令人生畏的重兵集团，完全有能力在长江以南展开新的战役行动。
我们的作战计划不能根据我们的主观愿望去制订，更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优秀的作战计划应该建立在最糟糕的假设上。最高统帅部的长官们必须对整个中国战场有个总体把握，如何调动各大战区的兵力相互配合作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应该是一个战略级的大构想，作战地域横跨南北几大战区，投入的总兵力近百万，最高统帅部的关注点决不应该只放在中原这一带。
站在蔡继刚身旁的是司令部几位作战参谋，他们都静静地看着蔡继刚用比例尺进行图上作业，等待他发表见解。谁知蔡继刚沉默着，把比例尺扔在桌上，转身要走。
一个中校终于忍不住了：“长官……”
蔡继刚停住脚步：“什么事？”
“对不起长官，我们都想听听您对今后战局的预测，请赐教！”
蔡继刚问：“你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中校指着地图上南阳和襄樊之间的平原说：“我担心的是，这里一旦失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蔡继刚回答：“局面会很糟糕，第五战区会面临着极大压力，闹不好老河口也有可能失守，但这不是最可怕的。日军目前已经打通了平汉线，只完成了一半的计划，下一步日军要继续打通粤汉线，华中的日军一定会在鄂、湘地区展开大的战役行动，关键点是长沙，如果长沙失守，日军的攻击锋芒一定会转向衡阳，如果衡阳失守，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点一定是桂林、柳州……”
中校紧盯着地图：“长官的意思是，日军有绕道贵州向重庆出击的战略企图？”
蔡继刚说：“应该是这样一条攻击线，日军的战役目的一是打通平汉线至粤汉线的铁路交通线；二是意在摧毁我们西南地区的空军基地。达成这两个目标之后，如果兵力允许，日军还能够保持进攻势头的话，他们一定会向重庆出击，这是毫无疑问的。”
蔡继刚在地图上找到柳州的位置，用红铅笔重重画了个圈说：“柳州如果丢了，南宁也将不保。到那个时候，我军还面临着一个重大威胁，那就是驻扎在越南境内的日军南方军第21师团，他们一定会有所动作，会从越南向广西绥渌进攻。这么一来，从我国东北直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就会全线打通。到时候我军还能往哪里退呢？只好退入贵州。日军主力会沿黔桂公路和黔桂铁路继续进攻……你们想想看，如果这个点再丢失，那我们就不用打了。”
蔡继刚又是重重地画了个圈，然后把铅笔扔在桌上。
作战参谋们都伸过头去，他们看见那个红铅笔画成的圈里是贵州独山。
上校震惊地问：“长官，您的意思是……”
蔡继刚一拳砸在桌子上：“我看到那时，所有的中国军人都该自戕殉国，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作战参谋们面面相觑，不由神色冷峻，沉默不语。
蔡继刚把军委会转发来的电令扔在桌上，无奈地摇摇头：“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
。说句犯上的话，按这封电令排兵布阵，也只能谋一时得一域，无论如何赶不上战局的发展。”
“长官，按这个判断，那老河口方向应该是暂时无忧。”
蔡继刚点点头：“可以这么说，但老河口方向迟早会爆发一场大战，因为老河口机场也是日军大本营的心腹之患，最近中美联合空军以此为前进基地，连续空袭华北、华中的水陆交通线，给日军造成严重威胁。日军大本营一定会千方百计拿下老河口，此次作战的战略重点是控制豫陕公路要塞——西峡口，阻挡第八战区的部队向南阳腹地挺进。诸位不信就看着，将来西峡口一带会是个主战场。”
另一位年轻的少校迟疑了一下，然后坚定地抬起头来：“长官，恕我直言，您说的这些只是一些假设，只是最坏的结果，但卑职认为，我们会在某一个防御点上挡住敌人的进攻，敌人进击重庆的企图不可能成功。”
蔡继刚盯着他的眼睛：“少校，说说你的理由。”
“从世界整体战略格局上看，日本的国力在一天天衰弱下去，在战略上他们已成强弩之末，局部战场上的胜利改变不了他们总体颓势的命运。现在的形势是，作为防御一方，我们很困难，但作为进攻一方，我们的敌人更困难。只要我们撑住了，敌人一定会垮掉。”
蔡继刚的眉毛挑了一下：“少校，你叫什么名字？”
少校脚跟一碰，挺胸回答：“报告长官，我是第一战区司令部作战参谋纪振华！”
蔡继刚赞许地点点头：“说得好！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就像拳击台上的两个拳手，谁坚持到最后一刻，谁就是赢家。就目前的战事而言，胜利是需要条件的，首先是制订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切合实际的战役计划，然后是众志成城，将士用命，靠军人的勇气和智慧去战胜敌人！”
“是！纪振华谨记长官的教诲！”
“还有一点，战役计划的制订，一定要着眼于最坏的可能性，就像我刚才对战局发展的判断。我要说的是，我非常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蔡继刚说完又看了一眼地图，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位中校望着蔡继刚的背影，嘴里喃喃道：“诸位，你们能看出这位长官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吗？”
军官们都摇头。
中校说：“我能看出来，他眼光里有一种……深邃的忧伤。”
应该说蔡继刚对战局的预测是极具前瞻性的，事后战局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军界，像蔡继刚这类具有西方军事教育背景，同时又具有大战略眼光的军事将领实在是太少了，正因为少，就形不成气候，也很难得到重用，这不能不说是蔡继刚这类职业军人的悲剧所在。
