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致命酒

春节的致命酒

前言

从警以来,春节是我最期盼却又最忌惮的日子。

期盼节日的假期和团圆的快乐,又忌惮喧嚣后的一地狼藉。俗话说“过犹不及”,春节期间豪饮宿醉成风,难免引发一些让人唏嘘的悲剧。

时值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特此冒昧分享三个与“春节饮酒”相关的真实警情,以期对正确世风的树立有所提示。

二十四年终得扶正,他倒在庆功宴后的雪地里

2013年腊月二十五,大雪,老雷失踪了。

报案大厅里围着十几号人,老雷的爱人和孩子一遍遍拨打他的电话,一直都是关机。

“你说这大过年的,老雷跑到哪儿去了!”他爱人不住地抱怨,手里反复按下重拨键。

“小年”那天下午,老雷跟老婆孩子打招呼说:“晚上和朋友聚聚,不回来吃饭了。”四点半,他穿好外套离开了家,自此便杳无音信。

“嫂子你别着急,雷哥可能是有别的事儿忙去了,恰好手机也没电了……”一个朋友劝老雷的爱人道。

这个劝慰明显难以奏效:一个工作稳定、家庭美满的中年男人,显然没有理由在寒冬腊月里一声不吭地“忙别的事儿去”。老雷爱人自然不会接受,反而冲那个朋友发起了脾气:“就是你们,大过年的叫着老雷喝喝喝,他要出点事儿,我们这个年还咋过!那天跟你们喝完酒,他去哪儿了?你说啊!”

我这才明白,原来站在报案大厅里的,除了老雷的爱人和孩子外,其余都是那晚与老雷“聚聚”的朋友。

我要过老雷的身份证号,在警务通上输入,系统显示他这两天既未出行,也未住宿。

“亲戚朋友那边你们问过没?”我问老雷的爱人。她双手一摊,说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都说没见过老雷,不然他们也不会兴师动众来派出所报警。

我抬起头,窗外还飘着雪花,路边的积雪已经有些厚度了。“这雪,应该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三天了吧……”一旁的同事小声嘀咕着,我心里也有种不好的感觉。

“你们喝了多少酒?”我拉过老雷一个还在报案大厅的朋友询问道。

他说十二个人,除了一个不喝酒的司机外,其余十一个人一共喝了六瓶白酒,虽然总量不多,但老雷一人就喝了一斤半。

“他平时酒量怎么样?”

“马马虎虎吧,平时能喝半斤。”

“那天为什么喝那么多?”

“高兴啊,那天他可是主角!”

老雷48岁,在市里的一家国企工作,一个月前刚刚当上科长,“小年”那天是他摆的“庆功宴”,地点在辖区的川菜馆,到场的都是老雷身边平时交好的同事朋友。

“席上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我问。老雷朋友摇摇头,说那天老雷就是高兴,特别高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异常。

“他也确实压抑,蹲了二十四年副科,终于把那个‘副’字去掉了,能不畅快一把嘛!”他说。

我笑笑,想来老雷估计也确实如他所说。一般到了老雷这把年龄,干到处级也不稀奇,更何况他年纪轻轻就提了副科。一个位子蹲了二十多年,终于遂愿,也该庆贺一番。

“老雷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我继续询问。以前遇到过类似的“失踪”,我们满世界翻了几天,最后当事人却大摇大摆地从娱乐场所走了出来。

老雷朋友摇摇头,说老雷平时黄、赌、毒一概不沾,下班准点回家,除了爱喝酒,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他在外面有没有什么仇家或‘不一般’的关系?”我又问。

老雷朋友还是摇头,说这方面他也不太清楚。但以他对老雷过往的了解看,老雷为人平和、讲义气,之前没听说他得罪过谁,生活作风方面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他这快五十的人了,没钱没权的,自己日子都过得委委屈屈,哪还有心思‘札乔子’(搞外遇),说句不好听的,就算他有那心思,也不见得有女人肯跟他……”虽然我问得很隐晦,但老雷朋友还是理解了我的意思。

失踪之前状态正常,生活轨迹基本稳定,无特殊关系或癖好。这样看来,老雷离家出走的可能性不大,但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人了呢?

