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

招工

刘海明和吕秀春是一对知识青年夫妻。刘海明是县城街上的知识青年,临下乡前,有亲戚给他提亲,说的是邻县街上的知识青年,和刘海明同是高中六六届生,人长得俊俏,性格又贤惠。两人见了面,彼此都很满意。两家的大人,尤其满意,并且觉得,两个孩子搭伙过日子,也更叫人放心。既然是插队落户,成了亲才是真正的落户。县城的生活和农村的,区别其实不大,每一户人家都有亲戚在乡里,乡里呢,也有一些亲戚在县城。他们认为,在哪里都有会过日子和不会过日子的人,会过日子的人在哪里都能过得好!所以,就并不顾虑在农村安家这件事,相反,还对在农村的生活有着种种认真的设想和准备。刘海明在下乡前就结了婚,对象名叫吕秀春。

每个知识青年都有一笔安家费,加上零点三立方的木料,他们俩合起来就挺可观,各人家中再帮助一点,于是,就盖起了两间小屋,还是半砖的。地点在家后,坝子底下。虽然有些孤,可不远处就是小学校,有上课下课的铃声,还有早晨升国旗的国歌、小学生的读书声,就不显得多么冷清了。

生产队呢,虽然是不怎么欢迎知识青年的,因为占了他们的粮草地亩,但见这对青年是认真来过日子的,也还是欢喜的。因为这里包含着一种,对他们世世代代的乡里日子的尊重和肯定。他们很慷慨地批给这对新人宅基地、自留地,将安家费交付他们自己支配。而不是像对其他那些知识青年一样,将旧屋折成安家费和木料给他们,自留地则以提供瓜菜的方式抵掉了。其他那些青年,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并不像刘海明那样,每一件事情都要和队里计算明白,对自己的利益非常保护。逢到这种时候,队里一方面觉得他不好对付,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是个真正扎下根来谋生计的人。他们一半佩服一半讽刺地说,要是在旧社会,刘海明准能成个地主。

刘海明如不是十分的清秀,就要显得厉害了。他皮肤很白皙,眉眼有些像姑娘,身条儿细长而匀称,衣着相当整洁,态度斯文。但他的样子,却更像一个标致的农民,而不太像城里的学生,这是因为他有一种退缩,同时又警觉的表情,这表情来自狭隘的、关闭的心理状态。他心思很细,打算很多,又都是埋在肚里,平时和人说话交道,也是颇随和大方的,但一有了事,他的心思就全显了出来。

他的对象吕秀春却是另一种类型。她果然是如那介绍人说的,俊俏又贤惠。她是那种天生的黑皮肤,要是在城里,就会被人称作“黑里俏”。她的眼睛本是大而圆的,很深的双眼皮,笑起来却变弯了。但一点不媚人,而是特别的心善的那种。她的脸型略有些见方,但轮廓是柔和的,看上去就很大气。气色又总是很好,黑亮亮的。头发黑漆漆地剪到耳下多一点的地方,挑个偏路,发多的一边夹一个花塑料卡子,是有些乡气,却是好看的乡气。她又说着那个邻县的口音,在自我为中心的本乡人心目里,外乡总是偏远的,所以更觉得她是乡气的。那种口音是将“哎”的音发成“哎”和“啊”之间的那个音,口型张得很大,舌根却向上顶着,“嗳”“嗳”的,人们就叫它“癞子腔”,也叫“侉腔”,乡俗里是有些成见的。就有小孩子学她说话,她并不生气,只是有些腼腆,笑着,轻声骂一句。她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媳妇,队里人称呼她,也像称呼庄上那些外嫁来的媳妇一样,姓前边冠以“小”字,叫她小吕。

