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裸体

四、裸体

我们到农场那天，正下大雪。我小时候在农村都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雪，看不见房，看不见树，看不见路，只是一天一地的白色旋涡。原以为看不见的东西是被大雪盖住了，等到在旋涡里挣扎了很久才发现，其实地上真的没有房，没有树，也没有路。

终于走到了大地的尽头，前面是一个冰封的湖。湖边有一些芦苇，我们要在芦苇荡边搭建自己的宿舍。没有砖瓦，只用泥土一方方夯紧，垒墙，盖上稻草，算是房了。然后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的时候就在上面搁一块木板，这便是床。

两个军人指挥着这一切，这里是军垦农场。

搭建了宿舍，军人宣布，我们的任务是砸冰跳到水里去，挖起湖底的泥，一点点垒堰，日积月累，在湖中开出一个新的农场来。而且，说干就干，立即跳下去。冻僵的脚在水底被芦苇根割得鲜血直冒，还没有感觉。

从水里上岸，还是一片滑溜溜的污泥塘。大家不断摔跤，爬起来又摔。就在这时，我脚下的奇迹出现了：只有我，稳稳地走着，不摔跤，还可以去搀扶这个，拉拽那个。一开始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但立即就明白了，这是童年的历练，幼功未废。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家里没有鞋，只是太享受赤脚在泥塘里滑溜的痛快。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家乡和童年，还被我带在脚下。我由于这点本事，立即在“难友”间建立了威信。

农场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点钱，可以购买一些日用品。我一拿到，就立即全数寄回上海，祖母应该已经买了火车票回到家乡。

我猜得出她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拉一个邻居小孩陪着，到吴石岭去上坟。那儿，有她的老伴，我的祖父，还有她的一堆孩子，包括不久前去世的叔叔。

“集合，集合！”这是管我们的排长在喊。他姓陈，一个朴实的军人，与我们已经很熟。他说，来了一个副营级的年轻军官，要对我们这些大学生训话。

我们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排好队，那个瘦精精的年轻军官踱着步子站到一个泥堆上。他板着脸，压低了嗓门说：“大学生，没什么了不起。请诚实回答，你们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问一遍：你们蠢不蠢？”

“蠢——”大家懒洋洋地拖着音，不知道他在玩什么幽默花招。

他来劲了，再问一句：“你们傻不傻？”

“傻！”大家突然明白该怎么回答了，喊得回肠荡气，像是在高声欢呼。

“那好，”他得意地宣布结论了：“你们现在要全体脱裤子——”他故意在这儿停顿，双目炯炯地扫视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学面面相觑。幸好他终于说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正是这条尾巴，让你们又蠢又傻！”

他说完就转身走了，步态矜持而快速。大家立即笑成一团，包括陈排长。

大家打听，这个军官姓什么。陈排长说，好像姓齐，因为是副营级，大家都叫他“齐营副”，名字搞不清。

这事当天就被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即刻勃然大怒，当着我们的面说：“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现在一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士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叫他示范！”

我们想象着那个瘦精精的“齐营副”一丝不挂地站在土堆上的样子，很痛快。

大家笑眯眯地看着罗股长，觉得他真做得出来。罗股长扭头对陈排长说：“别受他干扰。今天倒有正事，上级来通知，收缴大学生行李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明天就办。”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下乡，知道是一辈子的事，都带了一些书，防止自己真的成了农民。这些书，有哪一本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呢？第二天，两只装满书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都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两本。我看到陈排长嗜烟如命，就向一位抽烟的同学借了一包烟，塞给他，顺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两本书，正是那天我到废品回收站去卖书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来的。

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地翻看了一会儿，便问：“里边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彪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农活，没有一个季节有空闲。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为天天有重担在磨，愈合不了。

但是农活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牵肠挂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没有，禾苗站住没有，水沟渗漏没有。过一阵，又去看稻子抽穗没有，穗子饱了没有……为了这个，还要朝朝观云，夜夜听风，像是着了魔，差一点把外面的政治运动忘了。有时，把家里的伤心事也忘了。

终于到了潮汛季节，农场的堤坝受到了严重威胁。那天傍晚传来警报，东北段的堤坝已经出现险情。我一听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几个伙伴飞速跑去，到了那儿正遇到决口。这一决口，整个农场都会淹水，我们所有的劳动全泡了汤。