“会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同事在一旁提醒我。老雷的朋友也听到了这句话,他看看我,眼神中充满焦虑。我当然也想到过这种结果,只是当时不好说出口。

“那天喝完酒之后他是怎么走的?”我接着问。

老雷的朋友说,那天他们从晚上六点开始吃饭,一群人兴致很高,一直喝到晚上十点半左右。之后他和离家近的几个人一同步行回家,老雷因为喝得不少,所以是坐那位没喝酒的朋友的车离开的。

我又找到那位当时开车的朋友,他说他们同车三人将老雷送到住所所在的小区附近,本来想直接把他送上楼,但老雷说自己喝多了,有点晕车,要下车走走。于是三人便放下老雷,目送他在通向小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方才开车离开。

临下车前,其中一位朋友还问老雷:“你行不行?”老雷挥挥手说:“没得问题。”

一切都像以往聚会那样正常,只是这次老雷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你们,跟我来监控室看看。”简单的询问之后,同事指了指老雷的爱人和其中一位朋友,示意他们一起来监控室查一下老雷失踪那晚的录像。

“老雷……不会出什么事吧?”路过接警台,老雷的爱人拉住了我的衣袖。

我不好说什么,只好宽慰她先别着急,看看监控再说。

路面监控最后拍到的,是老雷在离家一百多米的街口下车的影像。画面中的老雷下车后扶着车窗,好像在跟朋友们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冲车子摆摆手,转身走出了监控器拍摄范围。

剩下的路程没有监控,小区门口的监控也没有拍下他进入小区的画面。街口转身的那个背影,成了老雷失踪前的最后影像。

老雷居住的小区位于城市边缘,继续向北跨过国道,就是郊区成片的农田和果园。我考虑了一下,一面安排值班协警继续陪老雷的朋友在所里看监控,一面拉上老雷的爱人和孩子说:“走吧,我们去(小区)后面看看。”

雪一直在下,警车在路上走得有些艰难。开车的同事问老雷爱人,老雷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他爱人点点头。

“他呀,不喝酒什么都好,一喝酒就像换了一个人……”他爱人说,老雷之所以蹲了二十四年的“副科”提不起来,就跟他这喝酒的习性分不开:

1999年,老雷年龄正好,要提正科,党委会都通过了,他约人喝酒提前庆祝,结果把一个同事喝进了医院,差点儿没救过来,公司领导一怒之下取消了他的资格。

2006年,老雷业绩突出,领导有心提携他,已走到了公示这一步,可老雷又因为酒后在厂里耍酒疯,闹到了派出所,领导说影响不好,把他劝退了。

2011年,还是为了提正科这事,老雷说“拉拉关系”,请人喝酒,结果回来的路上掉进沟里把腿摔断了,住了三个月医院,硬生生地错过了竞聘。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就没有当科长的命,这个‘正科’咱不干了。他本来也认了,但这次不知为什么又轮到了他,他说再试一次,还保证说‘红头文件’下来之前绝对不喝了,结果现在科长是当上了,但是你看……”说到这里,老雷爱人突然哭了起来。

我和同事带着老雷的爱人和孩子,在漫天大雪中漫无目的地找了整整一个下午,眼看天已经黑了,只好回了派出所。

调看监控的同事也没有任何收获,所里只好向兄弟单位发了失踪人员协查通报,把老雷的信息挂在公安网上,寄希望于兄弟单位在年关日常的巡逻排查中能有所发现。

老雷的爱人和朋友在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也只能失望地离开了。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八,公安网上依旧没有消息。

我家在外省,按局里政策可以提前返乡。临走前,我特地去了老雷家一趟,想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线索。

一进屋,只见烟雾缭绕,客厅桌子上供着菩萨,屋门上贴着“灵符”,老雷爱人满眼血丝,好像几天没睡的样子。我问她这是干什么。老雷爱人说,自己实在没办法了,请了几个算命的,说老雷现在被“魔怔”了,找不到回家的路,让她在家里供上菩萨贴上灵符,为老雷“指路”。