这两个人,一个是精明,一个是老实,在乡里人的吃苦上又加上了街上人的高要求,所以日子过得就很有样子。方才说过,乡里的生活与街上的,差别本来不大,挑水,烧锅,这些为一般知识青年视作畏途的劳动,在他们则得心应手。还有喂猪喂鸡,也是有经验的。他们的猪圈还特别干净,灶台也特别干净。屋里铺了水泥,扫得像镜面一样。屋前的一块地,虽是泥地,也扫得镜面似的。案板、矮凳、条案,都是新打的,没上漆,散发出木头的清香。有一些家什是从街上的家中带了的,不是乡里人家中可见得到的,但也不是奢侈,而是极其的实用。比如一口带纱门的小橱,放着碗勺、筷子、碱面、火柴,和剩菜。还有铝锅,也是乡里没有的,带着街上生活的气息。总之,他们这个家,你要走进去,真是觉得称心称手。小吕呢,又特别地和人亲,见人来就让人坐,忙着烧茶。刘海明是爷们,自然矜持些,脸上带着笑容,也是欢迎来人的意思。能看出,他们俩都很为这个家感到满意,期待别人的夸奖和羡慕。

不久,他们就有了小孩,一个男孩。脸模子、眉眼、皮肤,都像极小吕,但很微妙的,脸面这一块,却像刘海明,面薄。而更奇妙的,这两项合起来,反倒谁也不像了。他既不是小吕那样老实温柔,也不是刘海明的玲珑剔透,而是有些深不可测,很神秘,谁也看不出他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了孩子,小吕变得更温柔,而且甜蜜,看着婴儿在她怀里,脸颊一鼓一鼓地咂奶,她脸颊上的笑靥也一隐一显,渐渐地就入了神。现在,她基本不下地了,婴儿成天在她怀里,队里也格外对她宽容。因是知识青年,也因为小吕的人性实在绵善,拉不下那个脸说她。婴儿就养得很娇,一刻离不开妈。在后来的煎熬的日子里,母子俩都因此受了大苦。

这是第一年和第二年,生活平静安乐地过去,甚至称得上是幸福。无论是婚姻,还是插队的日子,都是新鲜的,开头不久的,还有些未深谙的乐趣。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有点把他们家当作自己的家,没事时来坐坐,聊聊天。他们的插队生活,是飘零的孤苦的生活,他们的样子也很落拓,衣服是脏和破的,头发是多日不剪的,脸色是黯然、凄惶的,对待人和事是放浪和玩世的。他们没有责任心,没有拘束,说话口无遮拦,喝酒也无遮拦。他们看上去,就是这种没有着落的样子。然而,也是事无定局。他们的将来未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还是个未知数。刘海明的,却已经在了眼前。

事情的变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知识青年聚集在一起,大都是述说苦闷。这些苦闷无疑是出自对当下生活的不满,而刘海明他们,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的苦闷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刘海明生活的无望。刘海明也知道,他们虽然到他的家里来坐、来玩、来吃,享受着一时的安乐,但要他们用苦闷来换这安乐,他们也是不干的。刘海明听着他们发牢骚、骂娘,不时也应和几句,心里其实是比他们更苦闷的。他们的处境是简单的,而自己则相当复杂,奋斗也更曲折了。

当这下乡之后第一次招工的消息传来,所有的插队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就都待不住了。他们往公社、县城,甚至地区跑着,探听着消息。或者是知青点和知青点之间互相跑着,交流着消息。有时只是盲目地奔走,重复着仅有的一点消息。这虽然只是一次招工,但它给知识青年们指示了一个前景,他们想,他们终还是有出路的。在人们这样四处跑着的时候,刘海明很镇定地出工、收工,照常生活。乡人们说,刘海明不用跑,跑了也白跑。人们都知道,招工条例有一则,结婚成家的知识青年不在招工范围内。刘海明听了这话,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是不能不有感触的。他虽然结婚生子,但他到底也是一个知识青年,有着城里生活的出身和阅历,为什么他就应该就此决定命运,做一个农民?

