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是赌徒

基层民警的交际圈子很广很杂，但真正能做朋友的人却不多。作为外地人，日常警务工作之余，能够接触到的，除了同事和有业务联系的人之外，基本只剩各类“打击目标”和“工作对象”了。驻守派出所的日子里，生活即是工作，工作也是生活。工作中的交往对象逐渐构成了我生活中的朋友圈。在警务工作冰冷、严肃的规章制度之外，我们之间也有着生活化的交流和沟通。我曾努力走进他们的生活，并试图在权责允许的范围内做好朋友该做的事情，且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和独一无二的活法，我只是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们认真地生活。

（1）

2016年6月的一个雨夜，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强睁着眼睛看了下时间，凌晨两点，滑开屏幕，肖宁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兄弟，能不能来‘浅水湾’一趟？”

“疯了吗？这么大的雨，去那里做什么？”

电话那端陷入一阵沉默，我耳边只剩下窗外传来的滚滚雷声。

“我要出趟远门儿，想跟你告个别。”

“扯什么犊子？凌晨两点出远门儿！”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拒绝了他的请求。

电话那端又是一阵沉默，肖宁又开口：“兄弟，哥借你那一万块钱暂时还不了你了。”

“拿去用拿去用，我又没催着你还。”深夜被吵醒，我不满地答道。

“唉……那没事儿了，我挂了兄弟。”听语气肖宁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最终犹犹豫豫，没有说出来。

挂断电话，我闭上了眼睛，刚要再次入睡，手机又“叮”地响了一声，还是肖宁的信息：“车在王俊琪那里。”

“车？什么车？”看到信息我有些迷惑不解——我没有车，肖宁也没有车。回信息询问，肖宁半天没有回复，打电话过去，无人接听。

“真他娘的有病！”我心里暗骂肖宁，把手机扔到了一边，继续睡觉。

早上8点，下楼去值班室点名，居然四五位民警都不在。同事说半个小时前东荆河边发现了死人，他们出警去了。

我心中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赶紧给出警的同事打电话。果然，同事说死者是肖宁，身边扔着一瓶敌敌畏，初步勘察是自杀，具体死因还得等法医鉴定。

我呆立着，很久说不出话，直到领导叫我去办公室——因为肖宁留在现场的手机里，有发给我的信息。

（2）

肖宁殁年33岁，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那晚他约我去浅水湾酒店到底要做什么。

他的父亲得到消息后来到派出所，坐在接待室里，老泪纵横。他始终不愿相信独生子自杀，坚持要求警方调查儿子的死因。

除了最后发给我的那条信息外，肖宁在人世间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因为那条信息，我被领导留在办公室里，等待督察支队的约谈。

我承认自己曾借给过肖宁一万块钱，因为那时他跟我说，在武汉打工需要租房子，缺钱。督察支队的民警问我有没有向肖宁逼债，我把手机交给了同事，让他去查阅我俩之间的通信记录。

督察支队民警又问，“车在王俊琪那里”是什么意思。我的确不知道，只能摇头。

不过，关于车的答案没有让我们等太久。当天下午，肖宁的前女友来派出所报警，称肖宁两天前借走她的日产轿车，今天他失联了。

同事恍然大悟。根据推测，我们很快找到了“王俊琪”——一家寄卖行的老板。王俊琪说肖宁把那辆轿车作为抵押，从自己手里借走了四万块钱。

“那笔钱呢，见过没？”同事问肖宁的父亲是否见过这笔钱，老人颤抖着声音说：“你们去卖彩票的店子里问问吧。”

根据“天眼”的监控视频，视侦中队的同事也迅速摸清了肖宁生前最后一天的活动轨迹：早上9点进入了城南浅水湾酒店旁的一家彩票店，直到晚上11点才出来。我和同事赶到那家彩票店，才得知肖宁前一天在这里输掉了八万块钱。

“他人呢？今儿怎么没来，是不是跑了啊？他还欠我不少钱呢！”彩票店老板不住地向我们抱怨。

“一天（让他）输八万，你太过分了吧？！”

“我敞开大门做合法生意，他买我卖，有啥过分的？”店主毫不客气地回应。

我按照程序调取了昨天肖宁在彩票店的视频录像和所打的彩票副本，临走时看了一眼彩票店的墙，“理性投注，量力而行”的提醒公告分外刺眼。

（3）

肖宁生前原本是一个自信快乐的胖子，经营着一家照相馆。因为和派出所有业务往来，所里的民警都认识他。我也与他打过不少交道，知道我也爱好摄影，肖宁经常给我看他在全国各地游览时拍摄的照片，这让我们的关系拉近不少。

