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怕真的把领导告倒
(1)
2013年4月13日上午8点半,我接到社区干部张耀武的电话,他火急火燎地在电话中喊道:“警官,那个,那个王志芬又跑了……”
张耀武口中的王志芬,是社区的上访户。
“先别急,她会不会是出去办事了?”
“不会的,我刚刚在小区门口查了监控,早上五点多,她拖着那个红色的旅行箱走了,还跟门卫说她要去北京告状。”
“这家伙……”我心里觉得好笑,王志芬明知自己因上访备受关注,还偏偏要大张旗鼓。
“通知她单位没?”
“通知了,他们单位的人已经出发了,正在去你们派出所的路上……”
王志芬,女,56岁,湖北Q市人,系某银行合同制员工,因住房等待遇问题一直和原单位闹纠纷。
王志芬与银行的矛盾缘于一套房改房。20世纪90年代,各单位还有福利分房政策,银行在某小区里也建有三栋宿舍楼。1998年房改时,银行职工纷纷将原本的福利房买断。王志芬当时虽然也在银行宿舍里居住,但作为非正式员工,按照政策,她无法参与房改。当时Q市房价很低,王志芬的前夫在老家村里有房,因此她在领到一笔“周转金”后,便退掉了宿舍回前夫家住。
2005年,银行宿舍所在位置被划入市经济开发区,房价上涨。2009年,每平方米价格较之前翻了三番。王志芬此时与前夫离异,居无定所,原本只是惋惜自己没能赶上分房子,但后来有人告诉她,一名和她同样身份的“合同工”当年没有领银行的周转金,而是买了银行宿舍福利房。
王志芬动了心思,她想交回“周转金”,再以当年的价格从银行买福利房。
银行拒绝了王志芬的要求,王志芬就找银行领导讨说法,双方之间还动过几次手。2010年春天,在一次冲突中,王志芬把副行长的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被派出所拘留15天。银行也借此解除了与王志芬的劳动合同,没了工作的王志芬此后便开始“维权”。
双方打了若干次官司,但王志芬胜少败多。2012年开始,王志芬开始上访,从单位信访办出发,一直走到国家信访局。从正常上访很快发展到缠访、闹访。
后来,王志芬还建了一个“维权”QQ群,省城和北京一有重要会议召开,王志芬便联络群里的“同志”一同前往“维权”。
这段时间,北京有重要会议召开,王志芬扬言,再不解决她的住房待遇问题便要到北京绝食。银行和社区不敢怠慢,不停给王志芬做工作。
头天晚上,张耀武一直等到王志芬家里熄了灯,才惴惴不安地回家,本来约好今天找王志芬继续谈待遇问题,结果早上来到王志芬家里时,发现已经人去屋空。
“那个红色旅行箱是她进京‘维权’的标配,她的QQ名也叫‘红色斗士’,只要红箱子不见了,她八成就是进京了。”来到派出所后张耀武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2)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Q市某银行、市信访办、市劳动局、社区和派出所的人坐在一起开会。
“她确实是去北京了,今天上午8点钟的高铁。”同事拿着铁路部门提供的信息说。
“你们之间不是刚刚打过官司吗?她怎么又要去上访?”我忍不住问刘科长。
“还能为啥?输了官司不服气呗,愣说我们和法院勾结判她败诉,你说官司都打到省高院了,我们这个七八线城市的小银行,真要有本事和省高院勾结,事情哪会拖到现在都解决不了啊!”刘科长向我诉苦。
“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满,走信访路子也是有法律程序可依的,我们也不能为这个怎么着人家是吧。”我想试着劝一下刘科长,但可能这话说得有些不合时宜,同事在桌子下面踢了我一脚。
“我们也知道上访是她的权利,但她总去闹啊。前年她在省信访局门口放鞭炮被拘留,这次她又说去北京绝食。”刘科长无奈地摇头。
“能解决的,你们就尽量帮忙解决一下嘛。她一个离异妇女,又在你们单位工作了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适当给点照顾,不就没这档子事儿了!”我换种方式想再劝一下银行。
“我也不瞒你们了,这次她提出来的条件,我们绝对没法答应。”刘科长双手一摊,跟我说了实话。
“她的小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参加了银行招考,但没有进面试,她要求银行破格录取,我们没有同意,领导说先干合同制,王志芬又不同意。房子的事情只是个由头,她在用上访给我们加压。”
这事儿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没想到维权还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心里还是有些不相信,毕竟这只是银行的一面之词。
“这几年,我们给她的‘照顾’实在太多了,她从2010年开始就不再上班,但直到现在,我们每月还给她开1800元的‘救助金’,又帮她争取了1000多块钱的低保,她自己在外面做事也有收入,甚至两个儿子上大学的钱都是我们出的,单位很多职工对此意见很大,王志芬还闹,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了!”