蔡继刚那位弗吉尼亚军校的老校友孙立人运气算是好的，他虽然也没有盘根错节的军界派系背景，但他很幸运，因为他在战前就坐到了团长的位子上，有了军事主官的活动舞台，这样他的军事才能才得以有机会尽情发挥，最后终于靠战功跻身名将行列。
不过，还是应了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位官拜二级陆军上将、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最终还是倒霉在他留美军校生的背景上，这是后话。
如此说来，蔡继刚少将不过是空有一腔报国志，无处施展而已，运气还不算是最坏的。
这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还没有意识到，刚刚结束的豫中会战不过是随后而来的一连串战役的开始，他还想不了这么远，他只想着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当前一战区兵力部署的着眼点，首先是要确保西安的安全，防御企图向西安进攻的日军110师团，其次才是扼守豫南平原，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南下。
现在陈诚手里掌握的兵力非常可观，共有六个集团军所属的17个军，三个炮兵团和三个工兵团，还有一个负责临时省会内乡县城治安任务的宪兵14团。这时第一战区的兵力配置之雄厚，达到了抗战后期全国各战区之首。
陈诚为了确保西安、巩固陕南，对一战区的防御态势进行了调整，将重兵集团以伏牛山为根据地，固守豫、陕边境交界处的潼关、朱阳关、西峡口、荆紫关等要点，以控制豫陕公路。他将主力以公路为轴，呈辐射状纵深配置于山地，而将炮兵部队配置在南阳、镇平一线，用以扼守豫南平原，准备对付日军坦克集群，阻止其机械化部队南下……
这段时间，蔡继刚始终在恪守自己的职责，代表军委会监督各部队执行命令的情况。这期间，蔡继刚每天都在研究战役计划，也在密切关注着日军的动向。蔡继刚判断，危机并没有解除，日军大本营一定在酝酿着新的进攻，下一场大战的爆发点会在哪里？目前豫西南、陕南一带国军重兵云集，战事不大可能发生在第一战区管辖的地域内。蔡继刚的眼光越过黄河，落在了扼守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汉。根据情报，这个地区传递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
5月25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和第5航空军司令官山下琢磨中将，携众多参谋人员飞抵武汉，分别将其战斗指挥所推进至汉口。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已将主力集结在长江沿岸，原隶属日本本土军的47师团和新征招的十万余补充兵员也抵达武汉，用于补充和加强第11军的战力。更令人关注的是，曾在东京担任防空任务的最新4式战斗机第22战队，最近也被调到武汉机场。这说明，南方的日军主力第11军要有大动作，难道日军准备第四次进攻长沙？
在此之前，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的几位前任，曾指挥第11军同薛岳的第九战区进行过三次长沙会战，三次都以日本第11军的失败而告终。如果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军队是否还能守住长沙？
经过仔细分析，蔡继刚得出结论：薛岳的第九战区辖区内将要发生激烈的战斗。目前蔡继刚在第一战区已无事可做，不如向军委会提出申请，将自己调到战事可能爆发的地点——第九战区，到了那里，或许还能有一番作为。
蔡继刚拿出纸笔，准备给军委会写一份详细报告。
佟满堂坐在父亲和妹妹的坟前，他已经不吃不喝在这里坐了十几个小时。
父亲和妹妹的坟在岗子村的南边，一片地势起伏的土岗断崖下，这里埋葬着佟家十几位先人，属于佟家的祖坟。
天色渐渐暗下来，坟地里静悄悄的，断崖下是一丛丛野生的攀援植物，爬满了山崖的垂直面，茂密的枝叶在晚风吹拂下沙沙作响。放眼望去竟是满目苍翠，郁郁葱葱。
铁柱悄悄走来，他壮着胆子小声哀求道：“哥，回家吃饭吧。”
满堂沉默着，他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坐在这里，这里离爹和妹妹最近。
铁柱继续哀求：“哥，少林哥给咱送了点吃的，咱娘吃过睡了。哥，你先吃饭，吃完饭俺陪你来……”
满堂猛地站起身，一脚把铁柱踹了个跟头，只说了句：“滚！”说完他又坐回了原处。
铁柱无奈地走到不远处，也坐下来注视着满堂的举动。
满堂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只觉得胸口被什么重东西压住了，几乎透不过气来，长这么大还从没有过这种感受。
娘疯了，爹和妹妹死了，这个家真的完啦！满堂真切地感受到绝望，他需要把一些事情想明白，否则他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要为今后活着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满堂是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粗人，平时也很少动脑子，属于混沌未开那类的农村青年。这类人具有一定的是非观念和伦理观念，却缺少国家与民族的概念。他只知道自己生在中国，是个中国人。至于国家是什么，他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因为国家与他没有一点关系，他也从来没有感受到国家的存在。他只知道遭遇天灾后，自己和家人饿得眼睛发绿时，国家似乎并不在意，而且有人继续以国家的名义前来派粮、派捐。满堂始终认为，既然国家这东西不在乎他的死活，那他又凭什么要在乎国家的死活呢？
