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告

世界报告

——对话博科娃

说明：

博科娃女士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她到中国来亲自发布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成立以来，发布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还是第一次，因此，这一天有历史意义。

发布的地点，在上海世博会的“联合国馆”。发布仪式上有一个环节，是我与她的对话。对话的程序很简单：先由她介绍这份世界报告的基本思路，接着由我从文化价值上作一番阐释，最后她表示感谢。两方面并没有出现具体观点上的切磋和讨论。

联合国的总干事，当然是一名大官，而我却没有任何官职，这怎么构得成“对话”的相应身份？主持人为此向各国听众介绍我：“亲自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了全球各大文明遗址，又拥有最多的华文读者。”我连忙更正：“最多”的统计经常在变，现在已经不是。

下面就是我在发布仪式上对这份世界报告所作的六段阐释，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补充了另一场发言的相关内容。

一

尊敬的博科娃总干事：

由于您亲自到这里来发布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份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今天的上海特别晴朗。

您刚才反复论述，这份世界报告的宗旨是“文化的多样性”。

这个宗旨，当然非常重要。但恕我直言，大家都可能把它看成一个很平常的提法，谁也不会反对，谁也不会激动。

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从学术上说，是出现了“对立面的泛化”。对此，我解释一下。

“文化的多样化”，顾名思义，它的对立面应该是“文化的单边化”，也就是某种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独霸。但是，现在并没有一种文化宣布这种企图，也没有一个理论家推出这种主张。就连“单边化”嫌疑最大的那个国家，主要也“单边”在国际政治上，它自身的文化则保持着“多样性”。它近年来对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防范，也总是寻找文化以外的借口。因此，如果要寻找“文化多样化”的对立面，人们缺少现实对象，只能联想到古罗马，联想到刚刚发现美洲时的西班牙，以及后来的“日不落”大英帝国。连一些浩荡远征的军事强权，如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也没有来得及消除“文化的多样性”。

由于对立面的不确定，也就使我们今天的宗旨有一点退色。

那么，“文化的多样性”的宗旨，究竟是针对什么？

我认为，全部问题的核心是：在多样性的文化之间，究竟是导致必然冲突，还是有可能互相包容？

所以，真正的对立面，是以亨廷顿先生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先生的理论，被当代世界夸张、误读，结果，为各种冲突找到了“文明”的依据，这就使冲突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之前，世界历史上的那么多冲突，还未曾找到那么明确、那么充足的“文明”理由。

正是“文明冲突论”，有可能使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关系变成对峙关系，互敬关系变成互警关系，互访关系变成互防关系。时间一长，每个文明的目光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偏执，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我们的“多样性”宗旨。

这，确实值得联合国发布一个单独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来正本清源。

二

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发表在一九九四年。一发表，就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当时全世界的智者们都开始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以便更好地走向二十一世纪。大家一回顾总结，无穷无尽的枪炮血泊又回到了眼前。二十世纪太可怕了，不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又持续了严重的“冷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似乎一切都烟消云散。什么同盟国、协约国、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都已成过眼烟云，就连后来匆忙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也很快发生了变化。总之，一切作为二十世纪冲突根源的政治依据，眼看着都很难延续。但是，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反而，由于不知道新的冲突根源，人们更慌乱了。

大家不喜欢冲突，但更不喜欢那种不知道冲突由来的无准备、无逻辑状态。因此，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在期待一种判断、一种预测。否则，就不知如何跨入二十一世纪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先生出场了。

他说，二十一世纪的冲突，将以“文明”为坐标。他预言，所有古往今来所积聚的不同文明群落，在摆脱别的种种归类后，将以自己的文明为皈依，然后与其他文明对弈、纠缠、冲突。在所有的文明群落中，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最重要的三大文明之间，那就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

这种解释和划分，乍一听，理由比较充分，具有文化含量，又有现实证据，因此一发表便轰传各国，万人瞩目。

有人说，亨廷顿先生的厉害，就是从政治划分回归到了文化划分，而文化确实比政治更稳固、更长久。这就无怪“文明冲突论”成了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人文理论。

但是，从一开始，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理论的弊端。

我作为一名东方学者，就于一九九九年两次明确地批评了亨廷顿先生的两大局限——

一是以西方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带有冷战思维的明显印痕，只是以“文明”之名锁定了新的对手；

二是以冲突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淡化了比冲突更普遍的文明交融和文明互置，实际效果令人担忧。

我不能说，从世纪之交开始激化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是由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引起的；但是，冲突的事实和冲突的理论之间，确实起了“互相印证”的作用。因此，从新世纪开始以来，如何面对这种理论，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大课题。

三

于是，二〇〇四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虽然不是专谈文化，却明确地对“文明冲突论”予以否定。

我本人有幸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邀，参加了这个报告的研究和讨论。我和各国学者在研究和讨论中一致认为，“文明冲突论”的错误，在于把正常的文明差异，当做了世界冲突之源。因此，我们必须反过来，肯定差异、保护差异、欣赏差异，让差异成为世界美好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多样化”这个概念，就成了保护差异的理由和结果。

