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犯了罪， 一切都完了

2015年1月，我所在的省内发生一起性质恶劣的系列电信诈骗案。

湖北仙桃籍主犯王某伙同多人冒充公检法部门人员，使用改号软件拨打受害人的电话，以“快递包裹藏毒”“信用卡被冒用”“企业账户被封”等借口，欺骗受害者将所有资产打入他们提供的所谓“安全账户”内，前后共诈骗受害人、受害单位人民币900余万元。

2015年4月，王某及其同伙先后被抓获归案。为了将省内培植此类案件的土壤彻底清除，省厅要求各办案单位对这起电信诈骗案进行深挖。

次月，我所在的公安局抽调了五名民警组成专班，在省厅技侦、网安等部门的配合下，对向电信诈骗团伙售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抓捕。

（1）

5月8日中午，我与同事们进入位于武汉光谷附近的一栋高层住宅中。有情报显示，该栋22楼的一个单位内，盘踞着一个专门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团伙。

在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敲开了目标单位的房门，出乎意料的是，现场并未出现想象中整齐排列的计算机和惊慌失措的人群。房间里，一个三口之家出现在我们面前。

整洁的客厅，温馨的居室，正在准备午餐的男女主人，还有坐在沙发上抱着宠物看电视的女孩。

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几乎要质疑自己的情报产生了偏差。

面对一家三口的错愕，有同事甚至还劝慰他们：“先别紧张，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带队领导急忙联系技侦和网安部门，对方表示情报完全准确。

接下来的调查也证实了技侦和网安部门的说法，我们在男主人张超的电脑硬盘里找到了80GB的公民个人信息，又在书房的柜子里找到了三个移动硬盘，里面总共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总数高达2TB。

这些信息以Excel表格的形式保存，里面详细地记录着一个个陌生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银行账号、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车辆牌号、工商注册信息等内容。

登录张超的QQ号码，赫然看到多个转卖公民个人信息的QQ群，还有频繁的交易记录。

此外，大量银行“黑卡”（通过互联网购买的冒用他人姓名登记办理的银行卡）、记录有交易金额的笔记本、银行转账记录单等物品也被一一起获，面对这些证据，夫妇俩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随后，技术部门在张超的QQ上找到了他与诈骗团伙的交易记录，又从附近银行的ATM机的摄像头中截取了妻子存取相关款项的视频记录。

一切都已水落石出，我们需要将张超夫妇带回办案场所进行讯问。

临走之前，按照程序，我们还需要对张超夫妇做一份现场笔录。面对民警的询问，夫妻二人似乎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妻子多次小声地询问民警：“能不能少罚点款算了。”

“你不知道自己这事儿有多大？”同事抬头看着张超的妻子。

“嗨，能有多大？不就是些姓名、电话啥的，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你看你们兴师动众的……再说这些东西我们也是从别处买来的，没赚多少钱……”

“你账上有记录的就有四五万，你觉得多少是多？”

张超妻子一时哑口无言。

（2）

我们进屋时，张超夫妇的女儿张晓颖正在看电视。张晓颖20岁出头，脸上带着学生气。

张超一开始就说，女儿还在读大学，平时一直住校，对于他们夫妻做的事情并不知情，希望我们能够照顾孩子的情绪，让她回避。

做父母的谁都不想在孩子面前现这个眼，我们也理解，便简单和张晓颖谈了几句，安排她回房间暂行回避。

我和同事们在屋外忙着采集笔录、取证、拍照、拷贝资料、拆卸电脑设备时，隐隐听到张晓颖的房间里传来哭声。正在做现场笔录的张超夫妇也停了下来，带着担忧的神情望着女儿的卧室。

带队领导担心张晓颖一个人在屋里出什么事，便朝我扬了扬下巴，示意我进屋里看看。

走进张晓颖卧室，她正伏在床上抱着被子哭泣。看到她这副样子，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好尴尬地坐在她书桌旁的转椅上，有一句没一句地劝她“放平心态”。

张晓颖对我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依旧趴在床上低声啜泣着。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兴师动众的搜查以及前路未卜的父母，换成是谁也很难“放平心态”。

虽然带队领导没有直说，但我明白，自己此时的任务其实只是“看好”张晓颖，万一她想不开，闹出点事情，我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竭尽所能地劝说着张晓颖，几乎把自己所知道的、能够宽慰人心的语句都搜刮了个干净，但始终得不到回应。我说得口舌发干，却没有效果，只好闭上嘴巴，静静地坐在那里。

门外做笔录的对话声一直在持续，又过了好一会儿，我实在无聊便掏出手机，打算解解闷。张晓颖却突然停止哭泣，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睛盯着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我急忙收起手机，也看着张晓颖。

张晓颖思考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话了，语气怯生生的，问我她爸妈这次的事情会有怎样的后果。

我就怕她问这种问题。

因为此时，我既无法给她确切的答案，也不忍心将心中预判的结果告诉她，只好模棱两可地说了句：“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得看你爸妈的配合情况，具体结果也得依照检察院和法院那边的意思。”