我不好说什么,毕竟这算是家人的一丝希望,便问她外面找得怎么样了。

“他喝酒出点事,受罪的还不是老婆孩子……”老雷爱人叹道,那帮一同喝酒的朋友帮忙找了两天后,看没有什么结果,也就都散了,现在外面只有两个亲戚还在帮忙找。

她问我派出所那边有没有消息,我本想说没有,但看到她和孩子期盼的眼神,有些不忍心,只好斟酌了一下语言,说消息已经放出去了,所里也安排民警专门跟进这事儿,“这种事情我们常遇到,一般当事人最后都平安回来了”。

老雷爱人神情有些放松,招呼我喝水抽烟,我摆摆手说马上走了,晚上要去赶火车。她硬塞给我两个苹果,然后送我到门外,祝我新年快乐。

正月初四,雪终于化了。

新年轮班。早上七点多,我在早点摊上被同事拎上警车,手里还攥着半个没吃完的肉夹馍。

我说大过年的啥事这么急,同事说,赶紧把肉夹馍扔了,出警去。我说大过年的又是么斯(什么)警?同事说死人了,那个失踪的老雷死了。

死亡现场在距离老雷小区向北不到一公里的农田边上。当我赶到现场时,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我拨开人群走进去,看到老雷侧卧在农田排水沟里,身上只穿着秋衣秋裤,没有任何外伤。

其他衣物鞋袜被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水沟岸上,手机、钱包和所有贵重物品都在,仿佛人不是躺在水沟里,而是躺在自家温暖的床上。

老雷的爱人哭晕在现场,被120送去了医院。我和同事把老雷的遗体抬上车,送去法医那里尸检。

法医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说老雷是活活冻死的,死亡时间就是“小年”那天的晚上。那晚老雷应是酒后迷了路,跌进了农田的排水沟里,酒精迷醉了他的神经,让他误认为自己回到了家,便脱掉衣服直接睡在了沟里。

我问,这零下七八度的气温不会把他冻醒吗?法医说,他喝了那么多酒,估计在沟里睡了很长时间。等酒劲醒了想爬起来时,可能发现自己已经不行了。

然后,漫天大雪便把他覆盖,直到雪化了一些,遗体才被人发现。

正月初九,老雷爱人来派出所开火化证明,她面色苍白,人整整瘦了一圈。

“节哀吧,大嫂……”我不知道再说点啥。她点点头,说声谢谢。然后问我,那几个同老雷一起喝酒的朋友是不是需要承担一些责任。我建议她找个律师咨询一下。

“那几个人,简直狼心狗肺,老雷活着的时候关系那么好,现在出事了,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看看,连追悼会都不露面,生怕被缠上!”她说完,转身离开了派出所,说要去法院告状。

“老雷家这个年,是没法过了。”我说。

“不只是今年,以后年年都没法好好过了。”同事叹了口气。

爱情事业双喜临门,三顿酒后“过年”变“周年”

2015年腊月的一个深夜,我被带班副所长从被窝里“薅”了出来,所里刚接到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一居民在家中非正常死亡,指令出警。

到达现场时,120急救车刚走,死者的一众亲戚坐在客厅沙发上发愣,死者父亲见我们进屋,上来倒水递烟。

客厅的桌子上还撂着没打完的牌局,厨房的地板上放着没来得及处理的餐厨垃圾和几个空酒瓶——这并不太像非正常死亡现场,我先是有点不知所措,但随即明白了。当事人走得太突然,家属应该根本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医院急诊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结论是:酒精中毒合并心肌梗死,死者是在睡梦中离世的,具体死因需要公安局法医做进一步尸检。

大约凌晨两点钟,我正在卧室帮助法医拍照留证,客厅里突然传来一声哀号,是死者的外婆,看来是死者家属过了心理应激期。紧接着客厅便人声鼎沸,有人在痛哭,有人在劝慰别人,也有人一边劝慰别人一边痛哭。