然而,他是一个心计比较深的人,结婚生子的经验也使他增添了世故。由于是有家庭的人,他就要比一般知识青年更深入农民的生活,因此也更了解农民的需要。事后很久,人们才会想到,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和生产队、大队的干部是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而这一切,也决不会如人们所以为的那样,从头到尾都是在小吕不知情的情况下做成。其实,很难想象,夫妻之间能够完全背着对方做些什么,尤其是这样一对称得上恩爱的年轻的夫妻。所以,事实上,很可能,这计划是得到小吕的首肯,只是后来苦得熬不住了,小吕便把事情一股脑儿推到刘海明身上。这样想来,刘海明实在也是很苦的。

刘海明的心思,不久便初露端倪,那是在张主任奶奶的丧事上。

张主任是公社的主任,家在大刘庄上,他女人又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张主任是个很能干的主任,并且很记乡情,总是不忘为本庄谋些利益。当然,其中不乏呈能和显摆的心理。因他还是个气盛的人,特别爱听奉承话,爱别人拥戴他。但他决不是白受的,他一定记在心里,一旦有了机会,便加倍地报答。所以,他又是讲义气的。像他这样的人,朋友就很多,社会关系相当广泛。他奶奶办丧事,送花圈送丧帐的人络绎不绝,通往大刘庄的土路上,成天都是自行车的铃铛声,车轱辘碾过土坷垃,哐啷啷地响。花圈堆在他家那三间两进的院门前,白花花的一片。丧帐是挂在丧棚里面,层层叠叠,三道幕,四道幕似的。张主任家所在的生产队,歇下工来帮着办事,还正是麦收的时节。大队的知识青年,有个打头的,叫钱涛,蚌埠人,高中生。年长些,又是那类领袖型的,虽然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是散在各生产队,但他有意无意地,还是担任起召集人的角色。代表大家去和队里交涉一些什么,或者将知识青年聚集起来搞点什么活动。这时候,他就来串联知识青年了。

其时,知识青年都像飞倦的鸟儿,歇下枝来。他们无一不是碰了壁的。招工的消息听听有一大片,待去证实,却还是那么一点。他们在外边奔波,其实都是在忙事情末梢上的过节,什么单位在招工啊,有多少名额啊,公社招工由谁负责啊,县里又由谁负责啊,等等。而事情却是要从根子上起来的,这根子就是,首先要由生产队、大队推荐。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无用。这时候,一个个都恹恹的,事情还没着手一点点,已经丧失了信心。一日近一日的招工,反变得渺茫起来。就在这时候,钱涛又把大家召拢了。分在六七个生产队里的知识青年,总共有十个,加上刘海明和小吕,就有十二个。钱涛并没有将刘海明和小吕排除在知识青年之外,而是把他们一同招呼了。这就是钱涛有威信的道理,他周到,既通政策,也通人情。

钱涛召集大家商量什么呢?商量的是大家一同向张主任家的丧事表示点意思。他建议十一个人合送一个花圈,为什么是十一个人,那是因为刘海明和小吕算一人份,他俩是一家嘛!大家都很赞成,同时也很感激钱涛,倘若不是他及时的提议,他们将多么失礼,这会给张主任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而现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竟都振作了一下,忽然意识到,应当行动起来了。这件事情虽然谈不上对招工有什么直接的益处,因是大家共同参加,而他们在招工中是处在竞争的关系。但是这个切实的行动却把他们从消沉中拯救出来,并且感受到同舟共济的情感。他们又忙碌起来,派几个人去县城购买花圈,再算账,派份子,写挽联,拟悼词,最后一同抬了花圈,献到张主任奶奶的灵堂前。

他们这一群人有些浩浩荡荡的,神色且十分**,进到了灵堂。灵堂里点了两盏油灯,被这许多人呼啦啦一挡,顿时暗了一暗,火头也摇曳起来。他们在钱涛带领下,给老太太鞠了三鞠躬,弯下腰来,黑压压的一片。鞠完躬,就念悼词。张主任正在灵堂后边的屋里陪人喝酒,这时走出来,亲自点了一盏玻璃罩灯,从头至尾参加了这场小型的追悼仪式。知识青年的悼念使张主任很受感动,第二天,他的大女儿,一名回乡知识青年,便到钱涛的住处,代表张主任,邀请全体知识青年前去赴丧宴。张主任就是这样一个豪侠的人。