“我爸妈不是坏人，求你们放过他们吧……”张晓颖的脸上露出乞求的神色。

我下意识地苦笑一下，表示自己现在也无能为力。

我理解此时此刻张晓颖的心态，但父母的大祸已经闯下，法理难容，真不是我们肯不肯放过的问题。

沉默了一会儿，我试着换个话题和她聊几句。张晓颖时年22岁，在武汉某高校读大四，即将毕业，有一个谈了很久的男朋友，希望毕业后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

我与她聊了聊有关学校生活和学习的事情，希望能暂时转移一下她的注意力，但她心中终究有所牵挂，两人的对话时断时续。

谈话中，张晓颖不止一次提到，父母不过是从网上“收集”点资料换钱，没杀人放火，不会有多大的事情。

不知是她真的不懂法律，还是故意安慰或是欺骗自己，我只好向她简要讲解了一下“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和认定标准，并希望她对父母的事情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虽然张晓颖还是一名在校学生，但毕竟已经成年了。

张晓颖显然一时难以接受我的劝慰，但也没有什么过激反应，只是坐在床上抹泪。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客厅里的同事通知我现场笔录已经完成，准备收拾东西走人。我起身向张晓颖告辞，走到门口，想起了什么，回头对张晓颖说：“目前事实就是这样了，你是个大人了，有些事情需要撑起来了。”

张晓颖不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无助地看着我。

“方便的话通知你本地的亲戚，过来帮忙处理一下爸妈的事情，后期你爸妈办各类法律手续、聘请律师之类的事情，还需要你们来做。”

张晓颖迷茫地点点头。

初步工作完成，众人准备离开，张晓颖也走出门外，张超夫妻需要向她交代一些事情。

现场看似风平浪静，但其实我内心非常紧张。带离嫌疑人是整个办案过程中最容易出事的环节，尤其此次带离是在他们家中，还当着女儿的面。

同事们经验丰富，两名民警看似无意地隔在张晓颖和张超夫妻之间，而后微微朝我点点头。我感觉没什么问题，便和同事各自掏出手铐，迅速上铐并将张超夫妻二人往门口带。

“妈妈——”张晓颖突然朝我们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我吓了一跳，屋里的同事急忙示意我赶紧把人带走，剩下的事情交给他们处理。

回公安局的路上，同事把车开得飞快。我从副驾驶上回头，看看张超夫妇，他们面无表情，各自望向窗外，不知在思考什么。

（3）

5月9日凌晨，上级要求连夜突击审讯张超夫妇。好在两人都没有犯罪前科，刑警大队讯问室里，张超和妻子没怎么抵赖，便一五一十地向我们供述了自己参与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经过。

两人原本都是武汉某国企的职工，19年前双双下岗后，张超以开出租车为生，妻子则在亲戚开办的超市里打工。

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一家人齐心协力，自是其乐融融。张超开出租车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应事务交给妻子打理。

张超妻子是典型的武汉主妇，精打细算、善于持家，虽然收入有限，但在她的筹划下，不仅家庭生活井井有条，还赶在光谷房价飙升之前置办了一套舒适宽敞的商品房。

在旁人眼里，张超妻子是个“蛮精明”“路子野”的女人，超市打工之余，她开过淘宝店、做过微商、炒过股票、做过家政、摆过夜市，只要能赚钱的事情都做过。

张超妻子说，她竭尽所能地搜索和尝试任何可能赚钱的门路，一来为了偿还房贷，二来也是为了给家里改善生活。

“女儿大学读的是三本，学费、生活费林林总总加起来，每年接近三万块，经济压力大得很。”张超妻子抱怨。

2014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从朋友口中获得一条“赚钱门路”，朋友介绍她加入了一个名为“信息服务”的QQ群，花1000元购买了一个文件包，又在另一个QQ群里以150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转手赚到了500元钱。

整个交易过程仅用了半个小时，张超妻子看着账户里多出的500元余额，心中激动不已，感觉自己找到了一条发财的捷径。

此后，张超妻子便开始沉迷于这一“捷径”，开始只是作为超市打工之余的“兼职”，后来感觉“兼职”有时一天所赚的钱要比在超市辛苦一个月的收入还高，便索性辞去了工作，在家成了一名专职的信息售卖商——信息的获取与处理，也不再仅限于QQ群里的买卖了。

张超起初对妻子辞去超市工作专心做“信息服务”感到不解，但看到妻子支付宝账户里不断上升的余额后，也被这条“财路”吸引，主动加入了进来。

有了张超的协助，妻子开始将“业务范围”由线上发展到线下。在“同行”的指点下，张超夫妇陆续从各种渠道购买了一些没有实名认证的手机卡和银行“黑卡”；除了直接购买QQ群里那些已经被整理完成的“二手”公民个人信息外，张超夫妇还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上了房地产商、汽车4S店、电信营业厅、旅行社、金融服务企业等单位的个别工作人员，从他们手中购买客户的各种个人信息，自行整理后挂在QQ群和一些非法论坛上销售。

由于夫妻二人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一手”“质量高”“内容全”“新鲜”等优点，在QQ群和论坛里的销售量一直名列前茅。有些购买者出于各种目的，有时甚至点名要求出高价购买张超夫妻整理的信息。