我二话不说就纵身跳进水里，二十几个伙伴一起跟着跳了下来，我们紧紧地挽着肩膀，用身体堵坝，不让决口扩大，一直等到部队和农民赶来。我们被拉上岸来的时候已经冻僵，被送到宿舍后，一个叫沈立民的盲人伙伴，用双手把我们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过来之后躺在床上，突然对于自己纵身堵坝的行为产生了后怕。倒不是怕死，灾难年月大家对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妈妈、祖母和弟弟怎么办？

由于这件事，农场认为我们是“英雄”，正逐级上报，准备颁奖。与报纸上经常宣传的英雄相比，我们的动机、动作和效果都与他们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还活着。

就在这个时候，从刚刚修复的堤坝上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以为是报社记者来采访“英雄事迹”了，但很快发现不太像。

还没有来得及打听，它又开走了，却抓走了一个学生。两天后，又来了一辆吉普车，又抓走一个学生。

两个被抓走的学生，原来都是学生造反派的首领。这些天，还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长途汽车到县城，然后一批批朝农场赶来，他们也是来审查学生造反派的。

学生造反派，本来在学校里是我们的对头，但到农场后天天一起劳动，早已没有对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们当时“造反”，只是响应上级号召罢了。我们不接受他们，也只是不理解上级号召罢了。现在上海的工人掌权者要大规模地整治他们，我们的立场立即站到了他们一边。更何况，与我一起跳到洪水里去以身堵坝的二十几名伙伴中，有十个是原来的造反派。我们早已“生死与共”。

突然传来消息，三连正在审查着的一个学生造反派首领，跳水自杀了。

死者是女生，审查她的是上海财经学院的一个工宣队员，农场方面就让那个“齐营副”配合。他们两人一星期来天天轮流找她谈话，结果给谈死了。各连学生一听说，义愤填膺又同病相怜，立即就赶到了三连。

出了人命，罗股长显然急了。他用手指着“齐营副”和那个上海来的工人，厉声问：“你们说，到底查出了她什么问题？”

那个工人支支吾吾地说：“只说她在造反派中被人家叫外交部长，有向政府夺权的嫌疑……”

边上的学生立即大喊：“这是同学间开玩笑，他们上纲上线！”

罗股长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铁青着脸上前一步，说：“我还被老战友叫过总统呢，你来抓吧！”

正在这时，一个胖军医从挂在一角的草帘子里出来，说：“所有的男性都走开十米，转过身去，留下四个女同学帮她换衣服！”

我们立即转过身去，走开几步，站住。女生不是留下四个，而是拥挤着一个也没有走。

她们很快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组成了一堵人墙。这人墙很厚，有好几层，密密层层地护卫着自己的伙伴，最后一次更衣。

更衣的过程很长，大家屏息静候。

终于，胖军医的声音从脑后传来：“大家可以转过身来了。现在要有四名男生与我一起，摇船把她送到县城。”

那位已经停止呼吸的女同学躺在担架上，头面干净，衣着体面。她非常漂亮，直到此刻，表情也没有任何异样。但我觉得她的脸在哪儿见过。对，一定见过，让我想一想……她，她不就是在上海师范学院那个大会上的女主持人吗？

什么都想起来了，女中音，用大动作撩头发，还朝我点了点头。正是她，宣布工人造反派即将进驻大学，而置她于死地的，正是这些进驻者。

此刻，她比那天还显得漂亮，我知道原因。那天她穿的是没有腰身的军装，而今天换上的，是一身最合身、也最普通的上海女装。她这一身，把周围所有女生宽大而破旧的劳动服全都比下去了。女生们早已忘记了自己也有这样的服装，今天由她一穿，全都惊醒了。她成了大家的镜子，照出了一个个渐渐陌生的自我。