张主任的大女儿受命前去邀请,按礼节客套了一番,却是以她自己对事物的态度。她受过中等教育,人相当聪明,也很清高,对知识青年们的造访,她心下并不以为然,还觉得很有些造作,那悼词也写得不伦不类,当时就觉得好笑,现在说的是感谢话,却是反讽的口气。说,你们何必呢?我老太太又不认得你们,一辈子锅台下转,她的死怎么能重如泰山?诸如此类的话,还又特别提到刘海明,说本来意思一下就行了,他却送双份,前天送了一段帐子,昨天又凑你们的份子送花圈。

钱涛听了这话,并不说什么。然后就到了这天,到张主任家赴宴。张主任在里屋陪公社的几个书记坐席,没出面,只是嘱大女儿向大家劝酒上菜。酒席笼罩在融洽,甚至于有些缠绵的气氛之中。大队里的知识青年因为分散各队,平时关系都比较疏离,此时,这一件集体活动将他们联接起来,又都是受了挫折的当口。于是,心里就生出了些夸张了的友情。他们挤挤挨挨地围了一张案板坐着,互相谦让,照应着吃菜吃酒。几杯酒下了肚,心情更加软和,他们彼此间几乎是温柔的了。就在这温情脉脉的时分,钱涛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卷毛票,放到刘海明面前的桌上,说:你已经送了帐子,花圈就不要凑份子了。刘海明的脸唰的红了,人们都停了筷子,看着他,眼睛里的光陡地冷静下来。温情脉脉的面纱落了下来,他们看见了现实。现实是,他们被人甩了,并且是在这样举足轻重的时刻。

刘海明张了几张嘴,脸上的红又退了。他将那卷毛票从面前推开,说:花圈是花圈,帐子是帐子,我和小吕在这里安家,做了大队的社员,受照应很多,要比大家多一层关系。他说得很坦然,钱涛反倒说不出话了。人们也都疑惑起来,犹豫着要不要接受刘海明的解释。刘海明已经镇定下来,继续喝酒吃菜。几个年龄小头脑又简单的便以为没事情了,也跟着动起了筷子。他们都有些惋惜地,想要挽回方才的气氛,于是就劝钱涛喝酒。钱涛推开酒盅,却点了一支烟,闷下头吸着烟。这样,刘海明也只得放下了筷子,他也不想存心气钱涛。两人沉闷了一会,刘海明说:兄弟你别怪我,在这里,我最大,是个有家庭的人了,处世为人都要比你们上点心,不曾想得罪了兄弟你。钱涛就说:这叫什么?就叫人有千虑,必有一失。刘海明就笑了:我还怕有一失吗?我都失了几失了,还能再失什么?钱涛也一笑:还能失去锁链呀!不是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这话一说,大家都笑了,觉得这话特别幽默。气氛又变得好起来,一股蒙在鼓里的,混混沌沌的快乐,弥漫了开来。

他们两人话里有话地交谈了一番,好像彼此都表明了心迹,也下了决心。他们松了口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现在,招工的事情具体化了,就是一桩,生产队推荐。生产队把自己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推荐了上去。谁也不想和知识青年过不去。再说,这一回不推荐,下一回也要推荐,终是要推荐走的。留下他们干什么?又不会生出粮草田亩来,要生,也只能生儿子,生吃口。大刘庄原本就人多地少了。这一来,就将难办的事推给了大队,因大队只有四个推荐名额,这是按照百分之四十的招工比例。大刘大队的知识青年有十名,当然不算刘海明和小吕,他们是已婚的青年,不在招工之例。这四张推荐表给谁呢?谁都是这么巴巴地望着大队书记的脸,没事就到他家堂屋里坐着。开始互相间还有些避讳,到后来避也避不开了,就一并在他家屋里坐了一片,有些火并的意思。书记他不能热了谁,也不能冷了谁,干脆谁也不搭理,闷头喝稀饭。心里是有些难过的,好像,手心手背都是肉似的。事情进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谁也顾不了谁了,反正是八仙过海,各凭各的本事。当然,谁也就不会注意到刘海明了。他好像是在上次送帐子的事情上接受了很大的教训,他就有些故意地远着知识青年,也远着大队里的干部。所以,人们几乎看不见他似的。小吕呢,好像也看不见了,可能是抱了孩子回了县城的老婆婆家了。倘若要留点心,就会发现,家后他们那两间小屋常常上了锁,冷清得很。