我记得，在讨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英文词是difference（差异）和diversity（多样性）。两个D，后来又增加了一个D，那就是南非大主教图图那句话的第一个字母：“Delightinourdifferences”（为我们的差异而欢欣）。

大家看到没有，图图大主教的这句话，就被正式写到了那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前言之中。与这句话一起，还出现了一句果断的结论：本报告否定文化差异必然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

有趣的是，我在联合国的各种报告中，很少读到这种坚定的结论性语言。

在那次研究和讨论中，我才知道，其实早在二〇〇一年，联合国已经通过了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后来，二〇〇五年，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又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作为对二〇〇一年那个宣言的补充文件。我又一次应邀参加了这个大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以“文化多样性”的原理提醒国际学者，应该更深入地了解非常特殊的中华文化，不要以自己的文化逻辑横加猜疑。

联合国毕竟是联合国，清晰地知道当前世界的主要麻烦，是以“文明差异”或“文化差异”的理由，爆发冲突。因此，始终没有离开这个焦点，多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发宣言、订公约、开大会，实在让人感动；但同时，联合国又毕竟是联合国，总是那么绅士派头，说来说去还是“多样性”，委婉平和，不作厉声疾语。

今天发布的世界报告还是一如既往，从“多样性”出发来否定文明冲突。但是，与过去的宣言和公约相比，它又大大进了一步，从学术深度上指出了亨廷顿理论的“三大错误假设”。在我看来，这在同一问题的思考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此，请允许我稍稍花一点时间，对这“三大错误假设”作一些解释。

四

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就像历史上很多轰传一时却站不住脚的理论一样，立足的基础是一系列假设。学术研究是允许假设的，但亨廷顿先生未能诚恳地表明是假设，显然是一种理论错误。

“文明冲突论”的第一个假设，是粗糙地设想人类的每一个文明群落在文化归属、文明选择上，只能是单一的。事实上，全部世界史证明，这种归属和选择都是多重的、叠加的、互相依赖的。因此，那种看似“正宗不二”的单色、单线、单层、单调，只是一种假设，一种出于幼稚而懒惰的思辨方便而进行的“想象式提纯”，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文明冲突论”的第二个假设，是武断地设想不同文明之间的边界是一条条水火不容的封闭式断裂线。事实上，所有这样的边界都是多孔的、互渗的、松软的。文明的边界不像战时国界那样壁垒森严，而是混沌地包括着风俗、语言、婚姻、祭祀、歌舞等生态文化的不可分割元素，即使某些地方出现了区划，仔细一看也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甚至大同小异。因此，那种以邻为壑式的所谓文明边界，其实也只是一种不真实的理论切割，为的是使冲突双方“到位”，并找到“冲突的身份”。这很不应该，因为绝大多数“冲突的身份”，是自欺欺人的虚构。

“文明冲突论”的第三个假设，是鲁莽地设想每种文明的传承都是保守的、凝固的、复古的。事实上，世界上的多数文明都在忙着创新、改革、广采博纳、吐故纳新。我走遍全世界，看到一切活着的文明都很不确定，一切健康的文明都日新月异。因此，它们都不可能拿着千年不变的模式去与别的文明冲突。在学术上，把不确定的活体说成是僵化的实体，那就是在为冲突制造理由。

以上所说这三个“错误假设”，是“文明冲突论”所隐藏的三个理论支柱。今天发布的世界报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很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如果大家都明白了各种文明之间归属的叠加性、边界的模糊性、内容的变动性，那么，信奉和执行“文明冲突论”的人群就会大大减少。

五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想谈谈个人的感受。

前面提到，我在上世纪末就对“文明冲突论”提出异议。这种异议，较系统地见之于我在考察世界各大文明后写的书籍《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中，也见之于我花了两年时间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谈话专题《秋雨时分》中。

照理，我贴地考察了当今世界冲突最严重的中东、北非、中亚、南亚地区，最能呼应“文明冲突论”，为什么却反对了呢？

我在那两本书里写道，看来看去，确实到处都在发生冲突。但是，所有的恶性冲突都发生在文明和野蛮之间，而不是发生在文明和文明之间。因此，当今世界应该划出的第一界限，是文明和野蛮的根本区别。

那么，什么是“当代野蛮”呢？我在书里一再指出的是七项，那就是：恐怖主义、核竞赛、环境破坏、制毒贩毒、极端霸权、极端民粹，以及面对自然灾难和传染病无所作为。从事这些“当代野蛮”的人，和反对这些“当代野蛮”的人一样，都散布在不同的族群里。如果有人硬把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解释成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他们就有掩饰自己野蛮行径的嫌疑。

我在几本书里反复表述了这样一个意思——

几万里历险告诉我，“文明”之所以称为“文明”，互相之间一定有共同的前提、共同的默契、共同的底线、共同的防范、共同的灾难、共同的敌人。这么多“共同”，是人类存活至今的基本保证。如果有谁热衷于文明族群之间的挑唆，那就势必会淡化乃至放弃这么多“共同”，最后只能导致全人类的生存危机。