我有些听糊涂了。
“你们这样做,有些违规了吧?”我诧异地问刘科长。
刘科长若有所思地笑笑说:“按说这些事情都不能摆到台面上讲的,但这次我们也是确实没办法了,求你们帮帮忙吧。”
会议开了一上午,最终决定派人去北京把王志芬劝回来,哪怕劝不回来,也不能让她胡闹。银行派了刘科长,社区和派出所各派一个人准备进京。当天晚上,三个人正在所里商量劝返对策,突然接到北京警方的电话,说王志芬在北京因打架斗殴被拘留了。
我赶紧追问案情,北京警方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她是来上访的吧?在‘上访村’和卖‘资料’的打起来了,一般治安案件,拘留七天。”
刘科长松了一口气,还想再问别的,对方挂了电话。上级决定派人赴京,等王志芬拘留期满后把她劝返。
(3)
从拘留所把王志芬接出来时,她情绪十分激动。坚决继续上访,不同意离开,还要把拘留她的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一并告了。我们几个人苦劝半天没有用,最后,我一怒之下只好把事情点破。
“王志芬你别闹了,你不是想让你儿子进银行吗?进银行要直系亲属政审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搞了一个治安拘留了,再从北京闹出个三长两短,弄个刑事拘留,就算银行给你开后门,你儿子也过不了政审!”
听闻此言,王志芬一下子愣在那里,思考了半天,最后同意跟我们一同回家。
返程的列车上,刘科长看我在拘留所外面一句话唬住了王志芬,便让我再帮忙给她“做做工作”。我说要做工作大家一起做,但他借口和王志芬“不对路子”,拉着张耀武跑到餐车去了。
我明白,他俩长期和王志芬打交道,早就相看两生厌了。加之一直对银行给王志芬的优待不满,真说起话来,难免带有火药味,便随他们去了。
车厢里没几个乘客,我找话头和王志芬聊了起来。
我之前点破了她的心事,王志芬也就不再向我隐瞒什么。上来便一个劲儿地问我,她这次拘留会不会给儿子进银行工作带来麻烦。
我心中好笑,但也不好表现出来,只好半开玩笑地反问王志芬:“银行对你这么不好,你也和它打了这么多年官司,怎么还让你的宝贝儿子进银行工作?不怕他走你的老路啊?”
“那不一样,我儿子进去是正式职工,又不是合同制,怕什么!”
“你儿子连笔试都没过,银行凭什么录他当正式职工?”
“警官,这里面肯定有黑幕……”王志芬一副神秘的样子。
“哟,黑幕你都知道,说来给我听听?”我故作感兴趣地追问,其实心里烦得不得了。这世上有种人,只要别人得了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便会归因于种种黑幕。
王志芬开始细数自己听来的各种小道消息,什么笔试考第一的是市里王市长的侄子,前年银监会陈秘书的儿子没参加考试就进了××银行,还是正式编制,等等。
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对王志芬说:“这种事情你要是真有证据,就直接去有关部门举报,或者去媒体曝光,怎么能指望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给儿子找工作?”
“他们靠着手里有点权力就胡作非为,都是大学生,凭什么他们的孩子一毕业就有正式工作?我儿子就得在家里蹲着,这社会也太不公平了吧?”
“你的意思是,把你的儿子也安排进去,这个社会就公平了?”
“他们的儿子能安排,我的儿子凭什么不能安排?”
我觉得没法继续和她聊下去了,打算换个话题劝她两句。
“这几年,单位对你的照顾也够周到的,现在你要钱有钱,要闲有闲,也年过半百的人了,在家享享清福多好,还出来闹个什么劲呢?”
王志芬看看我,愣了一会儿说:“一套房子值多少钱?他们给我的这点钱算什么?”
“你当年不是银行的正式职工,又领了房改的‘周转金’,按道理这房子确实没法给你啊。”
“那黄××他们怎么就能买?他们当年也和我一样是合同制!”
“我不是说你不该反映问题,你按照程序一级一级信访,谁也说不出个‘不’字。不过,咱实话实说,如果他们真是违规拿的房子,查了他们就能分给你?”
王志芬不说话。
“三年前跑到省政府去放鞭炮,这次又扬言到国家信访局门口绝食,你这明显不是反映问题的做法嘛。”
听我这么说,王志芬叹了口气。
“警官,恕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这年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不闹,哪个把你当回事儿?”
“你就不怕闹过了火,真和单位撕破了脸,现在的这些‘优待’也被取消了?”
“你还别说,开始我还真怕过,但我后来发现,我越是去告状,他们越怕我,现在逢年过节,领导大包小包拎着东西来慰问我。你看我们单位那个姜××,和我一样的情况,他要面子,从来不去闹,现在领导鸟都不鸟他。”
我竟无言以对。
(4)
王志芬此次北京之行虽然没有成功,但她在“维权”QQ群里还是掀起了一番波澜,有些人竖起大拇指夸她是孤胆英雄,也有人骂她虚伪,去上访只会装腔作势,拘留一下就害怕了。
王志芬也不是一点儿收益都没有。回家半个月后,王志芬每月的“救济金”涨了200元,她的小儿子被安排到银行做合同工,并承诺有机会转正的话优先考虑。
我气得想掀桌子,就是“越闹越有,越有越闹”,才导致一些单位缠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
王志芬的上访之路还在继续,虽然单位满足了她提出的部分要求,但每逢特殊时期,王志芬还是会象征性地“耍一下”,有时玩几天失踪,有时拉着她的红色旅行箱声称要去省城或北京“走亲戚”。她自称这是要“保持威慑力”。
2014年开始,国家信访局下文取消“越级上访”,王志芬再反映情况需要逐级递交材料。家访时我去找王志芬谈话,王志芬说小儿子到现在还没转正,她绝不会罢休。我气愤地指责她这是在“要挟”“勒索”,王志芬就辩驳说银行某领导“搞到的好处更多”,警察怎么不去抓他?