过后,人们凭怎么回想,也想不出刘海明是怎样把这桩事做成的。事情有多少个关隘啊!又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而他竟在人不知、鬼不晓之中,一步一步做成了。像那些知识青年,闹出了多少动静。这就是刘海明的能耐了,他沉得住气。再仔细想想,当时还是有一些迹象的。就说小吕抱了孩子回婆家这一条吧,就不那么简单。其实这时他们两口子已经在为退还大队安家物质做准备了。同时,小吕日后推说不知情也有了不在场证明。还有,百分之四十,这推荐比例也是一个可乘之机。十个人的百分之四十是四个,那么十二个人呢?经过四舍五入,就可能是五个了。倘若将刘海明和小吕也算进大刘大队的知识青年,不就是十二个人吗?所以,大刘大队很可能从一开始起就有五张推荐表,而不是四张。那么,第五张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有第五张推荐表,所有的纷争、较劲,都是围绕着四张推荐表展开。再一个问题,这第五张推荐表是受了谁的启发去争取来的?大队书记是不会想到百分比的机巧,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有着务实的头脑,他凭着勤劳肯干,还有大姓旺族的背景,当上了干部。他有世故,甚至不乏狡黠,百分比的机巧却需要一个受过教育的文化人的心智。但是,假如有人向他提醒,多走一个知识青年可多让出一个人的口粮、烧草、自留地、宅基地,倘若这个知识青年又不是一般的单身的青年,却是拖家带口,那么,让出的就不止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甚至更多人的口粮、烧草、自留地、宅基地……况且,多推荐一个知识青年,还会证明大队教育知识青年的工作做得好。他虽然只是个农民,可毕竟是个老党员,多年的支部书记,政绩他是重视的。他虽然在仕途上没什么野心,可他知道工作做得好,就和上面好交道。麦种啊,化肥啊,拖拉机啊,返销粮啊,上缴公粮估产啊,都是要交道的。所以,他就会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建议,然后他可以向上面报十二个知识青年的数字,他只需要做个小小的手脚,连手脚都算不上,只是个隐瞒,隐瞒知识青年的婚姻状况。他还可以夸奖一番他的知识青年,说他们如何受到乡人们的好评。作为对建议人的感谢,他会将这个多得的名额赠送给他,因为此人不仅提出了建议,还最符合上述的最大限度节约的原则。这个人是谁?不用说也知道,就是刘海明。

所以,这一次招工中,大刘大队走的是五个知识青年,而不是预期中的四个。五个知识青年,三个蚌埠的,回了蚌埠,钱涛也在其中。另两个县城的,一个到了手管局,再一个,也就是刘海明,去了淮北煤矿。他走了一段日子以后,人们才知道他去了淮北。其实这也是小吕给闹出来的。是小吕熬不下去了,才给闹了出来。别人不知道也还可能,知识青年竟然也不知情,就奇怪了。他们一个个都有着四通八达的关系,他们知道的不会比实际情况少,只会多,多出来的那部分就是谣言。而在刘海明的问题上,他们竟然变得如此闭塞。这也叫人想到,刘海明和知识青年,尤其和钱涛之间也形成了一个默契。在大刘庄的知识青年中,能与刘海明交手的,只有钱涛,他们很可能订下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条约也是建立在那个百分比的基础上的。刘海明保证决不占用众知识青年的名额,他自己解决名额的来源。这至少是没有对钱涛不利,并且也消除了刘海明对钱涛的威胁。倘若,刘海明硬要挤进四个名额中来,钱涛就多一个对手,这个对手的分量他是知道的。送帐子的事情,对于钱涛也是一个教训。所以,他当然也是愿意大刘大队多一个名额。要保证这个名额进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缄口不提。不提是不提,看法还是有的,并且积蓄起来,等日后事成定局,再慢慢地泄露出来。因此,当小吕来大队闹起来的时候,人们对刘海明就已经怀了成见,他成了一个阴险的人。