在这么多“共同”下，文化差异就必须被保护、被欣赏了，并由此产生文化的多样性。

对于守护文明的共同底线，我们的态度是严峻；而对于保护文明范围内的多样差异，我们的心情是喜悦。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一说专业的文化行为。因为我发现，在文明课题下的轻重颠倒、敏感挪移、是非混淆、悲喜错置，这样的事情，一直是由一批文化人在操弄。他们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造成了浓重的人文迷雾，使很多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

由于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异被他们夸张成了你死我活，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激烈的文化自守言论。对此，我还是只能以自己为例来作一些分析。

我在华文读者中的形象，是中华文化的搜寻者和捍卫者，因此那些激烈言论也总是在我身边鼓荡，希望由我进一步来带头强化。但是，只能让他们深深失望了，因为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写道——

不错，我是中华文化的忠诚阐释者，但是，我完成这些思考的基础逻辑，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给予我的；我文化思维的美学基础，是黑格尔、康德给予我的；我的现代意识，是荣格、爱因斯坦、萨特给予我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来自欧洲的精神资源，曾与我心中的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产生过剧烈冲突。

既然一个小小的心灵都能融汇那么多不同的文明成果而毫无怨隙，那么，大大的世界又会如何呢？

确实，我一直认为，当我们在讨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真不如把自己的内心贮备，当做一个参照范本。

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文化人却走了相反的路。我可以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

例如，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一个社区，一百年来聚居着来自北方、来自南方和本地原住这三拨居民，早已互相通婚，相融相依，难分彼此。一天，忽然来了几个文化人，调查三拨居民百年来的恩怨情仇。他们问：偷盗事件以哪一拨为多？群殴事件以哪一拨为多？又发生过多少次跨族群仇杀？折腾过多少次法庭诉讼？这一切，与三拨人的地域传统有什么关系？这三拨人的后代，在今天的处世状况如何？……这样的调查，经过一个月，拟成了初稿印发，结果，这个社区对立横起、冲突复萌，再也无法友爱和平了。

难道，文化人为了“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就应该起这样的作用？

扩大了看，我觉得“文明冲突论”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理论，也或多或少进入了这样的模式，必须引起警觉。

文化和文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从它们的“研究需要”回到人文道德的伦理本体，不要因手段而使目的异化。二十一世纪，随着传媒技术和互联网系统的突飞猛进，那种以“文化”的名义造成恶果的可能性，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大大增加。

六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应邀在哈佛大学演讲。演讲结束后，又两度与该校二十几位教授长时间座谈，话题频频涉及“文明冲突论”。春夜别墅林苑的温煦话语，令人难忘。听教授们说，那些天亨廷顿先生不在波士顿，否则他们就把他也请来了。我倒是很想与他当面切磋一番。

二〇〇八年夏天，在中美两国很多学术界朋友的策划下，准备在美国举办一个论坛，邀请亨廷顿先生与我对谈，时间定在二〇〇九年春天。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但遗憾的是，亨廷顿先生却在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去世了。一代学人，语势滔滔，竟戛然中断，溘然离去，实在令人不舍。

从他最后两年发表的文章看，他已经知道国际间有人批评“文明冲突论”诱发了冲突，他为此感到委屈，进行了自辩。

我愿意相信，这位学者并不存在点燃和扩大冲突的动机。但遗憾的是，一切理论的初始动机和实际效果并不一致，而更应该重视的却是后者。

亨廷顿先生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多西方学者的习惯性思维。因此，即便在他逝世之后，我们也不妨再探讨几句。

一种出于西方本位论的自以为是，使“文明冲突论”在论述其他文明时只停留在外部扫描，而没有体察它们的各自立场，以及它们实际遇到的痛痒。

例如，亨廷顿先生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二十一世纪“核心中的核心”的三大文化之一，说了不少话，并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往事也与之相连。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浅、太表面了，说来说去，基本上是“行外话”。因此，立论于一九九四年的他，并没有预见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而在同样的时间，曾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高希均教授，由于他自身的文化背景，却准确地作了这种预见。

根据亨廷顿先生和很多西方学者的立场，其他文明即使获得了不小的经济发展，在“精神价值”和“制度文化”上也应该归附于西方文明。如果不归附，他们就无法进行阐述，因此在他们的内心认知上就是“麻烦”，冲突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气魄雄伟，实际上仍是西方本位论面对新世界的一种新表述。因此，事情不能推到亨廷顿先生一个人身上。

可以肯定，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课题，将会在二十一世纪被反复讨论。本来，我是准备在与亨廷顿先生对谈时向他提供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素材的。例如，就“文化”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制度文化”而论，西方建立于近三百年间，而中华文明却已实际延续了四千多年而未曾中断；这四千多年，中华文明成就可观，且基本上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严重冲突。

这个素材与冲突有关，应该会引起他的重视。

好了，我今天的发言就是这一些。

历史将证明，今天发布的这个报告，和联合国长期以来在文化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一样，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当代展现。它虽然显得低调，却非常重要。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让这种重要，真正成为重要。

谢谢总干事。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