满堂也闹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国家为什么要和日本人打仗。你们愿意打仗就打吧，凭什么又总把自己和家人卷进去？他以前没接触过日本人，不知道日本人是好是坏，只觉得他们办事还算地道，就冲拿出军粮救济老百姓这一条，就比咱自己**强。可问题是，日本人咋就属狗脸的，说翻就翻呢？他们给的粮食还没来得及吃完，脸就变了，光一个岗子村就被他们杀掉这么多人。娘被吓疯了，爹和妹妹死得这么惨，这是为什么？满堂翻来覆去也想不明白。他只知道自己变了，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从踏进岗子村那一刻起，满堂的心中就被仇恨填满，如果他还要继续活着，那么从今往后，他活下去的理由就是杀日本鬼子，给爹娘和妹妹报仇！
满堂想起了东家陈家兴的那句话：“**就是再不好，也是咱中国人自己的**，我们就是再委屈再难，也不能胳膊肘朝外拐，帮助鬼子打中国人，这么干对不起祖宗啊！”
每当想起这句话，满堂就懊悔得恨不能撞死，他对不起陈老爷，也没脸见爹娘，更没脸见佟家的列祖列宗。多少年以后，佟家的后代子孙们翻开佟家家谱，都会指着满堂的名字说，这位先人当过汉奸，给咱老佟家丢尽了脸……
爹的坟前立着块木牌，上面是陈少林写的“佟春富之墓”几个字，新堆的坟头后长着一丛丛野酸枣刺，细小的叶片点点翠绿，洒落在荒野间，灌木丛的枝条在夜风中微微颤动，苍白的月光从背后洒来，勾勒出一大一小两个坟冢的轮廓。陈少林说，如今兵荒马乱的，连石匠都请不到，只好先用块木牌，等将来有条件再给爹换块石碑。满堂轻轻抚摸着爹坟前的木牌，不由悲从中来。他先是呜咽着小声说着什么，随后变成了痛哭，声音越来越大，直至放声号啕起来。他的哭声格外瘆人，在浓重的夜色里传出很远很远……
从古到今，中国的乡村社会并不是靠基层政权的力量去维系，在封建皇权时代，中国最基层的**管理机构是县**，而县以下的**管理机构长期以来处于空白状态。至于不同朝代的乡遂制、保甲制、乡约制等传统的社会控制制度，不过是县级政权的延伸，并不具备行政管理的法定权。因此，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维系并不是靠法治，而是靠道德力量和宗法势力去维系，这两种力量的合成产生了约定俗成的价值观，乡绅阶层则是这种价值观的监督者和执行者。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他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是靠老辈人口碑相传的灌输，二是靠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之解释与指导，这样才能使没有受过基础教育的农村青年懂得：勤劳耕作、尊老爱幼是人之根本，而杀人抵命、欠债还钱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处世原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欺骗、偷盗及**都会受到周围舆论的谴责、不齿和惩罚。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乡绅阶层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维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乡绅阶层无非是来源于几个方面，一是来自受过教育、德高望重又颇有田产的读书人；二是来自血缘与地缘合一的宗法制氏族的宗族领袖；三是来自衣锦还乡的退职官员。
岗子村的陈家兴先生应该属于第一类。
在满堂的成长过程中，在他混沌的精神世界里，父亲佟春富的言传身教，乡绅陈家兴的人格力量，无一不对他施以重大影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复杂，它只是告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应该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判断是非好恶。
恸哭过后，满堂的思维渐渐清晰起来，他的灵魂似乎完成了一种蜕变。他明确意识到，今后的生活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他可以不清楚国家与民族的概念，但他完全知道，一个真正的、有担当的男人，要能够保护自己的亲人，保卫自己的家园。
从今天起，他佟满堂要为失去的家园和死去的亲人去战斗。
满堂站起来喊道：“柱子！”
“哥，俺在这儿。”铁柱在不远处回答。
“回去收拾东西，把娘托付给少林，咱们走！”
铁柱小心翼翼地问：“哥，咱去哪儿呀？”
满堂大声说：“找队伍，杀鬼子报仇！”
“哥，咱那队伍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咱去哪儿找？”
满堂想了想：“蔡长官走的时候说，突围出去的人都到豫西卢氏县，咱队伍在那儿等着呢……他娘的，卢氏县在哪儿？不管了，边走边打听，总能找到，咱跟着蔡长官干。”
赵湘竹刚在内乡县结束了采访。临时省**里乱糟糟的，**官员们都处在惊魂未定的状态，他们没心思办公，更没心思接受采访，这里说不定哪天又成了沦陷区，省**的官员们随时作好了撤退的准备。
赵湘竹安慰他们，这一带集结着国军几十万大军，日本人不可能占领内乡县，他们没这个力量。可那些行政官员们根本不信，因为事实已经让他们对自己的军队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
其实赵湘竹自己也很懊丧，豫中会战的失败也同样给她的心里蒙上了阴影。要说战争初期我们蒙受了很大损失，这还可以理解，但现在的情况比1937年时毕竟要好得多。1944年的中国军队在《租借法案》物资的援助下，武器装备比战争初期得到很大的改善，美国第14航空队和中美联合空军的组建使中国军队第一次掌握了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制空权，中美空军的作战半径已经达到东北和日本本土……在这种情况下，驻守在中原的几十万中国大军仍然是一触即溃，从最高长官到普通士兵都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这简直可以称之为一场“大崩溃”，实在是太丢脸了。