刘海明走了以后,他的两间小屋归了大队,自留地则归了生产队。屋子里面的家什、锅碗,还是小吕的,暂存于两个女知识青年的住处,也算是借给她们使用。小吕一直没有露面。年底分粮时,是她小叔子,也就是刘海明的弟弟,带了钱将她那份口粮提走的,同时还拉走了她的一部分东西。有人进县城买返销粮,遇见过小吕,说她还是住老婆婆家,就在县粮站附近。遇见的人回来说,小吕瘦了些,却白了,孩子呢,也大了,还是抱在小吕手上。小吕一手抱孩子,一手挎个大篮子,里头装满了衣服,要去分洪闸下洗衣服。那人说,看人家街上人,多少衣裳!人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可不料,小吕又回大刘庄来了。

小吕再回到大刘庄,形容可就大变了。她是像遇见她的人说的,瘦了,白了。但她这样天生的油黑皮肤,一旦白起来,却不是什么好事。她的脸上就像长了白瘢似的,深一块,浅一块,皮色又很枯。两个大眼睛显得更大了,眼梢挂了下来,里面全都是委屈和怨恨,失神地看着人。那张嘴本来略宽一些,笑起来才是好看的,但这时候是笑不出来了,就显得格外的苦相和命薄。孩子呢,确是长高了有半头,那双极像他母亲的大眼,此时也像他母亲一样,眼梢挂了下来。嘴也是,要哭又忍住的样子。而人们一看见他,就又想起了他的父亲。他的薄面里头也生出了他父亲的退缩和窥伺的表情。他们母子空着手来到大刘庄,身上穿的都是原先的衣裳,洗得更旧了。走到大队书记家,就向他要人,要刘海明。

像小吕这样生性温柔的人,吵起来也不过是哀哀地哭。将孩子搂在怀里,垂着头,头发遮住了脸。头发还是乌油油的,还没熬焦了,只不过别着的花卡子换了铁的,就少了些俊俏。大队书记家里的陪着她落了一阵眼泪,留了饭,然后,大队书记便带她来到寄放她东西的两个女知识青年的住处。在屋子另一头安了一张凉床,母子二人便算是住下了。

小吕虽然也是个插队青年,但因为是有个家,过的是正经日子,又是刘海明当家,事无巨细,都是他操心。所以,她其实是有些娇的。像知识青年这样带着“混”的日子,她是过不来的。当晚,睡在知识青年那间又放床又烧锅的屋里,守着那堆从她和刘海明原先的家里搬出来的东西,灯是个墨水瓶,点一根芯,扣在墙上,满地的黑影。她搂着孩子,又是哭了一夜。早起也没烧锅,因为没粮食,粮食已叫她小叔子领走了。那两个女学生也是不烧锅的,冷水洗了脸,再咬块冷馍,就下地了。小吕想烧点热水给自己和孩子洗洗脸,洗洗手,又不敢动人家的烧草,她的草也叫小叔子领走了。她坐在床沿发了会儿呆,就又抱着孩子上大队书记家了。

这样,在大队书记家吃了两天,书记家里的就要小吕领她进城,到刘海明家里拿东西。小吕却死活不去,又是哀哀地哭,又气又怕的样子。没法子,书记家里的就自己去了。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让小吕所在生产队的队长也跟着,拉了一架平车,好放东西。到了她老婆婆家,才晓得事情的棘手。小吕在这里住不下去,说到底就是为粮食烧草的事。刘海明家兄弟姐妹很多,除刘海明,还有一个下放的,一个待业的,几个上学的,都是吃口。虽然有粮本,可不还要拿钱去换?刘海明在学徒期,一个月加上下矿补贴,有三十来块钱,听起来不少,可是下矿的人会吃,吃剩下来,不过几块钱。这几块钱,老婆婆算计着买粮买煤,小吕算计给孩子添衣服,买零嘴,不是她男人挣的钱吗?她的粮草不是都已经给她小叔子拉来了吗?矛盾就这样起来了。老婆婆先是有话,然后小叔子、小姑子一起挤兑。小吕母子俩凄凄惶惶跑来大刘庄的前天夜里,是个雷雨天,母子俩睡一张铁架床,冷不防手触到床架,被电了一下,电得浑身发麻。乘着闪电,看见床架上连了一根电线,胶皮剥了的裸线。小吕吓得抱起孩子滚到墙脚,蹲了一夜。等天亮雨停,就往大刘庄跑。大队书记家里的原先觉得是小吕被老婆婆气糊涂了,才把不经意的事情当作有心害她,可到了刘海明家,见了她那婆婆,她却也要和小吕一样看法了。

