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一、被埋没的转折点

今天是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其实，四十年前的这一天，也具有不小的转折意义，可惜被埋没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上午，周恩来总理陪着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到上海。

这位年迈的皇帝很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抗击入侵的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气得希特勒曾立誓要割下他头颅上茂密的胡子做一个鞋刷子，用来天天擦拭自己的长筒战靴。

在希特勒和他的长筒战靴灰飞烟灭二十六年之后，这位皇帝到中国来了，胡子依然茂密，只是已经花白。

他来的目的之一，是想见一见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想想也对，当今世界上皇帝剩下不多，彼此都会有一份远远的挂念。塞拉西皇帝是十月五日到中国的，十月七日在北京与周恩来会谈，得知溥仪已在四年前因病去世，笑着点了点头。在十月八日拜会了毛泽东，他便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上海来参观。

周恩来一路上心事重重。其实他只比塞拉西皇帝小六岁，也是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了。这些天，中国正面临着一次历史大转折，而他正承担着这次转折的成败，因此显得那么疲惫和消瘦。

就在二十几天前，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自行飞出国境并失事。这件事情的真相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后来被简称为“文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此宣告彻底失败。

这是因为，“文革”虽然是一场民粹主义大劫难，却有一个政治起点：由林彪替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现在，这个政治支柱已经断裂。而且，从当时快速发现的一些材料看，林彪本人也反对“文革”。那就更成了一种彻底的反讽。

以后几年，“文革派”还会用各种方法掩盖失败的事实，但毕竟无济于事了。因此，远在美国的作家张爱玲在“九一三事件”后立即写出了一篇文章，题为“文革的终结”。这位女作家并不太懂政治，只是凭着常识和逻辑，做出了“终结”的论断，简单而明了。

此刻，周恩来成了第二号人物，前面五年的民粹主义大劫难留下了一个庞大无比的“烂摊子”，必须由他来领头收拾。

这已经够麻烦的，而更麻烦的是，他深知毛泽东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因此，面对“烂摊子”却不能说是“烂摊子”，要收拾也只能轻手轻脚，这实在是难上加难了。

据当时的一位副总理纪登奎回忆，周恩来在紧急处理“九一三事件”之后，曾撇开众人，一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一个房间的窗口，号啕大哭一场。

深夜京城，一位老人的哭声让人心动，却又非常艰深。

这位政治老人心中，并不全是悲哀。他知道，极度的危难和极度的机会，突然都凑在一起了。就在三个月前，他秘密会见了基辛格并发表了震动世界的新闻公报，美国总统即将来访，中美关系即将正常；就在这几天，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

总之，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国生死攸关。

这些天，周恩来对外宾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门要开了”。但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想走出封闭，必先走出灾难，哪怕是第一步。

那天到上海已经是中午，晚上有一个欢迎塞拉西的宴会。第二天有两档安排，一是到上海大厦顶楼俯瞰城市全景，二是观看文艺演出，周恩来都要陪同，第三天一早就要离开。因此，周恩来决定，就在第一天下午，召开一个干部会议。

当时上海的干部中有很多是“文革派”，已经从“九一三事件”和中美交往中敏感觉察到历史的转向，因此来开会时都惶恐不安。

没想到，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只是平静地布置了一项“业务”工作。他说：“重返联合国之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会与我国建交，我国的外交空间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局面。因此，各大学必须立即复课，以最快速度培养大量年轻的外语人才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全面翻译和掌握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风俗资料。”

这些话，听起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却有很大的突破性。

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只说过“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故意不提文科，表现出明显的取舍。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文科的主要课堂是“上山下乡”，是社会实践。就在半年前，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炮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教育，毛泽东又同意了这种否定。现在，周恩来以外交需要为由，对否定提出了否定。

他所说的“各国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都属于文科。

在中国，一切外交理由都无可辩驳。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周恩来收拾“烂摊子”的一个极佳突破口，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你看：既然要全面复课，那么，所有的教师就必须从农村返回学校；既然教师能返回，那么，其他知识分子也能返回；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能够成为正面教材，那么，那些“文革派”的批判专家怎么还忙得过来？

紧接着，周恩来又根据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嘱咐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清理教育科研中的极左思潮，提出要“拔除障碍，拔掉钉子”。在文科领域，他恢复了一系列“文革”之前已经着手、毛泽东也曾经作过正面指示的工程，又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任命谭其骧教授主持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样级别的教授，前些年都被造反派批判成“反动学术权威”，现在重新出来担任领导，便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策示范。于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也逐一展开，每项工程都集中了大量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力整顿，使教育、文化的重建工程有了更大进展。

