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君三拜

欠君三拜

一

只在二十八年前，与你无语地点过一次头。因此，很难说认识你。近年来，我很想来拜访一次，当面说一声“谢谢”。但又觉得这样不够，应该请你吃一顿饭，并在席间站起身来，说明请你吃饭的理由，然后向你深深作三个揖。这在古代，叫做“拜谢”。

这事需要有人联络，否则就有点冒昧。联络人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先生。

贺先生是一个快乐的人，说起你，就两眼发光，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你的成就、为人和酒量。那正好也是一个聚餐的场合，他既然说到了你的酒量，也就兴奋地举起了酒杯，才几杯就醉了。

几次邀他聚餐，原来都是为了商量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拜谢你，但他每次都醉得那么酣畅，因此一直定不下来。

我以为，总有时间。心想不妨让他在每次醉前多介绍你几句，也好使我当面拜谢时增加一些话题。

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

终于，到了可恨的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那个漆黑的凌晨。我没有来得及向你拜谢，你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得知噩耗那天，我站到窗口看着云天，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在心里说一声：“欠君三拜。”

——上面所说的这个“君”，是谁？

是我国当代著名文史学家章培恒教授。

熟悉我文风的读者都知道，我笔端空旷，从不腻情，但这次，是怎么了？

原因是，我欠得奇特，又失之瞬间。

由此可见，天下一切感谢，都要及时。即使没有生死之虞，也不可拖拉。

二

天下之谢，分很多等级。其中称得上“重谢”的，也分七级，逐级递升。

第一级，谢其厚赐；

第二级，谢其提携；

第三级，谢其解困；

第四级，谢其解难解之困；

第五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

第六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而并不相识；

第七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而并不相识，却又不给道谢的机会。

平心而论，第五级之后，已少之又少。但是，我对章培恒教授的感谢，属于第七级，也就是最高级。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汇——“难解之困”，必须认真作一点解释。

那就让我先把章培恒教授让过一边，绕一个道儿再来请出他吧。

饥寒交迫、路断桥塌，难不难？难。但难得明确，难得干脆，难得单纯，因此还不是最难。最难的是有人当众向你提出一系列问题，你明知答案又不承担保密义务，却不能回答。因此众人对你怀疑、起哄、追逼、鄙视、嘲笑、投污、围殴，你还是不能回答。

例如，一九三〇年两位刚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女子在南方某市成功创办了一所新式女子学校，一时成为社会焦点。一年后教育督察部门派出一批“饱学之士”进行公开测评，主要项目是指定这两位女教师向全校学生讲解《东汉班昭所论妇德及宋儒对此之发展》。两位女教师两度要求换题而未果，便主动退出测评并离去。当地报纸发布新闻曰“不知妇德焉办女学”。

直到五十年后，当年的一位女学生在回忆此事时写道：“人的一生，其实由一连串问题和回答组成。千万不要试图回答别人给你出的一切问题。选择问题就是选择人生，选择了自己，也选择了别人。”

又如，在极左年代，一个著名的国际刑侦专家因为被怀疑是“西方特务”而被发配到一家工厂烧锅炉。锅炉房里经常出现一些小物件如手套、茶杯失窃的琐事，大家要他侦察，他都寂然沉默，全厂便传开了一种舆论：“什么专家？一个笨瓜！”直到两年后发生了一宗极为重大的国家安全案件，中央政府着急地到处寻找他，他才离开锅炉房，去了北京，并快速侦破。

后来他被问起锅炉房里寂然沉默的原因，只淡淡说了一句：“人是平等的，但专业是分等级的。真正的将军、元帅，都不擅长街市殴斗。”

又如，“文革”灾难中造反派歹徒发起过一个“考教授”的运动。医院里的医学权威都被赶进了考场，被要求回答打针、抽血、消毒等一系列只需要护士操作的技术问题。大学里的著名教授也都被集中起来，接到了“革命群众”出的一大堆所谓“文史知识”考题。很快造反派歹徒宣布，这些权威和教授“全是草包”。后来终于传出消息，那些“考卷”几乎都是空白。