赵湘竹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总打败仗？
在军委会的调动命令下来之前，蔡继刚也只好在一战区长官部等候。这里的战线已基本稳定下来，看来日军在短时期内无力发动对西安的进攻，蔡继刚在这里无事可做，便从情报部门调来一些最新的情报资料，在自己房间里仔细研究。
蔡继刚翻阅着资料，突然，一份情报引起了他的关注：今年2月，东条英机提出统一军令、政令，逼迫杉山元元帅辞去参谋总长一职，又要求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3]
元帅把职务交给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兼任。天皇批准了东条英机的要求，永野修身被迫辞去职务，改任天皇的最高海军顾问。东条英机因此集总理大臣、内务大臣、军需大臣、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之职于一身。
蔡继刚喃喃自语道：“这位海军元帅终于下台了，不过，日本海军已经没有机会重整旗鼓了，此乃日本海军的宿命……”
“继刚，你在说谁？”赵湘竹一阵风一样飘了进来。
蔡继刚合上文件夹：“哦，我说的是日本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他最近辞职了。”
赵湘竹手忙脚乱地在衣柜里找衣服，随口问：“我听说过这个人，他的辞职意味着什么？”
蔡继刚笑了笑：“说了你也不懂，就别问了。”
赵湘竹“砰”的一声关上柜门，回身坐在蔡继刚对面的沙发上：“我不懂，你难道就不能给我讲讲？别忘了，你老婆是个军事记者，一切与军事有关的事我都感兴趣。”
赵湘竹说的是实情，她是个很敬业的记者，自从担任军事报道以来，她一直在学习各种有关军事方面的知识，她不愿当个混饭吃的外行记者。
蔡继刚知道妻子的脾气，只要她问了，自己若是不能使她满意，赵湘竹即会没完没了地纠缠，这是她从小养成的大小姐脾气，凡她要的，就必须得到。
蔡继刚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真拿你没办法，好吧，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关注这位海军元帅。永野修身是军令部总长，也是日本海军的最高统帅，此人是个坚定的主战派将领，当初他和当时的内阁总理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一起向天皇上书，不惜对美一战。可以说，他是挑起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
“继刚，你关注这个人，恐怕不是因为对他的履历感兴趣吧？”
蔡继刚继续说：“对，我提到他的履历不过是想说明，此人是个完美的明治海军军人，崇尚大炮巨舰的传统海战，所以，当他成为日本海军的最高长官时，那么昭和海军的悲惨命运就被注定了。”
赵湘竹疑惑地问：“完美的明治海军军人？你是说，他是个过时的海军军人，还停留在明治时代？”
“真聪明，我就是这个意思，他的作战思想还停留在明治时期日本海军创造的辉煌里。此人并不了解现代化战争，这是盟军的幸运所在，所以说，当他成为日本海军主帅时，日本帝国和日本海军的悲惨命运就被注定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请详细一点。”
蔡继刚侃侃而谈：“明治时代日本海军打了两场漂亮仗，消灭了我们的北洋舰队和俄国的太平洋舰队，从此他们背上了‘日本海军无敌’的包袱。仔细分析一下就清楚了，明治时代的海战有两个特征，首先是大炮巨舰的对决，还没有形成飞机和潜艇参与的立体海战理论；其次是海战主要在黄海和日本海海域展开，属短线补给。像现在太平洋海战的模式，早已超出永野修身的想象力。日本军队漫长的补给线已经要了日本帝国的命，从日本本岛经由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或者巴布亚新几内亚，如此漫长的航路为美国潜艇提供了一道大餐，到目前为止，美国潜艇击沉的日本商船总吨位已经接近500万吨。这就是永野修身对日本海军的‘贡献’，他现在虽然下台了，但是日本海军的命运已经注定，回天乏力啊。”
赵湘竹笑道：“我来补充一点，明治时代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限战争。小国日本与资源大国大清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战争，都是在取得了局部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后，通过外交手段，签订了有利于日本的终战和约而结束战争。这类战争法则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总体战争，日本决策层的判断出现重大失误。”
蔡继刚表示赞同：“永野修身等人都是出身于明治时代的海军将领，他们最大的失误，就是认为美国会像当年的俄国一样，如果在局部海战中失利，就会和日本签订停战和约，可美国不是当年的俄国，日本也不具备总体战的实力。所以，当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时，这场战争就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赵湘竹忧虑地说：“继刚，可是现在……中国战场好像还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我们的军队到底是怎么了？”