我气愤地回应:“你要举报的话写封举报信,或者去纪委告他,你去不去?”
王志芬沉默。
“你如果有顾虑,我以私人身份代替你去递举报信,行不行?”
她还是沉默。
“你要不放心我,自己去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上写举报信举报他!这总行了吧?”
她依旧沉默。
私下里我和刘科长聊天时,骂他们都是软柿子。
“这么明显的违反规定的事情,你们怎么能答应她?她一个已经和你们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的人,怎么能月月从你们单位账上支‘救济金’,报销儿子读大学的学杂费?”
“上边这几年被她上访搞怕了,不也是想息事宁人嘛。”
“事息了吗!人宁了吗!有规矩不尊,有制度不依,就想着息事宁人。现在倒好,你们让她牵着鼻子走,连派出所都被你们捎带上了!”
刘科长也一脸郁闷。“你别总冲我发火啊,领导交代的事情哪个敢不办!”
(5)
原以为王志芬的上访之路还会继续,但一切却在2015年年初突然停止了。
她口中那位“搞到的好处更多”的领导,在上级纪委巡视组的检查中落马,并随即因经济问题被“双规”,后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那位领导的落马牵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便有违规买卖房改房、违规给子女安排工作和单位账目混乱等王志芬先前十分“关注”的事件。
因为王志芬曾长期因上述事情上访、告状,纪委干部也找到她,希望从她那里收集一些证据。我和社区干部张耀武一起前往王志芬家时,却发现王志芬脸上并没有成功扳倒“老虎”的喜悦。
“这些年你确实受了不少委屈啊,王大姐,把你了解的情况给我们详细讲一下吧。”纪委干部语重心长地对王志芬说。
“没有什么好说的!”王志芬转身进了卧室,重重把门关上,留下纪委干部和我在客厅里面面相觑。
“她……这是?”纪委干部疑惑地问我们。
“可能是听到这事儿太高兴了,还没适应过来吧。”张耀武冒出这么一句。
我看了张耀武一眼。
王志芬拒绝配合调查,我们也只好先行告辞。临走,王志芬一句话都没有说。
但她的“好日子”却也结束了。
4月,银行清退了落马领导近年来违规录用的一批人员,王志芬小儿子的转正梦想破灭,他又不愿在银行继续干合同制,便回到家中待业。
5月,司法部门联合审计部门在清查账目时发现银行一直给王志芬违规发放“救济金”,并出钱供王志芬的两个儿子读大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王志芬归还多年来领取的“救济金”和两个儿子的学杂费等,共计人民币18万元。
“为什么要把‘救济金’要回去?”我问刘科长。
“王志芬有低保,自己还在外面做事,一个月收入加起来五六千,还发她么斯(什么)‘救济金’,这明显就是那个落马领导违规给她的封口费。”刘科长回答我。
“王志芬究竟知道多少事情?”我追问。
“她可能知道一些事情,但也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们领导为什么给她封口费?”
“这还用说?她一直上访,领导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啊,反正是花公家的钱,平自己的事儿,不用白不用。”
“我说之前让王志芬去举报,她怎么不去?”我感叹。
“那是她的财神爷,真告倒了他,王志芬能捞到什么好?”刘科长甩下一句。
“这些事你看来早就知道啊,你为什么不去举报?”
刘科长苦笑着摇摇头,没回答我。
(尾声)
2015年8月,银行每月发给王志芬“救济金”和供他儿子上大学的事情被人在她的“维权”QQ群里曝光了。
QQ群里骂声一片,有人说她是“骗子”“奸细”“叛徒”,有人说她“不要脸”,“难怪那么积极,原来是搞了这么多好处”,还有人把自己以前上访失败归咎于王志芬“告密”,说她是“卧底”。
不久,王志芬被踢出了QQ群,之后她的精神便开始不太正常。
一次,接群众报警称“有个疯子要砍人”,我和同事赶到现场时,看到王志芬正披头散发,手持菜刀站在一户居民楼下大声叫骂。
“×××,你个婊子养的王八蛋,你就见不得别人过得好!我让你举报,你给我滚出来,我非砍死你!”
夺过菜刀,制服了王志芬,我准备把她带回派出所。一路上,王志芬不停叫骂。
“×××,我要砍死你!你害得老娘儿子转不了正!”
“×××,你赔老娘那18万,不然老娘杀你全家!”
……
开车的同事回头看了她一眼说:“别回派出所了,先去医院吧。”
11月的一天,我在路边巡逻时遇到了出院后的王志芬,她全然没了当年“红色斗士”的风采,面无表情、眼神木然,只是嘴里依旧念念有词。我凑上去仔细听:“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过得好,王八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