“空白？”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颤抖了一下，他自从“文革”以来天天都在埋头写“交代”，回答“革命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仅仅我替他代笔的，就多达几十万字，但怎么也回答不清。从他知道可以用“空白”来回答之后，也就不再写了，“革命群众”立即把他关押了起来。

以前我也曾相信过“无事不可对人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越辩越明”、“勇于回答一切问题”、“真相终究大白于天下”之类的格言。等渐渐长大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心中最美的图像，就是那两个在恶评中断然离去的女子背影，婷婷袅袅；就是那一张在讥讽声中寂然沉默的男子脸庞，炉火灼灼；就是那一页页不约而同缴上去的空白考卷，一尘不染。

是的，高贵的离去，高贵的沉默，高贵的空白。

我也曾设想，当时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声音，让周围很多无知的人醒悟：离去不仅仅是离去，沉默不仅仅是沉默，空白不仅仅是空白。但这很难，当“民间法庭”大行其道，各种判官大呼小叫，媒体舆论助纣为虐，如果发出另一种声音，顷刻就会被淹没掉。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勇敢、充盈的道义，又全然不计利钝。

说到这里，我们已渐渐靠近了章培恒教授。

三

问题出在我身上。

我受那些“离去、沉默、空白”的图像影响太深，历来不愿意回答一切等级不对或来路不明的问题。近年来，文化传媒界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已经习惯于把提问的品格降到最低，并且口气狞厉变成逼问。后来，又把逼问变成了审判。我一如既往，连眼角也不会去扫一扫。据说，对我的逼问和审判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折腾了八九轮，声势都很大，但我由于奉行“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碰官职不开会，不用手机不打听”的“六不主义”，完全置身局外。很多为我忿忿不平的朋友，见面后发现我居然一无所知，都大吃一惊。

但是，也有让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二〇〇三年，SARS刚过，上海有一个姓金的人，声称从我的《文化苦旅》里“咬”出不少“文史差错”，便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立即进入亚洲畅销排行榜，全国一百五十多家报刊热烈呼应，成了继SARS之后震动社会的重大事件。不少文化界朋友翻阅了那本书后告诉我，千万不要去看，那些“差错”，如果不是故意编排，至多只是一些有待请教我的问题，也不必由我亲自回答，我的任何一个研究生都能轻松提供答案。可惜现在的报刊只要哄闹，不要答案。

按照惯例，我当然不理。但麻烦的是，《文化苦旅》中的很多文章早已选入两岸三地的大学、中学语文课本十余年，我怎么能让那么多教师、学生陷入困顿？而且，我这本书还有幸受到过当代诸多名家的褒奖和点评，例如饶宗颐、金克木、季羡林、柏杨、潘受、欧阳子、余光中、蒋勋、冯牧，等等，有的还写了专著出版，我如果完全不理，好像连他们这些大学者也都有了“差错”嫌疑，那我又怎么对得起他们？

因此，看来还是需要简单回答几句。但在回答之前似乎应该粗粗了解一下，这个人是谁？从何而来？从事什么职业？

据传媒介绍，他是《辞海》的编写者。但显然不是，因为我本人就是《辞海》的编写者，又兼《辞海》正版形象代表，知道编写者名单。媒体又说，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咬文嚼字》编辑部的编辑。但上海文艺出版社说，他们没有这个职工。再问，终于知道是那个编辑部一个姓郝的人从外面“借”来的。外面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

就在这时，重庆市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语文教师马孟钰先生写来长信，凭借细致的词语分析，断言那个人在“文革”中一定担当过特殊角色。原上海师范学院的几个退休教师也联名来信，回顾了不寒而栗的往昔。我没有兴趣去查证，却知道了那人属于“来路不明”的范围。

那个姓郝的人，我倒是认识。正准备向他询问，他却主动找来了，但找的方式却非常奇特。照理他五分钟内就能联络到我，却不知为什么偏偏去找了我四十年前读大学时既不同班又不同年级的一位老同学，再请这位老同学找到我的小弟弟开的一家餐厅，委托小弟弟转交一张密封的纸条。纸条上写着，热切希望安排他、姓金的人和我三人见面，成就一个“美谈”。