死者的父亲相对镇定,法医拿出文书找他签了字,副所长便要我赶紧把遗体搬离现场,然后示意死者父亲上我们的车先去所里。

死者杨波,殁年32岁,未婚,武汉一家网络信息公司的老板兼技术主管,前一天中午刚刚抵达这里,此行本是要回家欢度春节。

“我们家这是‘因福得祸’……”派出所里,父亲老杨低声说。杨波这次回家,带回两个天大的喜讯:一是他的公司年底谈成了一笔生意,获利颇丰,他准备在武汉为父母买一栋复式住宅,已经看好了楼盘,年后拿到对方预付金后便入手;二是杨波准备与谈了四年的女朋友结束爱情长跑,年后就结婚,两人已经定好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良辰吉日”了。

人生两大喜事接踵而至,当晚,父亲老杨就兴高采烈地宴请了一众亲戚,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

大约晚上十点,家宴结束,亲戚们意犹未尽,杨波又拉出了麻将桌,招呼喜欢打麻将的亲戚们一起玩“跑晃”(一种麻将玩法)。

十一点左右,杨波说自己有些胸闷,要出去透口气,亲戚们正全神贯注玩牌,便由他去了。

过了一会儿,杨波从屋外回来,说自己有些累,想先去睡了。老杨看儿子的脸色有点不对,想杨波今天才从武汉开车回来,估计是累了,也没多想便由着儿子去睡了。

凌晨一点,亲戚们看时间不早,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老杨本来打算叫杨波起来给长辈们道个别,进了卧室却发现儿子的情况不对。

杨波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面色发青,身体冰凉。无论老杨怎么拍打呼唤,始终没有反应。听到卧室里老杨异样的声音,已经走到门口的亲戚们又都折返回来。

众人折腾了一番,见杨波还是没有反应,便打了120。亲戚们还在商量着,如何将体重260斤的杨波搬上救护车,但医生到达现场后做了一番检查,便告知说人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没有去医院抢救的必要了。

老杨立时蒙了,旁边的亲戚也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直到医生提醒老杨赶紧给公安局打电话,不然杨波的后事不好处理,老杨才木然地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一个大活人,两个小时前还好好地喝酒打牌,怎么说没就没了?他才三十二啊!”老杨这才哭出声来。

据老杨说,杨波的酒量很好,平时一斤酒不成问题。杨波从小爱打篮球,身体素质不错,除了这几年工作压力大、体重长得有点快,从没听说儿子的心脏有问题。

老杨始终不相信儿子会因饮酒而离世,执着地要求我们系统调查杨波死因。我们便找到杨波的公司,在员工们的叙述中,了解了杨波近一个月来的工作和生活轨迹。

杨波的公司规模不大,所有员工加起来不到三十人。杨波既是公司老板,又几乎一力承担着公司技术研发层面的主要工作。那笔生意,杨波前后谈了半年有余,对方是一家北京知名的信息技术企业。本来对方并没看上杨波的公司,是杨波费了很大周折,才得到对方关注。

一个月前,合同谈判进入白热化阶段,杨波一方面要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参加各种应酬,办公室的灯几乎通宵达旦亮了一个月。终于,生意在年前敲定。放假前一天中午,杨波组织公司员工召开年会,席上的杨波激动异常,一连干了六大杯白酒,员工们受老板感染,也纷纷举杯痛饮。

酒后,杨波提出请员工们K歌,一群人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KTV,又喝了不少啤酒。晚上,杨波兴致未尽,又把他认为在这笔生意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几位员工单独留下来继续喝。

次日,杨波开车赶回老家,中午刚到家便接到发小电话,又招呼他去喝酒聚会。老杨曾劝儿子“晚上家庭聚会,你中午就在家休息一下”,但杨波说自己没问题,还是去了。

老杨不知道儿子中午喝了多少酒,但杨波下午回家后状态还不错,老杨便没多想,晚上就由着儿子继续喝了。

我们找到当天中午与杨波一同参加聚会的同学时,他们已经知道了杨波的离世。也许是担心卷入纠纷,他们有的说杨波中午喝了一杯白酒,有的说喝了一瓶啤酒,还有的说杨波没有喝酒。