2015年5月，局禁毒支队指派我蹲守监视辖区一家日用品店的人员往来情况，有家彩票店就开在日用品店的马路对面，我便将观察点选在了这家彩票店里。

一个星期的蹲守，没有查到日用品店有什么不正常，倒让我发现肖宁竟然是彩票店的常客：每天上午9点，肖宁准时来到这里。坐定后，彩票店老板就会喜笑颜开地送上两瓶饮料和一包黄鹤楼“硬珍品”：“拿去抽、拿去抽。”肖宁也不推辞，气定神闲地拧开瓶盖儿，点上香烟，开始在小本子上计算今天的“热号”。

一开始，我惊异于彩票店老板的慷慨：一注彩票才2元钱，他送给肖宁的饮料和香烟加一起得50多元。

直到肖宁开始“打票”后，我才知道彩票店老板的“慷慨”，不过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肖宁玩的是体彩的“11选5”高频开奖彩票。购彩人可以从1至11这11个数字中任意选择1个到8个号码，10分钟开奖一次，每天开奖80多期，一期开出五个中奖号码，根据购彩人购买号码的个数和猜中的个数，单注奖金从6元至1170元不等。

大多数时候，肖宁选择的是“任三四码”玩法——这是一种“高效投注法”：选择四个号码投注，只要猜中其中三个，单注便可获得19元的彩金，如果四个号码都被猜中，则可以赢得76元。“任三四码”单注需投入8元，但肖宁在投注时又会使用“倍投守号”的方式：第一、二期买1倍，第三期买2倍，第四期买4倍，第五期买8倍，第六期买16倍，依次类推，直到中奖为止。

这种投注方式在理论上号称可以不断依据上一期开奖结果提高下一期中奖率，但投入的资金也十分惊人，等投注到第十期的那轮，肖宁需要一次性投入2048元。假如中奖，他至少可以获得4864元的奖金。去掉之前的本金，他还可以赚千把块钱——但如果没中奖，后面将会是继续翻倍的巨额投注。

肖宁坐在彩票店里，时而写写画画，时而苦思冥想。往往从第五期开始，他便紧锁眉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开奖电视的滚动屏幕。他最希望能在第八到第十期之间中奖——因为太早中奖奖金不多，太晚了中奖则本金太高买不起。

肖宁总是信心满满地把选定的号码报给店主，店主并不要求他立即交钱，而是等到本金凑够一定数额后再一次性收款。肖宁“看号”的水平据说不错，能时不时中些小奖。有几次他见我站在旁边，还撺掇我也跟他买几注。我推说不会玩，他便替我选了几组号码，结果还中了几注。

一周过后，禁毒支队的任务结束了，我也要从彩票店撤走。临走那天下午，我正和彩票店老板交代事情，只听肖宁在我身后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转头询问，肖宁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彩票，说自己中了两万多块钱。

我接过肖宁手中的一摞彩票，一看，这轮他总共投入了14000多元，终于在第十二期等到了他想要的数字。看他志得意满，我不禁替他捏了把冷汗——如果这期再不出那组号码，那么下期他要投入接近两万块钱才能继续他的“押注”。

“这东西，玩归玩，适可而止就行，别搞得跟赌博似的。”我劝了肖宁一句，把彩票递还给他。

肖宁正在中奖的兴头上，没接我的话茬儿，反倒是彩票店老板略有不满地说道：“我们这个是正规的体育彩票，不是赌博。”

我不好再说什么，摇摇头，收拾东西离开了彩票店。

（4）

没想到，没过两天，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彩票店有人打架。我和同事赶到现场，发现肖宁正跟彩票店老板撕扯在一起。

好不容易把两个人分开，肖宁还是像一只斗红了眼的公鸡一样凶狠地瞪着彩票店老板，声称要让对方赔偿自己几十万元的损失。而彩票店老板也骂骂咧咧，要求肖宁把之前赊的上万元彩票款还上。

原来，这天肖宁选定了一组“任三复式四码”号码，连追了13期倍投。到第十三期时，需要投入16000多元，肖宁身上已经没有那么多钱了，好说歹说，老板看在老顾客的分上让他赊了账。但不幸的是，这一期肖宁依旧没有中奖。

从第十三期出结果到第十四期开奖的10分钟里，肖宁一边打电话筹钱，一边要求彩票店老板继续帮自己追号，但老板坚决要求肖宁先把第十三期的彩票钱还上，否则拒绝帮他追号。两人争执间，第十四期彩票开奖了，肖宁选定的四个号码全部出现在中奖号码中——如果他按照原计划继续完成了“倍投”的话，他将会得到20多万元的奖金，不但之前的投入全部能回本，而且还能大赚一笔。

“警官你看，他这期要是给我打了（号），我一下就‘上岸’了！”肖宁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得了吧，想靠这个发财，死了那条心吧！不交钱哪个给你打彩票？抓紧把欠人家的钱还上！”我没好气地回吼了肖宁一句。