我素以大胆著称，却也不敢参与这个“美谈”。

现在的中国文化，又一次面临着精神结构的大转型，而阻碍转型的一个个泥坑却都振振有词地迷惑着人们。在八十多年前的上一次大转型中，鲁迅塑造过一个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咬文嚼字专家”孔乙己，却又让他断足，让他死亡，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宣判。鲁迅、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闯将，远比孔乙己他们更有能力“咬文嚼字”，因此宣判得特别有力。现在，面对新一次转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

对此，我颇感苍凉。中国当代文人，虽也缺少学问，却更缺少扶正祛邪、抗击媒体炒作的道义勇气。结果，攻击者、炒作者、旁观者一起构成了和谐默契，看似群鸦回翔，却是寒气砭骨。

突然，完全出乎意料，传来了嘣然响声，似有人拍案而起。

远远看去，那个拍案而起的人，有一系列很高的专业身份。例如，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就是章培恒教授。

我记得有一位日本汉学家曾经说过：“章培恒教授是钱钟书先生之后最渊博的文史百科全书。”

——写到这里，我心中默念着“罪过、罪过”。何处闲汉在庙门外高声喧闹，本来让几个护院沙弥举着扫帚驱赶一下就可以了，怎么惊动了巍峨法座上的大菩萨？他举起的，当然不是扫帚，而是禅杖。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九日，章培恒教授亲自撰写文章并在《文汇报》上刊出。他显然完全不知道那个姓金的人是谁，却通过实例解析作出判断，此人发表的“咬嚼”文章，本身就包含着“骇人的错误率”，有的是连高中学生也不会犯的错误。章教授还以实例进一步推断，此人连一些最基本的文史典籍的目录都没有翻过。

因此，章培恒教授得出明确的结论：此人对我的“咬嚼”，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造成这么大的恶性事件，主要原因是“媒体的炒作”。

原来，他手上的“禅杖”是檀木镶铜，挺拔威严，在夕阳下幽光闪烁。

居然，连目录也没有翻过？连高中生也不如？怎么会是这样！很自然，我不能不联想到“文革”中那些造反派歹徒“考教授”的事件。但愿只是巧合，是我联想过度。

不管怎么说，章培恒教授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我作为当事人固然不能被他们缠进去，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缠”，中国文化真要被他们缠晕了。

我原来心中的三种高贵图像，那两个离去的女子，那一个沉默的男子，那一堆空白的考卷，应该有补充了。如果好人全然离去，全然沉默，全然空白，世界将会如何？

由于都发生在二〇〇三年，我立即想到了抗SARS的英雄钟南山教授。他一次次勇敢地深入病区，直面病毒，最后终于带领着大家战胜了SARS。如果他嫌弃病毒太卑微、太邪恶，不予理睬，那就不是受人尊敬的医学专家了。在他之后不久，就轮到了章培恒教授的深入。

遗憾的是，章培恒教授的运气远不及钟南山教授。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那篇文章后，国内一百五十多家热烈传播了“咬嚼”事件的“涉案媒体”，却完全没有反应，毫无表情。因此直到今天，绝大多数被“咬嚼”传染的读者，还没有被章教授治疗。

几年后，我与钟南山教授一起被一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得以相聚。钟南山教授对我说，他正在筹建一门“人文医学”，希望我参与。我说：“至少在目前，中国的人文学科需要获得医学的帮助，尤其在传染病的防治上。”

四

一百五十多家“涉案媒体”的统一表情，使那个姓金的人彻底放松。他竟然又伪造了一个事件，试图让章培恒教授与我对立起来。伪造什么呢？是说我写的《中国戏剧史》中有关洪昇生平的一段资料，“剽窃”了章培恒教授《洪昇年谱》中的相关内容。这一下，全国的报刊以北京的一家读书报、天津的一家文学刊物领头，又闹翻天了。