但无论如何,杨波是在自家酒宴后出的问题,究竟是哪杯酒导致他的离世,早已无从查证。

杨波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让父亲老杨几乎一夜白头,母亲因受不了打击,整个人变得有些神经兮兮的。

事后我们得知,杨波的去世使他生前费尽心思谈成的那笔生意付之东流。由于杨波是其中关键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缺少了他项目就无法进行下去。北京的合作方撤回了投资,但鉴于杨波的家庭情况,慰问性地给了老杨一笔钱。

谈了四年的女朋友在杨波去世之后,来他家里看望了几次曾经的“准公公”和“准婆婆”,之后便再没来过。当年十月便跟别人结了婚。

2015年年底,做社区孤寡老人和留守老人家访时,我又一次来到杨波家,年关将近,整个社区都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唯独杨波家一片寂静。

开门进屋,正对面客厅桌子上供着杨波的遗像,两边是白色蜡烛,中间是香炉和瓜果,唯独没有白酒。老杨夫妇情绪低沉,有一句没一句地和社区干部说着话。

我劝老杨说儿子走了一年了,你们老两口也要试着走出来了,日子还得继续,快过年了家里布置一下,杨波泉下有知,也不想看父母这副样子。

老杨扭头看看杨波的遗像,眼睛有些发红:“别人家过年,我们家过周年,以后年年都是这样了……”

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他挡酒搭上了命

2016年正月初五清晨,我奉命在市殡仪馆“看守”一具遗体。

彼时,我和同事守着冰柜,死者亲属正在殡仪馆院子里闹得不可开交,殡仪馆工作人员被堵在人群之外。我看看冰柜又看看治安支队抽来的同事,叹口气说,大过年的在殡仪馆蹲着还真是不太好受。

同事也叹了口气,说自己当年在派出所工作时,这种事儿一年一次,“年年到这里过年”。我问他这回又是咋回事儿,他无奈地说:“还能咋地,又是喝酒喝出人命呗。”

中午,外面同事送来两盒速冻水饺,说今天“破五”,在哪儿过都是过。我问他外面处理得怎么样了,他摇摇头,说死者单位来人了,正在和家属谈判,但势头不太好,双方各不相让,估计下午还得守着。

傍晚,我们还在冰柜旁边。外面同事又送来两盒速冻水饺,我心中暗自叫苦,问他外面谈得怎么样了,他说依旧谈不拢,要做好今晚在殡仪馆加班的准备。

“这次到底又是啥事儿?”早上我被上级一个电话叫到了殡仪馆,只知道家属要把遗体抢出去摆到死者单位,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大概是觉得当晚下班的可能性不大,治安支队的同事便给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情。

死者姓王,是本市报社的一名记者。殁年26岁,风华正茂的年龄,父母俱在,本人去年初刚结了婚,妻子当时正怀胎三月。

半个月前,王记者接到了一项采访任务,去外地一处建筑工地采访跨年,要表现出当地工人新年期间放弃休假、加班赶工期的劳动热情。

眼看年关将至,王记者本不太想去。但这次任务是报社的一位主要领导带队,加上自己还是新人,没有拒绝的资本,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采访非常成功,报道以“新年特刊”的形式刊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承建工程的建筑公司总部就在本市,公司老总为答谢报社,在大年初二采访组返回当晚,就接了带队领导和采访记者一起吃饭。

建筑公司老总这边四个人,报社方面是带队领导、社办公室主任、同去采访的一位50多岁的老同志和王记者。宴席上,宾主双方开怀畅饮,八个人一晚喝了八瓶高度白酒。

“一人一斤高度酒,确实有点儿过,王记者就这么……”我问同事。

“这倒不是最吓人的。”同事继续说,“主要是报社这边,带队领导说自己晚上回去还要‘赶二场’,只喝了一杯;办公室主任说这几天自己‘不在状态’,喝了三两,50多岁的老同志说自己年纪大了不太能喝酒,被劝了半斤。”

“王记者呢?”我追问。

他想了想,说:“三斤。”