这一个趋势，使很多“文革派”认清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参与了重建。但是，也有少数极端分子暗暗在心里认为这是“右倾翻案”。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下午的干部会上，有人问周恩来：“全面复课，中文系的教材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针对性在于，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中文系的教材只能用毛泽东诗文和“革命样板戏”剧本。

周恩来当然知道这种主流思潮，他想了想，回答道：“中文系教材，可以先用鲁迅作品，再慢慢扩大。今年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都是大日子。鲁迅的晚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的高校应该带头研究鲁迅，为他写传记。”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为中文系教育寻找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

一、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而不是政治人物。他的作品，有资格进入任何地方的中文课程；

二、借由鲁迅，可以进入小说、散文、诗歌、杂文，也可以进入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

三、毛泽东也肯定过鲁迅，这使那些极端主义批判者较难找到攻击的理由。

有了这三条，鲁迅就成了中文系复课的一个巧妙入口。极左的主流思潮，也可由这位老作家帮着抵挡一阵子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周恩来在上海干部会上的讲话，我是一九八一年读到两个与会者的回忆材料才知道详情的。在这之前，只是约略听说，而且把时间也搞错了，挪后了四个月。

知道这个转折点很重要。由此我就明白了，自一九七二年初到一九七五年底全国各高校出现的复课、编教材、办学报等热潮，是由谁启动的；由此我也知道了，一九七六年掀起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着什么。

如果没有几年的文化重建，何谓“风”？何谓“翻案”？而且又为何“反击”得如此急不可待？

一个被埋没的历史阶段，终于浮现出来了。

知道了这个转折，也就解开了一个历史之谜：几年之后，灾难过去，全国急迫地恢复高考，为什么各个大学都已经奇迹般地具备了基本的师资和教材？为什么能够如此快速地迎接那么多新生顺利地开课？原因只在于，早在一九七一年，周恩来就启动了教育、文化的结构重建。

如果没有这个转折，没有长达五六年的准备和训练，那么，后来突然涌进大学里来的那么多学生，看到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混乱景象？

尽管，当一九七七年全国每一所大学都出现激动人心的场面时，周恩来已在一年半之前去世，没能看到。

二、被埋没的历史阶段

根据上面说的这个转折点，我把全国多数高校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1968年，造反武斗；

第二阶段：1968年～1971年，上山下乡；

第三阶段：1971年～1975年，文化重建；

第四阶段：1976年1月以后，批邓反右。

在这四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五年，后两个阶段也是五年，一九七一年正好是中点。中点前是涨潮，中点后是退潮，最后加一个小小的回潮，形成了一个“正反回旋结构”。

以正常的眼光来看，这四个阶段中，唯一具备正面文明价值的，是周恩来主导的第三阶段，即文化重建阶段。而且，这一阶段成果卓著。

但是，这一阶段，常常被笼统地归入“文革十年”而一起否定，实在是历史的盲区。

经常有海外友人提出质问：“你们都说文革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到中国旅游，一些最重要的传统文化古迹都是那个时期发掘和保护的？”

我总是回答：“那是在一九七一年之后。”

哪些文物古迹？随手一举就有——

马王堆（1972年发掘）、河姆渡（1973年发掘）、兵马俑（1974年发掘）、章怀太子墓（1971年发掘）、库伦壁画墓（1972年发掘）、居延汉简（1972年发掘）、宋代海船（1973年发掘）、中山王墓（1974年发掘）、妇好墓（1976年发掘）……几乎都是几个世纪来第一流的考古成就。

即便在发达国家，要取得这么多考古成就，仅靠考古团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汇聚各领域大量文化精英通力合作才行。那五年，在文化重建的大潮中，中国做到了。

那么，为什么周恩来开启的文化重建工程，一直被蒙蔽于某种阴影之下？

这与一九七六年“四人帮”下台后的一段怪异历史有关。

本来，那应该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机，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推行了一种被称作“两个凡是”的方针，把历史的车轮又往回拧了。什么是“两个凡是”？那就是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一来，“文革”中的造反夺权、废学停课、上山下乡、批邓反右等等全都不能否定了，连“文革”本身也要“坚决维护”。相比之下，反倒是周恩来主导的第三阶段，不管是复课、编写教材，还是发掘、保护文物，毛泽东没有作过什么指示，因此不在“两个凡是”方针的保护范围之内，可以任意否定。