书记家里的没曾想到街上人也有这么泼的。还不像乡里人,只会一味地泼,她泼,还会讲道理。一条,二条,三条,讲得书记家里的一句也答不上来。她也没想到,街上人的家竟也这么贫寒,院子里铺了张凉席,席上晒的也是酱豆子、酱萝卜条,黄盆里醒着一盆面,也是杂面。鸡和猪似乎更苦寒些,没处找食,地上尽是砂石瓦砾,地方又逼仄。最后,她只拿到些小吕母子的衣服。拿回去,经小吕检点,说都是些旧的、差的,新的、好的,全让扣下了。好像是对老婆婆最后的希望灭绝了,小吕倒不哭了,她很硬挺地说,要上淮北找刘海明,或者回来,或者离婚。于是,她便又一次离开了大刘庄。

此时,人们还不及去想事情的前因后果,只是可怜小吕,痛恨刘海明。刘海明,这个不仁不义的人,为了自己的前程,抛下妻子儿子。这样柔弱的小吕,她怎么才能摸到淮北矿上,找到她男人呢?有时,庄上的姊妹们到那两个女知识青年屋里玩,看看小吕只睡过三夜的那张空床,还有那一堆过日子的家什,便觉得小吕是回不来了。就算她回来了,这日子又如何过下去呢?她们就一起骂刘海明,把个好好的家拆散了,这日子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呢?难道这样妻离子散的倒更好?那两个知识青年则要骂得更远些,是从根子上谴责起,她们说:知识青年结什么婚呀!结了婚就算完了。总之,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姊妹,都认为小吕和刘海明的生活是没有希望了。

又过了段日子,收秫秫的时候,小吕回来了。这一回,孩子是牵在手上,走回来的。另一只手提了个旅行袋,装了东西。大人和孩子都胖了,红润了,小吕的脸上,也有了笑影。她在透支账上摁了手印,分得几十斤大秫秫,到年底再一并算清。然后,借了簸箕搓玉米粒儿。孩子在一边玩耍,她不时喊一声,孩子便应一声。推面的时候也是,她顶了花手巾赶小驴,孩子在磨房外玩,磨盘的霍霍和驴蹄的嘚嘚里,她喊一声,孩子应一声。她去了趟淮北,好像得到了什么主意,回过劲儿来了。她沉下心,决定重新过日子了。她把那些堆在屋角的家什,拉到门前太阳地里,用碱水刷了、洗了,再一件件安置在她那半间屋里。灶呢,就和那两个女学生合用。那两个知识青年,一个是从上海来,叫小汪,一个也是从街上来,叫小聂。小汪是个马虎人,凡事都不太计较,小聂的性子则有些像小吕,也是温和绵善。所以,三个人虽然分三锅吃,却还合得来。那两个再顾不上自己,到底没有拖累,有时还能帮这一个一把。只是无论小汪还是小聂,两人很奇怪地,都不太喜欢那孩子。那孩子的一双眼里,好像盛满了愁苦,有些吓人的,一点不像人家孩子那样天真无忧。所以她们有意无意都有些躲避他似的,看见他蹲在那里,并不去抚弄他,而是装看不见,绕了过去。日子就这样过着,还可以,但不是家庭式的生活,而是临时的、过渡的性质,不知道归宿在哪里。

晚上,她们三个聊起天来,大都是声讨刘海明。小聂倒还好,小汪就过激了,出着决绝的主意,小吕就笑,脸上露出柔和的笑靥。要是有经验的人,就能看出,小吕和刘海明还是恩爱夫妻,是打算过到头的。可小聂和小汪是没出阁的闺女,又是学生,道理都是书上的道理,不懂人情里面的微妙,只是一劲儿地替小吕生气,觉得小吕太老实,不抓紧对刘海明报复。小吕就向她们解释,说她去淮北找过刘海明,把刘海明整得直哭。