当然，我想，刚才女生围着她更衣的时候，还曾被她的肤体惊醒。突然全裸在姐妹们面前的银白色，更是一面镜子，映出了生命的真相。

在这面镜子前，哪有什么派别，哪有什么“文革”？

担架上了船，很快解缆启橹。岸上的男女同学都在岸边跟着船跑，却没有任何杂音。

从第二天开始，罗股长派人调查女学生自杀的具体原因，上海财经学院的那个工人和农场里的“齐营副”，老老实实地接受一遍遍询问。

据他们两人说，这个女学生，由于经常主持大会，出头露面，拥有大量追求者，在上海高校造反派首领中就有五人。这次，他们每个人都“揭发”了她。

对于她的死因，那个工人和“齐营副”都说不明白。三连的同学们说，他们两人也有疑点。那个工人到农场后一见她那么漂亮，眼睛都直了，谈话时只问她与那几个追求者的关系，问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下流，有两个同学偷听到了。至于那个“齐营副”，白天轮不到他，只能在晚上把她带到大堤边，迎着月光坐在土堆上，不知谈了些什么。

这情景我一想便知。很多剧团动手打那些女演员的，主要是暗恋她们的人。批判某位作家的，多数是这位作家的崇拜者。半是追慕半是破坏，通过损害来亲近心中的偶像。

人间的多数灾难，表面出自恶，实际出自爱。

这个女同学一死，整个农场很久没有回过神来。

“那裸体……”女生们一遍遍回忆着。

“那裸体……”男生们一遍遍幻想着。

男生宿舍里，开始讲一些奇怪的故事，听下来，都与裸体有点关系。

我讲的故事是真实的。后来看到有人写过类似的小说，不知是巧合，还是传出去了。

一个极其炎热的夏天，一个离我们农场不远的小镇。一位刚过门不久的少妇在屋子里洗澡，很多窗户里的眼睛在偷看。这在居住拥挤的小镇夏日，是天天发生的事。那年月家家都没有浴室，也不习惯装窗帘，不看人家洗澡还能看什么？但这位少妇实在是过于妖娆了一点，她丈夫才特地装了个窗帘。

这天，少妇已经从木桶里站了起来，慢慢地擦干了身子，一转身发现没拉窗帘便轻轻地惊叫了一声。隔壁的丈夫听到叫声走进屋子，对窗的偷看者全都躲过了身子，只有一个小学教师，还在发傻。

本来这只是一个最小的笑话，但这时“文革”已经开始，正找不到斗争对象，刚刚也在偷看的几个人就站出来，与那个丈夫一起，把小学教师当作了“坏分子”，拉到街边示众。这几个人，也顺便算成了小镇的造反派。

小学教师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四周有很多人围着，问长问短。

“不怪他，是我自己没拉窗帘！”那个少妇突然出现了。她带来了一大罐子水给小学老师喝，还拿起一把芭蕉扇，为他打扇。

这情景一时引起轰动，半个小镇的人都挤过来看。少妇的丈夫十分生气，要拉少妇回家，两人当众发生了激烈争吵。

连续送了几天水，打了几天扇，吵了几天架，结果是离婚。

几乎全镇的人都觉得，这位少妇应该与小学教师结婚。

少妇去找了那几个与自己前夫一起造反的男人，说：“我与小学教师结婚后，总不该再叫他坏分子了吧？天下哪有偷看妻子洗澡而成为坏分子的？”

那几个男子说：“还是坏分子。因为他偷看时，你们还没有结婚。”

结婚之后，这位少妇成了“坏分子家属”。她的这一身份的全称是：一个偷看过老婆洗澡的坏分子的臭老婆。

但是，这对新婚夫妇过得很好，天天形影不离地从街上走过。妻子叫丈夫“坏分子”，丈夫叫妻子“臭老婆”。叫久了又嫌长，一个叫一声“坏——”，一个叫一声“臭——”，在大庭广众中互相招呼，格外亲热。

街上的老人看着他们说：“只要是漂亮人，什么帽子戴在头上都好看。”

“你这个裸体太保守了。”同宿舍的一个男同学听完了我的讲述，笑了一声。“我的裸体事件壮观极了，是我在云南农村的同学写信来说的。”

他说，上海的一批青年学生到了云南山区后，一个个分散住在山民家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又非常寂寞。好像男生只能娶那家山民的女儿，女生只能嫁那家山民的儿子，至多在自己的小村庄里寻找，除此之外山高路远。更麻烦的是，按照农村的习惯，他们都已到了婚嫁的年龄，不能再等了。就在这时，县里突然召开了一次“上海知识青年大会”，一切都改变了。

每个青年学生都是赶了很远的山路才到达县城的。县里的干部在会上说什么，他们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男同学都热辣辣地看着女同学，女同学都热辣辣地看着男同学。