几个月的时间，夫妻二人卖出的公民个人信息就达到上百万条，看着账户里不断上涨的存款数字，夫妻俩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你们自始至终就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吗？”我一边打字记录，一边抬头问张超妻子。

她摇摇头，说自己开始确实有些顾虑，但后来听群里的“同行”说这些东西不涉及国家机密，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获得的信息，顶多算是“灰色产业”，完全谈不上违法，自己也就打消了顾虑。

（4）

不到半年的时间，张超夫妇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流水就超过20万元，从中获利6.7万元。

至于这6.7万元赃款的去向，张超妻子说，这笔钱他们一直存着，没舍得花。

“女儿马上大学毕业，男朋友也谈了两三年，双方父母都见过，孩子说他们两个人准备考上公务员后就结婚，对方家庭条件不错，已经在汉口买了新房，我们也想给孩子攒钱买辆小轿车。”

“唉，都是讨生活，别的赚钱门路我们两口子也找不到，不都是为了孩子嘛，怕她以后在婆家没面子……”

我摆摆手示意她不要继续说了，同时心中暗自叹息，现在已然东窗事发，买轿车给女儿挣面子是别想了，也许他们更该关注自己的行为将会给孩子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警官，我们两口子不懂法，平时从没做过违法犯罪的事儿，这次也真的没安害人的心。你看我们又不是杀人放火啥的，如果把钱退了，能不能放我们一马？罚多少钱我们都认！”另一间询问室里，张超不断忏悔，也不断恳求警方能不能“下不为例”。

“罚钱？你还觉得你们这事儿就是交点罚款这么简单？”

张超也许不知道，在夫妻二人通过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6.7万元背后，是十几个同他们一样的家庭被骗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有的家庭因此破碎，有的受害者因此精神失常，甚至服毒自杀。

我和同事曾在武汉某医院见到一名受害者的老伴，他的妻子被这个诈骗团伙骗去了一生积攒的58万元巨款，得知受骗后当场心脏病发作离世，他也因悲痛过度住进了医院。而侦查结果显示，他老伴的个人信息，就是通过张超妻子收集并售卖出去的。

“这次的事情你们是过不去了，如果真是心存悔意，就把交易的上下线一五一十交代出来，争取个宽大处理吧。”同事冷冷地说着，把一本厚厚的受害人笔录甩到张超面前。

“看看吧，别觉得委屈，上面全是被你卖出信息的受害者情况！”

张超怔怔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笔录副本，先是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而后绝望地将头抵在了卷宗上。

当晚，夫妇二人如实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并提供了大量与其一同从事公民个人信息搜集和销售的人员情况。根据夫妻二人的供述，公安机关继续出击，将整个通过倒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的地下链条连根拔起。

2015年7月，经法院审判，张超夫妇虽有立功表现得到了从轻处理，但依旧因涉嫌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和五年。

这件案子就这么了结了。

（5）

2015年年底，我再次遇到半年前配合我们敲开张超家门的那位社区民警时，他忽然告诉我，张晓颖死了，跳楼自杀，在2015年8月的一个深夜。

“跳楼死了？为什么？”我眼前浮现出张晓颖的容貌，还有押解张超夫妇出门前的那一声绝望的“妈妈”。

社区民警说，张晓颖今年参加了省公务员考试，已经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成绩很不错。但在入职前的政治审查过程中，因父母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公安机关羁押，张晓颖未能通过主要家庭成员的政治审查，被录用单位取消资格。

男朋友顺利考入理想单位，男友爸妈却担心此次家庭变故以及张晓颖父母的罪犯身份，会给儿子未来事业发展带来潜在危害，便强令儿子与张晓颖“划清界限”。

男朋友考虑再三，最终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向张晓颖提出了分手。

面对家庭、工作和感情的三重变故，张晓颖一时没能找到出口，便在深夜拉开家中阳台的窗户，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你们抓走她爸妈的时候，孩子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考公务员这事儿基本上没谱了，只是心里还有点侥幸，觉得父母的事情不大，应该过不多久就能被放出来，结果……”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后来所里找到了张晓颖的前男友，他是这样说的。”

专案已经结束，张晓颖的父母也早已被收监服刑。我无法获知夫妻二人听到女儿死讯后有着怎样的反应，也不敢去想象张超夫妇出狱后该如何面对残酷破碎的现实。

“这孩子也真是够惨，事情都赶在了一块儿。”社区民警的表情中既有惋惜，也有无奈。

“那家人也真是……”我忍不住想挖苦张晓颖的前男友一家几句。

“唉，啥也别说了，这种事儿放咱谁身上也难说会怎么做……”社区民警打断了我的话。

（尾声）

后来，每当同事提起2015年的电信诈骗专案，我都会想起张晓颖。

心中情绪复杂，难过？惋惜？甚至有时会感到莫名的内疚，但转念一想，又不知自己的内疚从何而来。

更不知她从22楼跳下的那几秒钟里，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挣扎。

“你说，那孩子跳楼之前，最想不开的是什么？”我问同事。

同事也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