蔡继刚沉默了片刻说：“原因太多了，一时哪里能说清楚？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我们的军队装备差，训练不足，我们的军事指挥人员素养低劣，不了解现代化战争……这当然都是打败仗的理由，但这些好像还不是最主要问题，这里面有很深远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原因，需要慢慢梳理。”
赵湘竹思索着：“这恐怕要从现代国家的概念上加以梳理，我早想到过这个问题，但我缺少第一手资料，也缺乏与民间的沟通，坦率地说，我不了解中国的底层民众。”
蔡继刚惊讶地望着妻子：“天呐，我太太果然非同凡响，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不瞒你说，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湘竹，你应该知道板垣征四郎[4]
这个人。”
“当然知道，战争初期他是日军第5师团长，后来担任过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现在这家伙好像是驻朝鲜军的司令官。”
蔡继刚点点头说：“日本军界有‘石原莞尔之智，板垣征四郎之胆’之说，此人的军事才能就不说了，据说他从四岁起就学习汉学，他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三人并称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平心而论，这个人绝对是我们的劲敌，因为他比我们还要更加了解中国社会。”
赵湘竹吃惊地叹道：“那真是太可怕了……”
“板垣征四郎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它不过是在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民众的国家意识是非常淡薄的。此人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比我们很多军政大员都要了解中国民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思考的结果，我们打败仗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国家与民众的关系。”
“有道理，请继续说下去。”赵湘竹催促道。
自古以来，中国民众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无非是‘忠君报国’四个字，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仔细分析就不对了，这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诉求，民众承担了忠君和交纳赋税的义务，而君和国却从来不大考虑自己应尽的义务，问题就在这里。国家到底是谁的？皇帝告诉民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意思很明白，国家是皇帝的。既然是皇帝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国家遭到侵略，发生了战争，那应该与民众无关，因为民众不是国家的所有者，凭什么要他们去流血牺牲呢？这样一分析，很多困惑着我们的问题就清楚了，这恐怕是我们打败仗的主要原因。”蔡继刚说出了自己的结论。
“可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皇权时代了，我们的国家政体也是按照现代国家的框架建立的，为什么国家与民众仍然不能互尽责任和义务呢？”
蔡继刚温和地反问道：“那么请告诉我，对民众而言，1944年和1844年有什么不同吗？他们一样要向国家交纳赋税，至于交给皇帝还是交给国民**，这并不重要。现在的事实是，国家还是一如既往地拒绝向民众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而民众也仍然只有承受苦难的义务。中原大旱，赤地千里，民众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国民**又做了些什么呢？只是下了一道命令：今年河南省的军粮征收不能减免。看看吧，中国的国情如此，**怎么能让人民去支持战争？这才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所在。”
两个人都沉默了。
“报告！”门外有人喊。
蔡继刚打开门，见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的中校。
中校敬礼道：“报告蔡长官，我是16军李正先军长的副官靳益泉，李军长下午要去前沿阵地视察，他想问问蔡督战官，是否愿意一起到前沿指挥所看看？”
蔡继刚笑道：“既然是李军长相邀，蔡某岂敢不从？你先去吧，我马上到16军军部。”
靳副官走后，蔡继刚转身问赵湘竹：“16军李正先军长你采访过吗？”
“没有，这里将级军官有几十个，我怎么能都认识？”
蔡继刚戴上军帽：“我要和李军长上前沿阵地看看，你要有兴趣就和我一起去，也正好认识一下李正先。”
赵湘竹是个工作狂，她当然不肯放弃采访前线军官的机会：“好啊，前沿阵地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当然去。”
蔡继刚和李正先站在109师前沿指挥所里，专心致志地用望远镜观察着日军阵地纵深。这里两军之间有一片约300米左右的开阔地，靠近国军一侧的阵地上乱糟糟的，到处是铁丝网、鹿砦和宽大的防坦克壕，隐蔽部和堑壕的胸墙都用粗圆木固定，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四通八达，轻重机枪的火力点配置隐蔽而刁钻，并且很注重交叉火力和侧射火力的发挥。16军到底是嫡系部队，响当当的中央军，防御阵地构筑得颇为专业。
