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紫玉楼梯

一、紫玉楼梯

第四章

一、紫玉楼梯

祖母回到上海后的那个冬天,我家的楼梯有点拥挤。

家里人都陆续回来了。为了补偿多年来在外面对这个楼梯的想念,每个人登楼时都故意把脚步放重。“嘭、嘭、嘭”,觉得这下终于踩实了,不在梦里。

敲门声更多,一听到,家人又会“嘭、嘭、嘭”地冲下楼梯去开门。然后,好几个客人的脚步声就传了上来。

有客人来,妈妈又要去擦拭楼梯扶手了。但下去两次,都笑着上来。原来那么多人穿着肥肥的棉袄上上下下,早就把扶手擦得纤尘不染。妈妈故意拿着一块雪白的新抹布去擦拭,上来后把那块抹布塞到我眼前,说:“真是,连一丁点儿的污渍都没有。全是衣袖磨的,快要磨成紫玉水晶了!”

来得最多的是爸爸单位的同事。爸爸与他们见面,完全不存在“劫后重逢”的喜悦,而是非常尴尬。

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进门就冲到爸爸跟前,结结巴巴地说:“老余,那次批判会上我失手推倒了你,是造反派强要我……”爸爸这才明白,现在单位里已经反了过来,在查他受十年迫害的事。

“那次是我自己没站稳。”爸爸说。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一起来的赵庸笑着对络腮胡子说,“只要老余不揭发,你也就没事了。”

爸爸没有把头转向赵庸。

赵庸靠近爸爸一步说:“一切都是那个黑边眼镜的事,虽然他早就下台了。这次我们为你整理了一份他迫害你的事实,你签个名,我们交上去,就可以逮捕他了。”说着把一沓材料塞到爸爸手里。

这时爸爸才转向赵庸,说:“就是那个戴黑边眼镜的青年?我并不认识他,他也没有揭发我呀。”

说着,爸爸抬起手来,把赵庸刚刚递给他的那一沓材料撕了。当时的纸质很脆,那么厚一沓,他撕得一点也不吃力。他撕得很慢,也很轻。边撕,边嘟哝:“材料,材料,总是材料。”

赵庸失神地看着爸爸的动作,没有阻止。他知道今天讲不成什么话了,但临行又回身对爸爸说:“那个阿坚,吴阿坚,他也在‘文革’中受了苦,托我……”

没等他说完,爸爸就打断了他:“已经托了六个人来说过了。你转告一下,我不会揭发他,说到底也不是你们的事。”

过了几天,又有三个人敲门找爸爸,说是区政府来的,还给爸爸看了介绍信。他们说,爸爸是单位里受迫害最深的一位,现在拨乱反正,希望爸爸能够负责单位的清查工作,清算造反派,然后把全部领导工作都承担起来。

爸爸说,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又生过肝炎,身体不好,希望提前退休。来的人反复劝说,爸爸就叫妈妈把抽屉里的病历卡拿出来给他们看。

一个月后,那个络腮胡子又来敲门,一次次感谢爸爸对他的原谅,使他免于处分。从他嘴里知道,那个黑边眼镜最近已经被正式开除,由公安局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单位的清查工作由赵庸负责,而单位的领导人则是选定了吴阿坚。爸爸因病提前退休的申请也获批准,过些天会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

爸爸随即抽出钢笔写了一张字条,叫络腮胡子带去。条子上没有写吴阿坚和赵庸的名字,只是光愣愣的一句话:“感谢批准我提前退休,我不会来参加任何仪式。”

爸爸的事,总算了结了。

那天,敲门后踏上楼梯来的,是两个陌生男人。他们在楼梯上轻轻讲了几句话,祖母听得并不清楚,却一下子跳了起来。

那是安徽话。

两个陌生男人一上楼就认出了祖母。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拿出一份东西,打开,然后对祖母说,他要朗读他们市委为我叔叔“平反昭雪”的文件。

读完文件,他们两个坐下,掏出香烟点了起来,准备说话。看到祖母对着飘过去的烟雾皱起了眉,他们立即把香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还是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开口说话,嗓门很响,中气十足。他说,我叔叔“是国家难得的人才,不仅技术精湛,而且道德高尚,为捍卫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慌忙看了一眼祖母。

年纪轻一点的好像看出了我的不满,抢过话头说:“这次的平反工作是江斯达书记亲自领导的。江斯达书记一再指示,余志士先生作为一个上海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贡献给了安徽大地……”