“两个凡是”方针实行了两年，从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八年底，形成了一个怪诞的理论：“四人帮”是不好的，但“文革”是伟大的，“四人帮”的主要问题是“破坏文革”。

这个方针，使得刚刚成为惊弓之鸟的“文革派”再度抬起头来，重新揭发人们对领袖的不敬，对“文革”的不恭，以及复课、编教材中的“大量问题”。

按照当时政治运动的惯例，这些揭发者也就成了“清查者”。那两年，上海做得最过分，居然还在“清查”中枪毙了华东师范大学一位反对“文革”的人士王辛酉，以示杀一儆百。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撤除并调离了上海市委书记和分管教育文化的官员，那些以“清查者”面目出现的“文革派”立即作鸟兽散，不知躲藏到哪里了。

后来知道，他们主要躲藏到各个大学里去了，正满脸斯文地准备做副教授、教授呢。我觉得这是“文革”灾难的一种“生命化潜藏”，今后必定还会坏事。但是，当时社会百废待兴，大家都相信“一切向前看”，既往不咎了。要咎，也已经很难，因为他们在那两年中已经销毁、涂改、伪造了各种历史材料。如果真像巴金所说的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展览出来的东西也只能支离破碎，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了。

历史真相的埋没，竟然如此轻而易举！

即使是当代史，见证人都还活着，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无可奈何。

三、我成了另一个人

幸好，历史的力量并不单一。它可以产生反面的“生命化潜藏”，也可以引发正面的“生命化聚变”。因此，它的真相虽然可能被埋没，而它的真谛却不可能被毁灭。

周恩来一九七一年十月启动的文化重建工程，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文革”中的经历，在《吾家秘史》一书中已有详细叙述。这儿需要补充的是，我在一九七一年之前与“造反派”的长期对抗，虽然在“文革”结束后成了全院教师连续多次推举我担任院长的主要原因，但我在当时的抗争并非出于政治判断，只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既然爸爸被造反派关押，叔叔被造反派害死，全家衣食无着，我就只能不计后果地进行反抗。在农场劳动时带头以身体堵住洪灾决口，至少有一半是绝望中的自沉，后被农民救起时我已完全冻僵。当时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已经看得很轻。

但是，“九一三事件”后从农场劳役中返城，很快感受到气氛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复课、办学报、编教材。后来学院分配我参加周恩来总理布置的上海各高校《鲁迅传》编写小组，我在复旦大学看到各专业的教师们都伤痕累累地投入了文化重建，第一次产生了“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

在复旦大学，我也发现了周恩来到上海来推动文化重建的原因。当时上海也很“左”，但复旦大学的造反等级，比之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毕竟低得多了。我们教材编写组里的六位复旦同事，只防范着中文系里一位与造反派关系密切的教师好像叫吴中杰，没有第二位，可见造反势力不大。现在想来，连这位吴某某也未必算得上真正的造反派吧？

“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使我变得异常勇敢，甚至至今回想反倒有几分后怕。例如，《巴金百年》、《吾家秘史》中有记，我离开复旦大学后居然一个人赤手空拳，在当时中国第三号人物王洪文的喽啰们扬言要“砸烂”、“血洗”的一家低层次文学杂志前，与他们对峙了整整三个月。

又如，《欠君三拜》中有记，“文革”中被人视若政治图腾的那几台由江青等人打造的“革命样板戏”，各地都在狂热“移植”。本应成为“移植”中心的上海戏剧学院，在一九七一年复课后整整五年，居然没有一个专业把它们引入课堂，这里就隐藏着无数惊险的较量。后来我在灾难之后担任院长时，曾一再借此事向学生们论述，何为“文化气节”，何为“专业自尊”。

由于周恩来启动的文化重建对我那么重要，因此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壮着胆子对抗“四人帮”的禁令，与静安区的赵纪锁先生一起，组织了全上海唯一的追悼会。我在悼词中引用了自己刚刚写出的两句诗：“千钧一发谢周公，救得文化百代功。”现在看来说得太夸张了，但当时却是真心话。

追悼会后，我为了逃避追查，也为了拒绝当时人人必须表态参加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个人隐潜到浙江山区，直到“四人帮”下台。

——做上面这些事情的最不容易之处，是我的父亲仍然被囚禁着，全家生计极端艰难，而我的每一步，都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很多时候，我是边擦眼泪边挺身的。

灾难，既毁灭生命又造就生命。当灾难终于过去，我已经完全成了另一个人。

四、每隔十年一大变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工程的十年之后，伟大的八十年代开始展现它的伟大。