蔡继刚和李正先非常熟，两人的年龄差不多，彼此说话比较随便，见面就开玩笑。前年蔡继刚随军令部的长官去八战区视察，当时李正先刚刚从第一师师长的位子升任第一军副军长，蔡继刚以军委会督战官的身份在第一军司令部住了一个月，两人就这么认识了。李正先号健白，蔡继刚称他为“健白兄”，他则称蔡继刚为“云鹤兄”。
李正先是黄埔二期步科毕业，是蒋委员长的同乡，因此在军界一直发展得顺风顺水，1939年即成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的旅长，官拜陆军少将，在黄埔二期生里算是升迁较快的。
李正先放下望远镜，有些得意地问蔡继刚：“云鹤兄，你是名校生，给我们提提意见，我们的阵地设置还过得去吧？”
蔡继刚继续观察，嘴里淡淡地说：“嗯，还行吧，就阵地战来说，比一次大战的水平要提高很多。”
赵湘竹听出了讽刺的意味，忍不住笑了。
“这是什么话？骂我们呢？”李正先不满地瞪着蔡继刚。
“我的意思是，以我军目前的作战思想、装备水平和战术水平，也只能这样了，如果让我来指挥，恐怕也是这样。我们的作战思想和战术水平还停留在一次大战呢，欧洲战场早不是这种打法了。”
李正先嘲讽道：“嗬，到底是弗吉尼亚的高材生，张嘴闭嘴都是欧洲战场，我们这些黄埔出身的土包子听得一头雾水，蔡督战官能不能具体讲讲？”
蔡继刚毫不理会他的嘲讽：“健白兄，我提个问题，你们的防线比起马其诺防线来，哪个更坚固一些？”
“当然是马其诺防线，人家修了多少年？用了多少钢筋混凝土？我可没这么富。”
“是啊，修了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结果呢？人家一枪没放就绕过去了。老兄，如今的作战模式早变了，你的工事坚固，可人家未必来打。现代化战争的特点是宽正面，高机动，大纵深。突击是大纵深快速突击，防御是大纵深防御，在防御过程中抓住战机立刻实施反突击。去年8月的库尔斯克会战，苏联军队就是这么干的，双方的军队都在进攻，也同时都在防御。所以，现代化战争中，进攻和防御不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而是对立统一的一个概念。”蔡继刚边说边改用炮队镜继续向敌纵深观察。
李正先讨饶地举起双手：“行了，行了，别说了，我认输了还不行？谈起军事理论，十个李正先也不是一个蔡继刚的对手。现在的问题是，这是中国战场，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打仗，实施高机动作战要有本钱，谁不知道坦克集群是好东西，可咱们有吗？中国是个穷国，而我们的对手也没富到哪儿去，都穷到一块了，所以交战双方只能使用一次大战的作战模式，我的大督战官！”
蔡继刚调整着炮队镜回嘴：“健白兄，你这纯粹是抬杠，我指的是战术思想，在某些情况下，智力的提升可以弥补装备的不足……”
突然，敌人阵地上传来一阵轻机枪射击声，指挥所里的人立刻紧张起来。副官沈光亚连忙摇动电话向前沿观察哨询问，然后他挂上电话报告：“据黄坡村阵地观察哨报告，东面坡地日军据点传来枪声，好像有人越过战线向我方阵地跑来，由于来人身份不明，我前沿官兵未敢开火阻拦。”
李正先也顾不上斗嘴了，举起了望远镜。
蔡继刚的炮队镜视野里出现了一高一矮两个老百姓，他们正试图越过两军阵前的开阔地带，背后日军阵地上的机枪声时时响起，子弹不时在他俩身前身后溅起土烟。蔡继刚心中十分疑惑，这两个家伙可真是二愣子，这片开阔地足有三百多米，他们大白天的就这么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越过战线，吃了豹子胆了？
沈光亚也举着望远镜观察，他对蔡继刚说：“长官，这两个人倒是不同寻常，他俩在做‘之’字形运动，而且很会利用地形，我看他们不像是老百姓，好像是有战场经验的军人。”
蔡继刚仔细看看，又觉得奇怪，这两个人的确像是受过训练，他们总是跃出十几步，趁日军机枪手还没来得及构成瞄准线时又扑进弹坑，这两个人的跃进、卧倒、规避动作很正规，时而分散，时而聚拢……蔡继刚断定，这两人肯定是有战场经验的老兵。
李正先也看出了一些门道，他大声喊道：“传我命令！前沿机枪开火，压制对方火力，掩护这两个人过来！”
李正先的命令通过电话传过去，前沿阵地上枪声大作，七八挺轻、重机枪同时开火，一下子压住了日军的火力。只见那两个老百姓从弹坑里一跃而起，急速跑过开阔地，就地一滚，跳进国军的战壕里……
指挥所里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
李正先扔掉望远镜命令道：“把那两个人带到指挥所来，我要问话。”
不一会儿，那一高一矮两个家伙被几个士兵带进指挥所。这两人似乎不大懂规矩，一边满不在乎地拍打着身上的泥土，一边懵懵懂懂地四处观望。
沈光亚突然向蔡继刚喊了起来：“长官，真巧了，是老熟人啊！”
蔡继刚定眼一瞧就笑了，这不是满堂和铁柱吗？
满堂和铁柱一见到蔡继刚和沈光亚也大喜过望，他们走了这么远的路，就是来投奔蔡长官的。满堂兴奋地正准备扑过去和蔡长官握手，忽然想起军队的规矩，连忙喝住铁柱：“柱子，给蔡长官和沈副官敬礼！”
两人规规矩矩挺直身子向蔡继刚、沈光亚敬礼。
李正先笑着问蔡继刚：“云鹤兄，你认识这两个家伙？”
“何止认识，这是和我一起突围的弟兄。”蔡继刚兴奋地在满堂和铁柱的胸前捣了几拳。
赵湘竹好奇地问：“你们怎么从敌人阵地上穿过来？这太危险了。”
满堂回答：“那边到处是鬼子，俺找不到别的路，听一个打草的老乡说，跑过这片空地就是咱国军的地盘，俺本来还想等到天黑再过来，可碰上了鬼子的巡逻队，俺俩撒腿就跑，鬼子腿短追不上，就在后面开枪，后来咱的机枪响了，俺知道这是掩护俺呢，这下不用躲啦，俺和铁柱几步就窜过来了。”
李正先夸奖道：“战术动作还是蛮地道的，都是老兵吧？”
蔡继刚笑道：“恐怕算不上老兵，守许昌时在暂15军入伍的，不过几场仗下来，战斗经验是有了。”
李正先打量着满堂：“云鹤兄，这两个兵就留在109师吧，我们可是中央军，不比那些杂牌军强？”
“长官，俺不在这儿干，俺兄弟俩是来投奔蔡长官的。”满堂断然拒绝。
李正先正要发火骂人，蔡继刚马上接口道：“健白兄，这件事以后再说，我先和这兄弟俩谈谈。”
晚饭后，蔡继刚吩咐沈副官去叫满堂兄弟。
赵湘竹问：“继刚，我能听听你们的谈话吗？”