听到江斯达的名字我又看了祖母一眼,但祖母好像没有听到。她此刻的眼神,涌动着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她,已经八十四岁。

两个陌生男人也看到了祖母的这种奇怪眼神,怕出事,连忙停止对叔叔的歌颂,改口说:“老太太,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祖母显然没有被“新长征”感动,抖着嘴唇开始说话:“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那你们走吧。”祖母说罢,站起身走进了里间。

事情确实让人悲观。没过多久,那位下令逮捕“四人帮”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又下了令,凡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继续遵循。

这一来就麻烦了,“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大事都是毛泽东决策的,于是什么也不能否定。不能否定“文革”,不能否定造反,不能否定工宣队,不能否定废学,不能否定全国性的大批斗……这也不能否定,那也不能否定,却又要“清查”,能“清查”什么呢?结果,反倒是周恩来布置的文化教育重建工程,毛泽东没有做出什么决策,成了“清查”的主要对象。

我本人,也因为曾经随口说过一句“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而受到“清查”,而且和我爸爸十年前遇到的麻烦完全一样:这句话的主语是谁?那个原来与我们一起编过教材,后来又转身响应号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叫孙光萱的人,成了“清查组负责人”。总之,仍然是他们这帮子人在忙碌。上海这种“清查”的惊人之笔,是枪毙了华东师范大学一个叫王辛酉的人,罪名是反对“文革”。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坐不住了,便壮着胆子不断给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写信,报告上海的情况,强烈要求否定文革。每星期都写一封寄出,这是我已故的叔叔给我的训练。

我知道,每到邮筒投寄一封信,都可能是返回到自己身上的炸弹。但我,已经不怕。

那一堆堆由水泥砌成的灰绿色邮筒,已经很有年头了。投信口的铜板上还刻着精致的英文字,应该是上海租界时期的遗留。我十几年前按照叔叔的指示从这里投寄过他写的上诉信,结果使安徽的人为灾难产生转机,而他自己则为此失去了生命。

我用手拍一拍灰绿色的水泥老邮筒,心想,你这个老家伙,比我祖父的年纪还大吧,吞吐过多少天下信息,应该知道有叔侄两人,在这里投注过什么。

幸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叫“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终于被否定。会议还宣布,中国要解放思想,停止阶级斗争,着力经济建设,开始改革开放。会后没几天,上海的那些“清查组”全部都解散了。那些人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找不到了。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中国的每次荣辱兴衰,都伴随着不同人群的隐显出没。阴风乍起,一些翅膀就黑压压地出现了,它们原来躲在哪里?天光初露,它们又顷刻沉寂。但是,只要有过昨夜的记忆,就会知道它们还强悍地存在,时时从隐秘的草丛中,抬头张望天色。

半年后,我应邀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盛大,绝大多数劫后余生的文化名人都参加了。

很多老人见了我都会说一句:“你的事情我听说了,很勇敢!”不知他们听说的是哪一段。

我是这个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在总结大会上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这年我三十三岁。

坐长江轮回上海,我在甲板上看着橙黄色的江水做出决定,不赶“秘书长”之类的热闹了,还是返回安静,埋头继续奉化半山老楼的读书计划。那时读的是中国古籍,现在有了开放势头,应该增读世界人文经典,为自己补课,也为中国补课。

长江轮很拥挤。很多人背着大包,挑着担子。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一些年轻人,行李简单,头发飘洒,不管是男是女,都清瘦俊朗,身材很好。他们大多穿深色服装,风尘仆仆,都像我一样,在甲板边默默看着江水。

他们是去寻找在灾难中分离的亲人?还是已经找到了,刚刚在哪个码头分手,现在各自要找自己的道路?他们看完江水再抬头看岸边,岸边,唐代的山川连接着现代的莽原。

他们让我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刚停,很多还没有找到家人的欧洲难民,都挤到了还没有修复的音乐厅,听巴赫和贝多芬,试图让音乐唤醒自己未溃的灵魂。同一个人种之中既有魔鬼也有天神,他们几乎没有考虑,那些杀人魔王和音乐家,属于同一个民族。

这些长江轮上深色服装的年轻人,现在和我一样也在倾听。那音乐,不是巴赫和贝多芬,而是“高山”、“流水”,太早太早的曲子,属于这条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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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小史(余秋雨迄今完整家族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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