自知理亏，又看我不站在他这边儿，肖宁只好悻悻作罢，给彩票店签下一张欠条后离开了。见他走了，彩票店老板反而有些后悔。我明白老板的那点儿小心思：彩票中心按照彩票店的销售额给店主“返点”，肖宁是他的“大客户”，他其实是怕这次得罪了肖宁，肖宁以后再也不来他店里打票了。

我的同事敲了敲墙上贴着的“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标语，意味深长地瞪了老板一眼。老板明白了我同事的意思，连忙再次辩解体彩的“合法性”。我有些烦，冲店主摆摆手，示意他住口。

“他再来这儿玩这么大的，你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因为之前辖区里出过几个买彩票买到家破人亡的案子，和肖宁毕竟又是朋友一场，我想尽可能地控制他一下。

彩票店老板不情愿地点点头，走之前又听他不满地嘀咕：“多管闲事，又不是我一家店，他不来我这儿也会去别人那儿。”

（5）

肖宁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老弟，你知道买彩票最怕什么吗？”

“还能怕啥？怕不中奖啊。”

肖宁摇摇头说：“不对，买彩票最怕中奖。”

“为啥？”

“有了希望，就让你永远停不下来。”

肖宁说，他第一次接触彩票，是陪朋友来玩。那天朋友买了几百块钱的彩票但一分钱没中，他只是随意地选择了一组号码便中了500多块钱，从此感觉自己“有财运”，便迷上了“11选5”。

“这种玩法玩的就是心跳、刺激！”肖宁之前经常这样说。因为“11选5”不像“大乐透”“双色球”“七星彩”这些需要一天或隔天才开奖的彩票，理论上号称超过50%的返奖率和高频的开奖次数，让人欲罢不能。虽然每张彩票限制最大投注倍数为99倍，但很多彩民会以多张连打的方式规避这一规则。

“你这个和赌博差不多吧？”我经常问肖宁。

每当听我这么问，肖宁都会连忙摇头：“不不不，这怎么能叫赌博？国家禁止赌博，但彩票是合法的。”

迷上“11选5”之后，肖宁对照相馆的生意也不上心了，很多次去照相馆找他，他都正专心致志地抱着本子研究彩票号码。我提醒他千万别走火入魔，他总是不屑一顾地摆摆手。

但分明已经沉溺其中了。

2015年12月，也是一个深夜，电话响起，电话中肖宁恳求我“以个人身份”去他家出一次警。听他吞吞吐吐，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然，更不可能“以个人身份出警”，便叫上当晚值班的同事，一起赶到了肖宁家。

没想到，肖宁家在深夜“热闹非凡”，至少有三伙人坐在他家的客厅里，原来都是肖宁的“债主”。

与儿子同住的肖宁父亲呆坐在沙发上，眼前摆着一摞借款合同，全部署着肖宁的名字。我简单翻了一下，不算利息，光借款本金就有70多万元。肖宁承认这些都是他借的，钱都被他买彩票了。

“买了70多万元？”我吃惊地问肖宁。

肖宁点点头，说他从年初开始不断地筹钱打彩票，除了这70多万元的“小额贷款”，还有10多万元的网贷，也早已逾期，不知对方何时会上门讨债。

警察无法介入借款纠纷，我和同事只能从中尽力调解。我们说得口干舌燥，但“债主”们仍旧非要当晚就拿到钱。正僵持着，肖宁的老父亲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债主”们跟前，恳求他们宽限一个星期。

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肖宁更是一下跪到父亲旁边不断地抽自己耳光。“债主”们见状，也怕讨要得太过急迫会催生出其他事端，商量了一番，只好答应一周之后再来收款。

送走了“债主”，我问肖宁父子下一步怎么办。肖宁沉默不语，半晌，肖宁父亲长叹一声：“还能怎么办，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卖房子吧。”

（6）

肖宁父亲的房子加急卖，只卖了50万元，肖宁又把照相馆盘给别人，找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总算把欠下的各种“小额贷款”还清了。

从家里搬出去那天，肖宁抡起菜刀要切自己的手指，说让自己长个记性。我一边拉住他，一边指指他的脑袋，说长记性靠这里，真要切，切脑袋。

肖宁的父亲自始至终站在客厅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墙面。我顺着他的目光跟着望去，墙上贴的都是荣誉证书。老爷子当了一辈子工人，在工厂里兢兢业业，因工伤失掉了两根手指，得了不计其数的奖，这套房子还是当年从单位退休时单位发给他的“终身成就奖”。

“别赌了，戒了吧。”我劝肖宁。

“真不是赌……”肖宁又要辩解。

“还他娘的不是赌？房子、店子都进去了！”看他这样，我的火气“嗖”地窜了上来，恨不得打他一顿。

肖宁看我动气了，急忙摇头：“不赌了不赌了，再也不赌了……”