那个姓金的人更兴奋了，立即发表文章说，他的揭发，已经“引起了京、沪、宁、粤等地学术界的哗然”。为此，他还在华北的一家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

接下来的事情变得有点惊险。他们好像预判章培恒教授不会进来蹚浑水，便由北京的一个盗版者领头，以我“剽窃”章培恒教授为理由，在网络和媒体上发起了一个把我“驱逐出世界遗产大会”的运动。因为这个大会之所以在中国苏州召开，与我密切相关。大会的各国组织者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怕他们到会场外面聚众闹事，便安排我避开会议。

谁知，章培恒教授本人在最短时间内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

他以当事人身份发布最权威的结论，所谓“剽窃”云云，纯属“蓄意诬陷”。

就在这时，一位记者打电话给姓金的人，说我的原著中并无任何“剽窃”痕迹。谁知那个人回答：“我当时有点想当然。”他居然没有任何歉意。

记者发表了他“想当然”的遁词。但是，全国那么多参与诬陷的报刊，都假装没有听到。

稍懂法律的人一看便知，有了章教授本人的证词，再配合相应的物证，我只要到法院起诉，被告必输无疑。而且，由于诬陷的内容是“剽窃”，又牵涉到那么多媒体，牵涉到国际会议，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刑事案件。按照英国法院处理《世界新闻报》事件的标准，应该还有一批报社、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要进监狱。

反之，面对这样重大的刑事犯罪，我如果继续忍气吞声不起诉，倒会让人产生疑惑。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我没有起诉。

原因是，我仔细梳理了一遍事件始末，突然对那个姓金的人担忧起来。乍一看，此人太不像话，但再一想，不对。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正常思维，绝对不会这么做。

试想，章教授刚刚还在严厉批斥他，他却要做章教授的保护人，这已经够离谱的了；何况，他自己心里知道，所谓“剽窃”，是彻底的捏造。把这种捏造发表到全国那么多报刊，他怎么会一点儿也不害怕？

世间当然也有人为了巨大的利益而不顾一切，铤而走险，但是，他抛出这么一个一戳就破的捏造，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哪怕一丝一毫？

说到这里，我想很多读者都已经靠近我的推断：这个人，恐怕存在精神方面的障碍。

这种障碍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单维度的破坏性亢奋，不讲逻辑，不计后果，不问成败，不知羞愧，既不胆怯，也不后悔。三十多年前我作为受害人曾旁观过很多“造反派”首领的言谈举止，似乎都有一点这种特征。由此我早就发现，很多变态的政治事件背后，都埋伏着病理原因。

发现这一点并不感到好笑，反而觉得可怕。因为政治事件可以过去，而病根很难清除。

那个姓金的人，无论过去是否让人“不寒而栗”，现在也应该已经苍老，却卸不掉隔代的沉疴。于是，明明是历史的障碍，却成了他的精神障碍；明明是时代的疾病，却成了他的个人疾病。这，还不值得怜悯吗？

在一个聚会的场合，上海长海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这个姓金的人，腰椎出了大问题，要动手术，正好由他主刀。我一听，连忙拜托他精心治疗，并说如果在医疗经费上发生了困难，我可以支援，但不要告诉病人。

姓金的病人引发了我的很多联想。是的，我们历来认为最可恨的一群，或许也是最可怜的。粗粗一算，除这个人之外，这么多年来那五六个已经出了名的“批余专业户”，至少有三个早已明显地表现出精神障碍，他们的同事都主动向我提供过大量令人喷饭的笑料。另有两个，则因陷于戏剧、小说的低级幻觉而患上了职业病，其实也很值得同情。

文坛本是一个精神病患的多发地，中国文坛更是。很多文人只学会了批判别人的本事，没有任何谋生专业，在转型时期患上了“恐慌性疯癫”。出现这些情况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媒体。大概是从二十世纪的末尾开始，我国很多文化传媒和文艺出版社，为了发行量而大肆寻找刺激，便把那些特别喜欢用文字攻击他人的精神失控者当做了宝贝。其实仔细一想，他们这样做，最对不起的，并不是被攻击者，反倒是那些精神失控者本人。支使这些病人在公共领域如此疯疯癫癫地触法、犯法，很不人道。