“当然可以，下午我们不是谈过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吗？我们还没有谈完，正好这两个士兵都是豫中当地人，你可以问问他们对战争的看法。”蔡继刚说。
正说着，满堂和铁柱到了。兄弟俩见了蔡继刚和赵湘竹还是很拘束，都规规矩矩坐好，等着长官发问。
沈光亚生怕他们不会说话，使赵湘竹难堪，连忙介绍了一下：“满堂，这是蔡长官的夫人，你们应该向夫人问个好。”
满堂和铁柱从来没听说过“夫人”这个称呼，心说啥“夫人”呀？蔡长官的女人不就是“屋里人”嘛，咋这么绕口呢？
铁柱没敢吭声，满堂硬着头皮叫了一声：“夫……夫人好！”
赵湘竹笑着走过去，想和他们握握手，谁知这兄弟俩吓得连忙把双手背在后面，弄得赵湘竹有些尴尬。
蔡继刚笑道：“湘竹，你不要难为他们，他们不习惯和女人握手。”
赵湘竹自嘲地嘟囔着：“你的意思是，我把他们吓着了？好好好，我不说话了，你们谈！”
蔡继刚仔细询问了在崤山南坡的官道口自己撤离后的情况。
满堂和铁柱都不具备清晰而完整的叙述能力，他俩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地叙述了最后那场战斗和被俘的经历。
蔡继刚听完后神色黯然，沉默良久。
赵湘竹又忍不住提问题：“满堂，最后你们被俘的时候，这支阻击部队只剩下五个人了，是这样吗？”
“是，连俺俩算上，一共剩下五个活人，别的弟兄都死毬啦！”满堂说。
铁柱补充道：“连长脑门上中了枪子儿，二话没说就死毬了，俺还把连长翻过来看，乖乖，后脑勺都打没了……”
沈副官不满意了：“说话要文明点，说死了或者牺牲了都行，就是不要说脏话。”
满堂和铁柱惶恐地看着沈副官，他俩并不认为自己刚才说了脏话。
赵湘竹一边做着笔记，一边继续提问：“满堂，你刚才说，那个叫山田圭一的日本兵是大阪人，对不对？”
“俺记不清了，是柱子说的，他记性比俺好，柱子，你没记错吧？”满堂拍了拍铁柱脑袋问。
铁柱肯定地说：“没错，俺记着呢，是叫‘大板儿’，这名好记，大块的板子嘛，山田说，他以前的部队里都是大阪人。”
赵湘竹停住了笔，扭头问蔡继刚：“继刚，据我所知，日本军队征兵都是按地域组成部队，那么大阪地区组成的部队是哪个师团？”
蔡继刚想了想：“是第4师团，这个师团在日俄战争之前就组建了，是日军最早的几个常备师团之一，属甲种师团，不过战斗力不算强，在中国战场上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战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师团已经在前两年调到南方军，现在好像在菲律宾驻防。”
赵湘竹疑惑地自语道：“这个叫山田圭一的人很有意思，在我看来，日本士兵都被洗过脑，很少有这种厌战而又心地善良的人。”
蔡继刚点点头说：“嗯，是比较少见，这可能和地域文化有关。大阪是日本商业气氛最浓的城市，第4师团的兵员大部分是小商贩，而全世界的小商贩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和气生财、精于算计、善于审时度势，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易受他人煽动。所以，第4师团从日俄战争起就因战绩不佳被称为‘奸诈的商人师团’。”
“真没想到，日本军队里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人，搁以前我根本不会相信。”赵湘竹说。
两个人正讨论着，只见满堂和铁柱像约定好了一样，“扑通”一声同时跪在蔡继刚面前。
蔡继刚大惊：“满堂，铁柱，你们……这是怎么了？”
满堂嘟囔着说：“长官，俺兄弟俩对不起你，俺们……当……当过汉奸！”
蔡继刚厉声喝道：“大声点说，到底怎么回事？”
赵湘竹在一边温和地安慰着：“满堂，铁柱，别着急，慢慢说，不管有多大事，说出来就好。”
满堂哭了起来，边哭边叙述自己当汉奸的经过……
这兄弟俩在路上就商量好了，要是能见到蔡长官，说什么也要把那件事说出来。铁柱是个没心没肺的浑小子，也缺乏思考能力，他已经习惯什么事都听哥的，只要哥说了话，让他去扒黄河大堤铁柱也照扒不误。
而满堂可不像铁柱那样没脑子，他每当想起自己聚众抢劫的事就别扭，特别是在日军洗劫了岗子村、自己家破人亡后，满堂越发不敢回想这件事。他的逻辑很简单，日本鬼子是杀爹和妹妹的仇人，自己非但没有去报仇，反而抢了打鬼子的队伍；这还不算，自己为了点粮食，还上赶着帮鬼子去运粮。当时满堂混沌未开，对自己的行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自从在战俘营里见到翻译官高升以后，满堂才真正明白，这就是汉奸，凡是真心实意为鬼子干事、欺压自己同胞的行为，都是汉奸行为。满堂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从小就有强烈的自尊心，他是要脸的人，一旦明白了自己的行为，满堂的心就没日没夜地处在煎熬之中。
满堂的逻辑是对的，但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是错的，应该是他先抢劫了国军，帮助鬼子去运粮，然后才是爹和妹妹被杀，到这时候，日本鬼子才成了杀爹和妹妹的仇人。
蔡继刚耐心听完满堂的叙述，怒火终于爆发出来：“妈的，汤恩伯被劫的事我早听说了，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你们两个小子干的，真他妈的浑蛋，满堂，我真想毙了你们！”
满堂耷拉着脑袋小声说：“长官，俺兄弟俩在路上就商量好了，见了长官实话实说，说完长官要杀要剐俺当哥的顶着，饶了俺兄弟就中。”
蔡继刚气哼哼地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哼！我看你们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都该枪毙！”
“长官，你要枪毙俺俩，还不如送俺俩去打仗，杀鬼子，现在咱队伍不是正缺人手吗？”铁柱愣头愣脑地说。