那个年代还来不及创建什么成果，它的伟大体现在精神方面。浩劫的血泪还记忆犹新，人性、兽性、君子、小人的界线成为整个社会最敏感的共同防线。中国，第一次使诽谤者失去了市场，整个气氛一片高爽。

这正好对应了一位西方学者的论断：“什么是伟大时代？那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我在这十年中，因几度民意测验的推举，从一个毫无官职的教师破格提升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又因为出版了几部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被选为上海市中文学科兼艺术学科的教授评审组组长。

我评审教授的标准很严，而且特别防范“文革”中那些“特殊人物”投机入围。有很多次，所有的评委看到几个申报者的名字，一言不发，投票结果是零。我立即抽笔在每份申报表上写下大大的“未通过”三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三个字，包含着无数浩劫受难者的齐声呼喊，因此我写得很重，写得正气凛然。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的二十年之后，我在上上下下的惊愕中彻底辞去了所有的职位，谢绝了提升为省部级高官的机会，独自跋涉荒原考察中华文化遗址。后来，又冒着生命危险在国外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包括大量恐怖主义横行地区，寻找人类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遗址，被国外媒体称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这份勇敢，仍然来自于当年“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的三十年之后，悲壮开始转向嬉闹和荒诞。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十年的漫长时间导致了全民遗忘，而大量亲历者均已逐一离世。于是，一些躲藏了很多年的“特殊人物”，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文革灾难的生命化潜藏”，开始试探着重出江湖。江湖上，恰恰又重新出现了“一谣既出，万口起哄”、“一拳既出，立即走红”的民粹主义瘟疫。而且由于传媒的操弄，掀起了远超“文革”大字报的全国性痴狂。

那些“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为了报答我主持的教授评审对他们的否决，在侦知我绝无可能再返仕途之后，先唆使一个在“文革”中还只是婴儿的北大学生向我投污，很快他们自己就出来了。唯一能找到的“把柄”，是我参加过周恩来布置的教材编写，他们便把这种教材编写说成是“文革写作”，大加鞭挞。这正好挑起了不少文人心底压抑已久的整人欲望，据杨长勋教授统计，这类文章全国至少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书籍出了十余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我本以为，一个中国文人平生能做的最大胆的事情，已经被我做完。没想到，天道垂顾，又让我霜鬓之年再度临阵。

他们估计，我一定会在全国那么多传媒的诽谤声中活活气死。但是，他们尽管在文章、书籍中写了几千、几万遍我的名字，却实在太不知道我是谁了。在年轻时候连王洪文的喽啰也不怕、连样板戏的霸权也不怕、连禁止开追悼会的命令也不怕的人，年长后连世界上最恐怖地区一一走遍了也不怕的人，还怕他们？

哈哈，他们！

当时的我，一直以自己的身子保护着有可能被误伤的人群，内心享受着一种“慈者大雄”的壮士感觉，非常痛快。

但是最近，英国爆发了“《世界新闻报》事件”，许多“传媒达人”纷纷入狱，我突然为不少中国传媒人担心起来。他们十余年来对我所做的事，一点儿也不比《世界新闻报》差，但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们哪一天被刑事警察一个个带走的情景。

因此，我要诚恳地向他们发出预警，而且要特别提醒两位南方报人：一位是广州《南方周末》的社长，不知大名；另一位是香港《苹果日报》的社长，我原来的文友，姑隐其名。因为有他在，我把提醒改为请教。稍待时日，我会再写一点文章，好好劝劝他们。

当然，我的提醒、请教、规劝，都出于自己被他们长期伤害后的修炼之路，因此写起来会比较诙谐。题目都想好了，叫《寻石之路》。今天就不写了，因为这个日子有点庄严。且把诙谐留给明天。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本文在《美文》杂志发表后，据一位朋友告诉我，朱永嘉先生在网络上撰文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说周恩来一九七一年的文化重建，都是遵从毛泽东以前的指示。

我原来只知道朱先生是当时上海写作组系统（即全市文化教育系统）负责人，最近才从电视上知道，那些年他主要是在为毛泽东服务，为毛泽东注释、印行大量古文。他维护领袖的心情很可理解，但我必须说明，在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的时刻，毛泽东对教育文化的基本态度早已与以前完全不同，而且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周恩来压力很大。

必须承认，在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之前，全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已经在整体上崩溃。我早在自己的著作中说过，“文革”中全国废学停课，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在非战争状态下唯一的一次。至今，因早年失学而终身哀叹的人，还大量存在，都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