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一章 官职谋划惹心烦

第一百一十一章 官职谋划惹心烦

卫鞅扶起老人,“老人家,让小兄弟到县府从军吧,立军功有爵呢。”

“立功有爵?”老人惊讶的睁大眼睛,“庶民能有爵位?我儿子杀死了十个魏狗方死,如何啥也没有?”

卫鞅:“老人家,那是旧法,秦国马上要变法了。”

老人嘶哑的笑道:“这样说,这法是得变了。变了法,我等贱民也能光宗耀祖了,是么?”

“对,老人家,正是这样。”卫鞅大声回答。

这一番对话,场中听得清清楚楚。

人们眼见少年拿到了一百赏金,对这位白衣左庶长的话自然信任有加,他说要变法,能有假么?

人群高兴的一片欢呼,“说话算数,官府万岁!”

卫鞅摆摆手,人们平静下来,他站上一块大石高声道:“父老兄弟们,秦国从明日开始,要实行变法了。你们会陆续看到官府颁布的新法令。这些新法,是要大家勤于耕作,勇于征战,有功便赏,有罪便罚;官员世族犯法者,与庶民同罪。今日徙木立信,就是要大家明白,官府说话是算数的,颁布的新法令必须忠实执行。守法有功者赏,违法有罪者刑。这就是强秦变法。只要秦国上下同心,官民同心,十年之内,秦国就会富裕起来,强大起来!”

全场一片欢呼,“官府万岁!变法强秦!”还有人高喊了一句,“左庶长万岁!”众人如梦方醒,立即奋力高喊,“左庶长万岁!”竟是大海波涛般连绵不绝。众人兴奋的喊声中,卫鞅一行已经悄悄的离开了。

随着三月二十栎阳大集的结束,左庶长徙木立信的故事迅速传遍了秦国山野村庄。

“一个老药农的小孙子,扛了一根椽子,便从左庶长手里得了一百金!”还有比这种故事更能激起穷苦庶民好奇心的么?

人们络绎不绝的赶到南山里的商於山地,看老药农爷孙,听少年和老人讲述那迷人的梦幻般的故事。

后来,有人还看到了老人盖的房子,看见县令为老人战死的儿子立的功德碑。一传十,十传百,官府的信誉便在这神奇的口碑中矗立了起来。再后来,人们就只有听老人一个人讲故事了。听说那个少年已经从军去了。

秦孝公并没有轻松起来,他忙的是另一番事情。

卫鞅虽然已经明确做了左庶长,成为总摄国政的大臣。

但卫鞅如何行使权力,才最有利于大刀阔斧的变法?

这是国君要匡定的大事。目下,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卫鞅的这个变法作坊建立起来,使之立即投入运转。

去冬大雪天的时候,秦孝公就想透了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决意仿效东方列国,使卫鞅成为开府治国的丞相。

丞相开府治国,这是进入战国后东方列国的普遍做法。

所谓丞相开府,就是丞相建立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全权处置国家日常政务,国君只保持军权、官吏任免权和大政决策权。

国君和开府丞相的这种分权治国,在战国时代达到了最高程度,也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最高水准。

丞相开府治国的实际意义是,国家战车由一马驾驭变成了两马驾驭,治国效率与国家生命力明显增高。

像魏国、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国王其所以能全力在外交和军事上斡旋,就是因为国家政务由开府丞相全权处置。

丞相治国权的稳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了国家由于君主年幼或昏聩无能,而产生的迅速衰落与政权颠覆,大大的有利于国家稳定。

但是,对于落后的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长期的马上征战,秦国的权力机构从来都很简单。

早秦部族时期,是直接的军政合一。一个最高头领加左右两个庶长,便是全部最高权力。立国之后虽然官署多了些,但与东方大国相比,依然带有浓厚的简单化与笼统化。

即或在春秋最强盛的那一段——秦穆公时期,秦国的官制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军政合一,权力结构的划分依然很是简单笼统。

在这一点上,秦国与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周人出了个圣人级的领袖,这就是周文王。

他对发达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而是靠拢吸收,使周部族在作为殷商西部诸侯的时候,就在官制民治方面与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大体上的同一性。

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没有后来另一个圣人级领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礼》的可能。

也就是说,周部族在诸侯国时期,已经做到了与中原发达文明保持大体同步,已经完成了国家权力结构方面的基础准备。

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没有涌现建立基础文明的圣人,所以在成为诸侯国三百年后,依然保留着简单落后的官制,保留着落后的治国方式。

整个春秋时期,秦国的官制很简单,名称也很怪诞,这一点与楚国大体相当。

国君称为“伯”,实际上是“霸”的意思。执政大臣称为“庶长”,先后曾经有过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等不同设置。

掌军事的大臣为“威垒”与“帅”。掌国君护卫的将军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为“行人”等等。

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将百里奚的官职定为“相”,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士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

从此以后,“相”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有出现过,直到秦孝公时期,执政大臣仍然叫左庶长。

秦献公时期,有了“大夫”的设置,但职劝依旧很模糊。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

秦国没有设过丞相,也从来没有过由一个大臣独立开府来行使权力的先例。

长期征战,闭锁关西,秦国朝野长期孤陋寡闻,对重臣开府治国所知甚少,也很难理解。

相反,对开府的另一面——分权倒是更为敏感。在贵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觉得这是在和国君分庭抗礼,大有叛逆之嫌。

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

实际上,也就是八九个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这种“开府”,和东方大国的丞相开府在权力、规模和政务效率上远远不能相比。

秦孝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

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

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争国家,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

孝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

自与卫鞅促膝长谈,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便决意与卫鞅这样一个乾坤大才共同驾拉秦国这辆锈蚀的战车。

秦孝公是自信的,他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

目下,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卫鞅权力,使卫鞅成为与他共同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左庶长,即或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

他思虑周密,既要扎实的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便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象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

秦孝公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

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

秦国尚左,在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

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非嬴氏公族不得担任。

进入战国,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

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

去年冬天,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嬴虔手里,为的就是给卫鞅执掌大政铺路。当卫鞅从嬴虔手中接掌左庶长权力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与东方列国的开府丞相具有同等权力的大臣了。

但是,这种大权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列国那样的开府丞相。丞相总理政务的要害是开府设立权力机构,仅仅有个人权力而没有开府,就无法全面处理国家事务。开府的根本之点是配备属官,其次是建立府邸。这两件事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都很不容易。

去年冬天,秦孝公已经给卫鞅准备好了三个忠实能干的助手——景监和车英甚至还有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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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种兵来到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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