我由于看得太多，心生悲悯，从不反驳精神失控者，就连他们出版了一大堆“找不出十句真话”（杨长勋教授评语）的诽谤书籍，我也完全不理。我很健康，不怕蒙污。如果我还手了，分量就会太重，人家毕竟是病人。

悯世则无心清己，救溺则无惧湿身。为此，我还破例接受邀请，担任了上一届世界特殊奥运会的文化总顾问。“特殊”，是指智障。为了构思那场后来震动国际的开幕式，我与很多外国专家探讨了很久。他们都惊讶我对智障者的熟悉程度，以为我亲族中有这样的人。我摇头，然后告诉他们，这些年来，托中国文化传媒和出版社之赐，我已经近距离地观摩过大量进攻型的智障人群。我必须从整体上帮助他们。

我估计，章培恒教授也看出了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病理原因”，因此他在一篇篇文章中绝不和金某人对话，只是向着上当的民众宣布学术结论，并厉声地责斥那些传媒。

但是，无论如何，让这么一位七十高龄的大学者去面对一堆精神错乱的文句，我至今想来还十分心疼。

五

幸好，世上一切劣行都有可能引出美事。

那个人和那些报刊为了伪造，硬把我的戏剧史和章培恒先生的《洪昇年谱》扯在一起，但他们哪里知道，这里埋藏着一段珍贵的记忆。

事情还要回到二十八年前，一九八三年。那年，章先生还只有四十九岁，我三十七岁。我们两人，同时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他的获奖作品，正是《洪昇年谱》；我的获奖作品，是《世界经典戏剧学》（初版名为《戏剧理论史稿》）。

现在社会上评奖太多，谁也不当一回事了。但在二十八年前，情况完全不同。“文革”灾难过去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学术界人数不多，开始有机会抱着悲凉的心情从头收拾极为稀少的已有成果了。可以奖励的项目，很难寻找。

在这番艰难的寻找中，有一个禁区边缘的倔犟生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

这个禁区，就是作为“文革”起点的戏剧领域。不管是《海瑞罢官》，还是“革命样板戏”，都成了生死的符咒、全民的蛊惑。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了，十年浩劫，在整个文化领域，最大的罪名和最大的勇敢，都是出于对那几台“革命样板戏”的态度。很多人为此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

这股巨大的极端主义浪潮，在“文革”之前、一九五七年之后已经很有势头。在那种气氛下，研究戏剧史论，就需要一点嶙峋风骨了。

章培恒先生恰恰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头顶着与“胡风集团”有关的政治恶名，开始研究清代昆剧作家洪昇。当时，还有一些更年长的学者在做类似的事。因此，一九八三年的评选，其意义也远远超越了戏剧，而是对一种文化气节的重点检视。

那次获奖的著作有二十部，但其中有一半作者，已不在人世。当那些去世者的家属上台领奖时，全场一片唏嘘。

但是，八十年代又是一个敢于面向未来的年代。代表获奖者上台发言的，是最年轻的那一个，我。

我获奖的那部著作，长达六十八万字，通论世界古代十四个国家的戏剧学，当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任何人都能判断，那必定是在“文革”中已经偷偷开始了的一个庞大工程。

当时我已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教师，居然凭着对极左派的憎恶，借着周恩来文化重建的胆气，私底下串联、鼓动其他教师一起，抵拒“样板戏”进入戏剧学院各系、各专业的课堂。我们的行为非常冒险，掌权的“工人宣传队”对此产生了警惕，碰巧当时又一次掀起了“学马列”的运动，我就翻开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给他们看。他们一再查验马克思著作的真伪，终于在将信将疑之中勉强同意在教学中引入莎士比亚。与此同时，我又利用与图书馆一位姓蔡老职工的私人关系，借出了几本英文著作，开始细钻古希腊和古印度的戏剧学。这就是我那部获奖著作的起点。当然，整体工程的完成，还在灾难结束之后。