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没有在我们派出所辖区的彩票店里见过肖宁。打电话给他，他说人在武汉一家影楼打工，赚钱还债。我很欣慰。他又说自己需要一些钱在武汉租房子，我打给了他一万块钱，并反复提醒他不要再碰彩票，肖宁在电话里满口答应。

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其实肖宁并没有去武汉，而是继续买彩票，只是躲到了城南的彩票店里去了。

再打电话问肖宁，他开始还不认账，但在一次通话时，彩票店里突然响起的开奖音乐出卖了他。我愤怒地要求他见面还钱。肖宁无奈，只好承认自己又开始玩“11选5”了。

“之前怎么承诺的？再赌切哪里来着？”见面后我冷笑着质问肖宁。

他低头不语。

肖宁父亲曾找到我，求我“处理处理”城南浅水湾酒店旁的那家彩票店的老板。我问原因，肖宁父亲说，那个老板最近几乎天天找肖宁推销“新玩法”，还说什么“谁家孩子天天哭，谁买彩票天天输”。

肖宁过去在彩票店里一掷千金的事情早已在本地口口相传，很多彩票店老板都把他当成“财神”，城南那家彩票店刚刚开业，急需找人“冲排名”，所以老板三天两头地来“邀请”肖宁。

我怒不可遏，托城南管片的派出所民警约谈了那个老板，告诉对方肖宁目前窘迫的经济状况，并尽可能地“敲打”了老板一番，让他少动歪心思。

面对民警，彩票店老板信誓旦旦地说不再撺掇肖宁，但事后表明，那些保证不过是他搪塞我们的谎言。

为了防止肖宁再去借钱，我又联系了一些有过“放码”前科的人和辖区所有小额贷款公司，告诫他们不要给肖宁放款。这些人有的支支吾吾，有的点头称是，但我心里也清楚，他们都知道警察其实管不了这些，应付我的成分更多一点儿。

肖宁跟我透露过他始终不能“跳出来”的原因：“我对不起父亲，害他这么大年纪了要卖掉房子替我还债。靠打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给父亲买一套房子。我就想再搏一把，把房子钱赚回来就收手，以后绝对不玩了！”

而城南彩票店的老板依旧在私下里撺掇肖宁，并且给他提供“小额贷款”。肖宁也梦想着“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像无数赌徒一样，一步一步坠入地狱，永不复生。

肖宁的不悔改让我失望，也就懒得再管他的事情，借给他的一万块钱自然也不指望他还能还我。但肖宁的父亲经常来找我，求我把肖宁从彩票店里拉回来。“你们毕竟朋友一场，年龄又差不多大，你说的话他听。”

看到肖宁父亲苍老无助的面庞和缺了两根指头的右手，我心一软，只好再陪着他去拉儿子回家。

一次在城南彩票店里，肖宁父亲气急之下冲店老板吼道：“像你这种人，坏了良心，迟早被警察抓去坐牢！”老板却微笑着指着我回敬说：“我这是合法生意，你看看他敢不敢抓我。”

看他竟然将矛头指向了我，我忍无可忍道：“咱俩可以赌一把，就赌警察有没有办法抓你。”

（7）

肖宁的丧事办得悄无声息，之后半个月，他生前的各类“债主”因为找不到肖宁，开始陆续来到派出所。这些人大多都是之前被我告诫过的对象，他们有的借口“找人”，有的声称被肖宁“诈骗”要报案，但真实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派出所找到肖宁，让他还钱。

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这半年里，肖宁又为买彩票借了一大笔钱，本金加利息足有60多万元。

“他死了。”我告诉“债主”们。

有人错愕，有人质疑，还有人扬言“子债父还”，要去找肖宁的父亲要账。

找了一天下午，我把所有的“债主”约到警务室，包括城南彩票店的老板。肖宁从他那里借走了7.3万元的“小额贷款”，按照协议应当还他11万元。

他们纷纷指责肖宁“不是东西”，有个别激动的竟在我面前喊打喊杀。我冷笑着看他们表演，等他们各自“秀”完，开口问他们：“之前警告过你们吗？”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不置可否。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借给他钱？”

“他说他去干正经事儿，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借钱给他啊……”一个人小声嘀咕。

“放屁！干正经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从你那儿借一万，两个月还，每个星期光是利息就要两千，哪个‘干正经事儿’的人借得起你的钱？”我愤怒地瞪着那个“债主”。

众人不语。

“人死账销也好，‘子债父还’也罢，去法院打官司解决！丑话放在前面，哪个敢私下里去骚扰肖宁他爸，别怪我到时不给你们面子！”

打发走了一众“债主”，我也返回派出所。路过辖区的彩票店，门面上悬挂着的火红条幅正迎风飘扬，上面是几行烫金大字：

“祝贺×××彩票站开出双色球/大乐透头奖×百万元。”

条幅下面，抱着发财梦的人们进进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