蔡继刚望着这两个头脑简单的士兵哭笑不得，他不想讲什么有关国家与民族的大道理，这两个家伙恐怕也听不明白。不过，既然他们主动前来归队，说明还懂得是非曲直，至少没去当伪军。
“继刚，是不是先让他们去休息，明天再谈？”聪明的赵湘竹赶紧出来圆场。
蔡继刚推开窗户，望着窗外没有吭声。
赵湘竹向满堂使个眼色，示意他们退下，满堂和铁柱就像得到特赦令的囚犯，仓皇退出房间。
赵湘竹为蔡继刚披上件衣服，用探讨的口吻说：“其实国家真是个宽泛的概念，它的内涵包括领土、民族、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性，这些都很复杂，这两个士兵没有国家的概念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思维很直观，在饥饿的时候，有人给了粮食，他们自然会心生感激。”
蔡继刚叹了口气：“冈村宁次这个人很厉害，他很懂得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重的道理，就这一比，我们的统帅部在智力博弈层面上又输了一筹。冈村宁次用粮食去赈济敌国灾民，这一手看似良善之举，实际暗藏杀机，这是个完整的战略计划，损失区区一点粮食，等于增加了十万大军。”
赵湘竹打开笔记本说：“嗯，你总结得很精准，我可以在文章中使用你的总结吗？”
“绝对不行，原因你知道，日军通过赈粮事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煽动后方新闻舆论界的不满，把国府的形象搞糟，这也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蔡继刚很清醒地提示道。
赵湘竹顺从地合上笔记本：“好吧，为了国家的形象，我这个记者只好闭嘴了。继刚，明天我要搭长官部的飞机回重庆，我们总编想派我去采访一下陈纳德将军。你是不是和我一起走？反正你在这里也无事可做。”
蔡继刚轻轻搂过妻子：“真抱歉！我恐怕不能和你一起走，我在等候军委会的命令，南方的战事吃紧，我可能要调往南方战线。”
赵湘竹把脸贴在丈夫胸前，柔声叹道：“唉，真舍不得和你分别，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
“没办法，湘竹，这是战争，谁让你丈夫是军人呢？”
“我知道，我理解，你老婆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我为战争守了这么多年空房，作出这么大牺牲，难道还不许我发发牢骚么？继刚，你估计，下一步……会派你去哪里？”
蔡继刚严肃起来：“肯定是第九战区，我稍微透露一点军事秘密，长沙、衡阳一带马上要爆发一场大战。”
赵湘竹震惊了：“豫中会战刚刚结束，长沙又要大打？”
蔡继刚沉默不语。
“那……满堂和铁柱你怎么安排？”
蔡继刚想了想：“容有略的190师正在衡阳南郊接受新兵，组织训练，我和容有略是老朋友了，让满堂和铁柱去190师吧，我会安排这件事。”
赵湘竹紧紧拥抱丈夫：“继刚，答应我，好好的回来，我要一个完整的你，不许蹭破一点皮。”
蔡继刚笑着亲吻妻子：“我答应你，尽管我知道这是废话……”
“不，只要你答应了，就是真的，上帝会保佑我们！”
蔡继刚在电讯室叫通了第九战区190师容有略的电话。
“喂，容师长吗？你好！我是蔡继刚啊。”
电话那边一声惊呼：“啊呀！是云鹤兄，几年不见啦，阁下都混到重庆军委会了，令人刮目相看呀！”
“到军委会又怎么啦？还不是个闲差？哪比得了你容师长，黄埔一期生，委员长的高足，正经的嫡系呀，不像我，出身不正，喝了点洋墨水，倒成了军中异类，如今干脆不让带兵了，惭愧啊！”蔡继刚发着牢骚。
容有略一口的广东普通话：“看你说的，我算什么嫡系？好不容易当了个师长，还是个后调师，有点兵都让人家挖走了。没办法，人家是主力师嘛，财大气粗，我只能当个配角啦。”
“容师长，你现在正招兵买马，我向你推荐两个老兵，都有战斗经验，参加过豫中会战，是刚从日军战俘营里逃出来的，吃了不少苦，所以求战心切，怎么样，你要不要？”
容有略大喜过望：“要要要，当然要！我缺的就是老兵呀，来了都当班长，给我带新兵。云鹤兄，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啊，谢谢啦！”
“好，我马上安排通讯连的车给你送去。老弟，下一步我可能也要去九战区督战，到时咱们会见面的。”蔡继刚放下了电话。
[1]
按照惯例，世界各国军队的飞行员都是军官，但是二战时曰本陆海军飞行员则并非全部是军官，绝大部分是军曹（士官）或士兵。飞行士官及士兵均有级别，例如：一飞兵、一飞曹、二飞曹、三飞曹、飞曹长，等等。
[2]
语出清末陈澹然《寤言》卷二《迁都建藩议》，意为看问题必须眼光长远，不能为长远利益考虑的，必然不能够作出短期的计划；看问题也必须全面，不能从全局出发想问题，那么在局部方面也不会有所成就。
[3]
永野修身（1880.6.15～1947.1.5）：日本海军元帅，日本海军舰队派的主要人物，对美开战的主要支持者。在日本海军历史上，他是唯一一个先后担任过“海军三长官”（即海军大臣、联合舰队司令官，军令部总长）的人，战后被列入首批28名甲级战犯名单中，1947年1月5日，永野修身患肺炎在巢鸭拘留所死去，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最后审判。
[4]
板垣征四郎（1885.1.21～1948.12.23）：日本昭和时代重要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之一。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学员，日本陆军大学第28期毕业生。1937年3月任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1938年6月任日本陆军大臣；1939年9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7月晋升为大将，任朝鲜军司令官。1948年12月23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