让我高兴的是，这部著作在获奖后被作为教材使用，使用十年后又在一九九三年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记得那次我要代表获奖者发言之前，征求了其他获奖者的意见，却没有找到章培恒先生。据会议工作人员说，他去看望自己在北京的学生了。等到颁奖大会开始，他才出现，我只能在上台发言前向他点了点头。他一笑，也向我点了点头。

那次给每个获奖者发的奖座，是一件仿制的陶质骆驼唐三彩。

我抱着奖座离开会场的时候，看见章培恒先生正在门口与他的一位学生争执。章先生硬要把这个奖座送给那个学生，不断地说着理由：“我没法把它带到上海，路上非碎了不可，非碎了不可……”

学生不断地用手推拒着，连声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

章培恒先生的表情严肃而诚恳，说：“你再推，现在就碎了，现在就碎了……”

我没有再看下去，抱着那个奖座回到了住处。

对于这个奖座，我在《借我一生》中曾有过一段记述——

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获得的一个奖座，是一件仿制的骆驼唐三彩。陶质，很大，属于易碎物品，不容易从北京捧回上海。更麻烦的是，这只骆驼的嘴里还翘出一条又长又薄的舌头，一碰就断。据评奖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拿到发奖地点时已断了一大半，因此不断去换。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去更换一种奖品呢？

他们说，这个骆驼太具有象征意义了：在那么荒芜的沙漠中居然也能走下来。看到它就想起沙漠，那个刚刚走出的文化沙漠。

一位小姐压低声音补充道：“还有一层象征，走过那么干涸的沙漠居然还骄傲地翘着舌头。但这个舌头，时时就可能断了。”正因为这种种象征，他们不换。

我抱着骆驼小心翼翼地坐飞机回到上海，舌头没断；到家，没断；放在写字台上，没断。

我松了一口气，见骆驼上有一点灰尘，拿着一方软布来擦，一擦，断了。

六

由于再也没有遇到章培恒先生，我就一直不知道他的那个骆驼唐三彩到底有没有被学生接受。如果由他带回上海，断了没有，碎了没有。

但是，回想我那座骆驼的舌头终于折断的那一刻，耳边确实响起了章先生几天前的声音：“非碎了不可，非碎了不可……”

断了，碎了；碎了，断了——这难道就是沙漠跋涉者永远的宿命？

我想，二十八年前的章培恒先生和我，刚从一场昏天黑地的灾难中走出，以为在这荒原之上，风会渐清，沙会渐停，“碎了”、“断了”的只是唐三彩，而不是我们。

怎么也没有想到，二十八年过去，风沙却越来越大。

那些风沙，铺天盖地，气势非凡，却从来不会站在骆驼一边。

从微观上看，它们那么琐细，甚至无形。对于庞然大物的骆驼，它们有太多攻击的理由。它们自称“弱势群体”，但一旦成势，没有一头骆驼能够躲避，只能蹲伏大地，任其肆虐。

骆驼有自己的目标，从不反击风沙；而风沙没有目标，除了肆虐还是肆虐。遗憾的是，骆驼会死，风沙却不会死。

如果顺着二十八年前那个象征性的奖座来比喻，那么，当时二十头获奖“骆驼”中，有十头在获奖前已经死于沙漠。留下的十头，当时在场并由我代表的，后来也都渐渐老去，逐一倒下。他们是怎么被风沙掩埋的，互相之间都不清楚。最后两头，应该就是章培恒先生和我。

章先生这头骆驼，听说后来一直重病缠身。他在重病之中还向我呵了两口热气。现在回想，这已经是他在沙漠残照中的艰难呼吸。世上何谓高贵？那就是，连最后的艰难呼吸，也在向风沙抗争。

现在，只剩下我这头骆驼了。

再往前走一程吧，低头看一排孤独的脚印。很快连脚印也找不到了，因为这年月，风沙为王。

但是，我总是心存乐观。虽然眼下没有脚印，但在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应该还有骆驼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