我吃了一惊。同事解释说,王记者平时至多喝三瓶啤酒的量,那天喝了三斤白酒,纯属无奈——社长要求王记者帮他“代酒”,以答谢建筑公司老总的热情款待;办公室主任也不断劝王记者,“多搞点,有前途”;而那位老同志是王记者在报社的“师父”,更是觉得让年轻徒弟挡酒无可厚非。结果一来二去,王记者在饭桌上便只剩喝酒。

“真他妈不要脸,自己不愿喝,猛劝别人喝!后来法医做尸检,那孩子胃里什么都没有,全是酒!”同事忍不住骂了一句。

一边是自己的领导,另一边是自己的师父,两边的面子都抹不开,觥筹交错间,王记者醉倒在桌子下面。

如果当时,同席的人能及时将王记者送到医院救治,可能远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的结果。

可惜,当时同席的人只是招呼服务员,把王记者抬到隔壁包间里休息一下,便继续吃饭,等晚宴结束准备离开时,才想起王记者来。建筑公司老总殷勤地派自己两个跟班去叫醒王记者,准备去搞“二场”,结果两个跟班跑到隔壁包房,发现躺在三个并排椅子上“睡觉”的王记者脸色发青,怎么也叫不醒了。

在场的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慌忙拨打了120,王记者被送到医院抢救。一个小时后,医生说送来太迟了,脑血管破裂,人已经没了。

“那孩子也是‘造业’,听他家里说当时报社建了一栋‘福利房’,没产权的那种。但价格很低,员工们按照工作表现排号入住,他们单位内部抢得厉害。他结婚之后一直没房子,也看上了那栋‘福利房’,按说他业绩蛮好,但不知什么原因排名却蛮靠后,可能是想在酒宴上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吧,所以拼了命地喝。”同事说。

“喝酒也算‘工作表现’吗?”

“嗨,‘表现’这两个字博大精深,好与不好,还不是他领导一句话的事情!”

年前,王记者的父母妻子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大年初三接回家的,却是一纸医院的《死亡通知书》。新年的喜庆戛然而止,他们跑到报社要讨个“说法”。

喝酒喝死了人,报社紧急成立了“应急处理小组”,给出的善后措施是“一次性补偿十万块钱”。王记者的家人显然不能接受,报社的带队领导又说,自己以个人名义再出10万,凑20万息事宁人。

“报社的意思很明确,王记者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喝酒喝死了,和报社没有关系,给10万块钱已经是‘本着人道主义’了。”

“那位领导也是害怕,现在上面查得那么紧,他竟然喝酒喝死下属,查下来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同事说。

“那王家人的意思呢?”我问同事。

“他们家的意思很明确,王记者是出公差的过程中出的事,必须按照‘工伤死亡’条例办。这样的话,总的赔偿数额在70万左右,而且之后孤儿寡母每月也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同事说。

但这一要求是报社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给王记者报备工伤死亡,就意味着他的死因被公之于众。这样一来,不但那位同桌喝酒的带队领导跑不脱,连报社的党政主管都得受处分。

“那我们现在这是干啥?‘助纣为虐’吗?”我跟同事开玩笑。

同事瞪了我一眼,说现在家属要把王记者的遗体抢出来,放到报社大厅里去,报社则要求马上火化,这两样都是我们不允许的。现在的任务是,保证在纪委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哪一方都不能碰王记者的遗体。

“今天中午,公安局已经通知了纪委,估计现在上面已经来人了……”

我和同事一共在市殡仪馆守了三天三夜,直到市纪委全盘接手调查。

最终,王记者的家人通过司法途径获得了66万元赔偿,这笔钱由那天与他同席的其余七个人分摊赔付。

那位带队喝酒的报社领导被开除党籍公职,数名报社主管和分管领导被撤职,并受到纪律处分。

但王家人所期望的“工伤死亡”并没有被认定下来,也就意味着孤儿寡母今后不会有每月的生活补贴。消息确认后,王记者的遗孀不顾公婆哀求,执意打掉了腹中胎儿,在一个雨夜离开了王家,从此不知去向。

王记者的老父亲疯了,他多次提着菜刀,满街寻找那天和王记者一起喝酒的人,瞪着通红的眼睛说要砍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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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的故事2:局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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