那天,她乘车乘船地来到淮北矿上,四处打听刘海明的宿舍,就有一个工友带她去找。到了宿舍楼底下,那工友大声喊刘海明的名字,刘海明从窗户里伸出头,一见是她,脸一下子白了。他把她带进宿舍,又去食堂打饭,米饭、馒头、鱼、肉、菜,摆了一桌,让她吃。她不吃,刘海明埋下头就哭了,哭了一顿饭,她便不好再说什么。然后,刘海明把她们母子安顿住下,其实工友们也能猜到他们的关系,可谁也不说破,坏他的事有什么意思呢?到了晚上,就都出去,有上白班或者下夜班的,也都另外找地方睡,给他们空窝儿。住了半个月,领导也知道刘海明是有老婆孩子的,不符合招工条例,可既然已经来了,怎么办?再回去吗?井下的活儿比田里的还苦一百倍,就是多一份商品粮,青年们真的很难了。于是,又住了半个月,加起来有一个月,就回来了。小吕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渐渐沉醉起来,将小汪和小聂也感染了,便安静了下来。

可是,生活还是惨淡的。那孩子一直是娇养着,又受了惊吓,一刻离不开小吕。可小吕要做活挣工分,要不拿什么换口粮。全指望刘海明的工资吗?刘海明的工资也不能全花完,要攒起来,将来的日子还长呢!小吕现在静下心来,开始筹划将来的日子,倒是可喜的。她是个老实人,不会偷懒耍滑,但生性太绵软,干什么都不泼辣,挣工分就不多。她咬着牙,撒开手,把孩子留在庄上,和乡里的孩子一起玩,脱出身下地做活。那孩子却有些犯孤,不合群,玩着玩着就只剩他自己了。又总是抱在妈妈怀里的,一旦下了地,对周遭环境生得很。有一回,一下子掉进粪坑,没了顶。幸好有人路过,看见粪坑里,一双小手在动,赶紧提上来,口鼻耳朵眼里都糊满了。当晚,孩子就发了高烧,惊厥了几次。还好大队有医疗队,打了针,才好些。小吕抱着孩子,哀哀地哭。哭着哭着,孩子从她怀里挣出手,吱哇叫一声。那场面,看到的人都感到凄楚。

过了年,大队买了挤面机,机房就设在她们住的屋里,让小汪和小聂搬走另找地方住,小吕却留了下来,看挤面机,记账,收钱。两间屋中间砌了道墙,里面放机器,外面住小吕。这样,她可以不下地,一边看孩子,一边就把工分挣了。小汪和小聂走的时候,对小吕都有些不高兴,冷冷的,觉得是被她占了窝。姊妹们劝解她们,说,小吕拖着个孩子,而你们终是要走的。小汪就很凶地说:走,往哪里走!她们说话都不避着小吕,小吕听了也没什么,她现在是个受尽人们可怜的人,不能有什么脾气了。

小聂和小汪好在是过惯这样东搬西挪的生活,这时她们一个住到一户老乡家里,另一个住一个下放居民家的堂屋。那个下放居民盖了这两小间屋,就走了,不知到哪里谋生去了。里间屋锁了,外间屋让队里使用,记工,开会,放东西,知识青年就住在这里。有时候,她们会去大队机房挤面。机房里白蒙蒙的,几乎看不见人,小吕在白蒙蒙里活动着,头上身上都是粉面。外屋的床上、家什上,也都罩了一层面粉。在机器的轰隆声里,她还是一声一声地唤那孩子的名字,那孩子便是一声声的应。因为机器声盖耳,母子俩都要将声拔得很高,好像是为了强调她的呼唤,小吕连名带姓地喊孩子的大名。这大名起得很**,叫刘之鹤。孩子就像被粉面染了似的,睫毛眉毛都变淡了。他们母子,就在粉面里生活着。

1999年3月26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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