开完会，谁也没有回到山民家里，整个儿集体失踪。县里以为他们偷偷回了上海，派人到上海一家家找，也不见影子。周围一切可疑的地方全都找遍了，去找的人一次次都摇头而归。

直到半年后，一个猎人说，在一座荒山的半山腰里，飘出了炊烟。那座荒山过去安扎过土匪营寨，只有一条险道能上，现在已被巨石堵死。

县里派出民兵前去侦探，连续三次都没有上去，直到第四次增加人手才把那方巨石移开。

民兵是轻手轻脚一步步摸上去的，到了上面只见一块不小的平地，种了庄稼，养了鸡鸭，却不见人。悄悄地走近一所仓库一样的房子，从门缝里一看，都呆住了：几十个男女青年，全都彻底裸露，白生生的，在里边欢乐。

“确实壮观！”男生们听了一致叫好。

就在这时，一个刚刚出去上厕所的同学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把食指搁在自己的嘴唇前，要大家不要再高声。接着，他指了指门口，又用手掌轻轻地贴了贴耳朵，表示外面有人在偷听。

几个男生说：“听故事就进来吧，别鬼鬼祟祟！”

那个刚进来的男生告诉大家，在外面偷听的，是“齐营副”。

听说是他，两个男生追出去。但是，只看到他快步离开的背影。

大家说，他一定去汇报了，明天我们会挨批评。

但是，第二天我们没有挨批评。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半夜紧急传达文件，全体军人都到师部开会去了。

这就是发生在一九七一年九月的林彪事件。

虽然听起来疑窦重重，但连傻瓜也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重大。

我对政治素来毫无兴趣，但这天晚上却和同学们坐在农场田埂上谈开了。中心话题是：出了这个事件，年迈的毛泽东一定气坏了。现在的第二号人物已经变成周恩来，周恩来这人看起来比较温和，他会赞成全国继续废学停课，让我们一直待在农村吗？而且，“文革”还搞得下去吗？

最粗糙的判断有时是最准确的。我们很快接到通知：全部回上海，一天也不能停留！

军人们快速调集来一批船只，排列在我们开挖出来的河道口。我们在一个场地集合，回头看看农场。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亲手打造的，哪怕是一根木桩、一片竹林、一条小沟。这个农场会留给谁呢？不知道。

突然记起，这个集合的场地，正是那次“齐营副”问我们傻不傻、要我们脱裤子的地方。抬头一看，今天“齐营副”恰好也在，像当年一样，踱着步子。一个同学冲着他高声喊：“齐营副，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到上海去？”只见他像是完全没听见，依旧深沉地踱着步。

上船了。就在这里，两船要去焚烧的书籍，一位要去焚烧的女生，逶迤远去。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走了。

船到一处，再步行很久，去赶火车。快如行军般地回到上海，却没有任何机会通知家里。

家，很久没见的家，怎么样了？

家里只剩下了妈妈一人，但我不知道她在不在。傍晚时分进的门，我小心翼翼地踩踏着一级级楼梯，不知道该响一点，还是该轻一点。响了会吓着她，轻了也会吓着她。

我以前走这个楼梯，从来不用去抓两边的扶手，“噔、噔、噔”，就上下了。但今天为了放轻脚步，背上又有行李，就伸手去抓扶手。刚一摸上去，就觉得上面有一层灰尘。

妈妈是一个勤快的人，以前经常会擦拭楼梯扶手，现在肯定很久没擦了。我立即就猜出了原因：一擦就有等待，她已经关闭等待。

我抓着扶手走了几级，一抬头，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家里那张八仙桌，四周无人，却在自己移动！

我停住脚步，定睛再看，桌子还在移动。

连忙跨上两步，终于看清，却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妈妈钻在桌子底下，用肩膀驮着桌子在挪步。

桌上搁了好几碟蔬菜，还有小小的烛台和香炉。原来她是在独个儿祭拜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阳台门前，没有人帮她，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妈妈算得上一个现代知识妇女，过去对祭拜的事并不热心，只是跟着祖母在做。但现在余家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在守门，她扛起了修补余家香火的祈愿。

我怕吓着妈妈，没有立即上前帮忙。妈妈把桌子放稳了，正要低头钻出来，却看到了我泥渍斑斑的脚。

她惊叫一声，抬起头来。

我伸出双手弯下腰去，却不知怎么跪了下来。

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