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朋友圈》164

尽管这些简单浅显的道理大家都懂，但是经过吕老师系统的归纳和阐述，大多数同学们还是觉得耳目一新。很少听到有人把基督、佛教以及中国的道教放到一起做比较整理分析。其实对照吕老师刚才所讲的道理仔细一想，各种宗教只是外在形式和信仰仪式的差异，究其核心，都是劝人向善，彰显爱心，救苦救难，为国为民的。在这一点上，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是如此，区别不大。如果不是以此做为教义的宗教即可归为邪教之类了。

不知不觉中，晚餐时间已过去大半，同学们刚才听吕老师和几个同学说佛论道入了迷，满桌子人都呆楞着无人动筷。吕老师讲完后看到大家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道：同学们，我们都是俗人，我说过，任何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必须建立在填饱肚子的基础上才能去实践，饿着肚子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还是要把主题回到吃饭上来，不谈宗教，只叙友情。来来来，大家继续！干杯！说罢拿起酒杯高高举起，众同学们这才从宗教情绪中回到现实里来，纷纷举杯响应，一场关于宗教信仰的讨论遂告一段落。

接下来的时间，挨坐着的同学们三三两两互相敬酒叙话，增进友谊。金权本来想和吕老师探讨下关于明年经济形势的话题，后来一想，还是算了，等酒后单独找时间和吕老师交流吧，免得破坏大家的酒兴。于是便也和同学们交杯换盏起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顿饭吃了好长的时间，幸好不是旅游旺季，宾馆里住的客人不多，否则的话就会扰民了，终于大家尽兴后回到各自房间。

回到房间后，金权无心睡眠，想趁着夜深人静时和吕老师单独坐坐，便给吕老师打了电话，得知他也没睡，正在喝茶。说请他过去聊天，于是金权叫上钱源一起去拜访吕老师。

叩门后，开门的却是曹总，进得屋里一看，孙总也在，原来他们也抱着同样的想法想和吕老师在讨教一二，大家会心哈哈大笑，然后分宾主落座在房间里的一个茶台边上。吕老师知道兄弟来喝茶聊天，早就洗好了茶具泡好了他自己带的龙井沏好，给每人斟到杯子里，然后抬头看着大家一笑，咧嘴道：各怀鬼胎。呵呵！说吧！谁先说？

这句话引得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曹总笑罢，首先开口：老师，这次来五台山，说是上香拜佛，其实是想见见你，最近公司业务诸多不顺，心情郁闷，一是出来散散心，二是想听听你对下一步中国股市的看法，帮我理理接下来该怎么做？

金权一听曹总所问，就知道他的事业也是遇到了瓶颈，虽然所处行业不同，但在今年的大趋势下碰到了同样的困惑和烦恼，看来这不是一行一业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大问题。曹总的公司在深圳，是专门为大陆的大中小型民营企业做上市服务的，不光做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服务，最主要的业务板块是在做港股的上市，包括上市前的辅导和投融资、为上市公司做包销等一条龙的服务。近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而大陆证监会对上市的企业要求太高，排队等待时间又长，融资效果不好。这样导致好多的企业跨过A股股市，直接到香港上市融资。于是曹总他们的公司利用这个机会包装了好几家大陆民营公司到港交所上市，佣金收入及投资效益颇丰。但看到曹总刚才的样子，近期业务好像也不太顺利，一定是出现了问题。金权对股市专业了解不多，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学学。于是静下心来准备认真听听吕老师的分析。

吕老师呷了口茶，微笑着对曹总说道：兄弟，首先我一不是证监会的，二不是股票分析师，承蒙大家不弃尊称我一声老师，但我毕竟不是专业的权威人士。既然你问起了我，我就根据近期股市走势和未来趋势做个分析，再次声明只是我的个人看法，仅供参考。谈到中国股市，首先得说到中国经济，那么中国经济现在到底怎么样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吕老师说完，看了看大家，见众人都在认真倾听，孙总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他是个热爱学习认真听讲的好学生，吕老师见状笑了笑，继续说道：

首先，说说中国的企业。外资企业正以整个产业链相关企业群体外迁的规模逃离。广东胶鞋家具等多个行业外资企业大量搬迁出境。三星、富士康、优衣库、无印良品大幅减少中国工厂，耐克、阿迪达斯此前已将生产工厂转到越南。内资企业有条件的也在设法外迁。企业从谋划迁移到实际搬迁，至少需两三年，因此2019年起的今后三年，企业外迁潮会一年比一年猛，其后果将比目前能预想到的更严重。

其次，美方关税制裁尚未大规模实施，目前并未真正导致中国企业外销成本大幅上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产业外迁的原因并非只是贸易战。导致企业外迁是因为中国的综合成本过高，首先是制度成本高，加上中国民族民粹主义泛滥，导致外企对中国未来预期不佳，安全感丧失。

制造业企业搬迁是件伤筋动骨的事，因此产业一旦转移就不可能回来。中国外资企业产出占中国GDP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内资私营企业也已开始大量停产倒闭，今后三五年内，产业外迁将导致中国增加上亿失业人口。

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么多的内外资企业外迁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成本，除了我刚才说的制度性成本外，还有就是企业所需要承担的社保和税赋成本。中国社保占工资比例近40%，这其实就是所得税，是企业的沉重负担。中国税赋太高，尤其税收结构很不合理，生产流通环节而非消费环节承担了主要税赋，极不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积累扩大投资，对不同环节征税的调节效应是不一样的，税赋从生产环节传递分摊到消费环节，是有成本的。民企老板面临的外部困难，普遍来说，约20%来自于重税，20%来自于干预用工自由的劳动法规与社保负担，还有60%左右，来自于官员以检查、整顿、罚款、责令整改、环评标准过高、强制限产、责令停业、拆违、赶人、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购房等等各种限制与折腾带来的麻烦，让企业动辄得咎。

税收与社保虽不合理，但只要规则清晰，企业还有个明确预期，可以部分规避或提前分散风险负担。唯有随心所欲的权力之手干预企业经营，以及以执法为名的寻租滋事，如苍蝇防不胜防，最令企业经营者心力交瘁。应对这类骚扰的时间与精力，是企业经营者更大的成本。但由于这种成本难量化、难表述、难避免，学者与主政者常回避这类问题，视而不见。权力寻租与蛮横折腾企业带来的负担与损失，虽危害更甚于高税收与高社保，但当下想预防与避免，基本无望。

吕老师说到这里，问在座的同学们：你们有谁看过陈有西律师多年前写的《中国企业家都在通往监狱的路上》那篇文章？在座的都点点头表示看过，吕老师满意的用手敲了敲茶台表示赞许，然后叹了口气，重重说道：中国企业经营者的辛酸宿命全在这篇文章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