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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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说,美是对功利的删除。但是,删除功利难免痛苦,因此要寻求美的安慰。美的安慰总是收敛在形式中,让人一见就不再挣扎。《祭侄稿》的笔墨把颜真卿的哭声和喊声收敛成了形式,因此也就有能力消除我的哭声和喊声,消解在一千二百五十年之后。删除了,安慰了,收敛了,消解了,也还是美,那就是天下大美。

不知道外国美学家能不能明白,就是那一幅匆忙涂成、纷乱迷离的墨迹,即使不诵文句,也能成为后人的心理兴奋图谱和心理释放图谱,居然千年有效,并且仍可后续。

为此,我曾与一位欧洲艺术家辩论。他说:“中国文化什么都好,就是审美太俗,永远是大红大绿,镶金嵌银。”

我说:“错了。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几千年仅用黑色,勾划它的最高美学曲线。其他色彩,只是附庸。”

说到这里,我想不必再多谈颜真卿了。他的楷书,雄稳饱满、力扛九鼎,但有了《祭侄稿》,那些就都成了昆玉台阶、青铜基座。

顺便也要对不起柳公权了。本来他遒劲的楷书也可以说一说的,何况我小时候曾花两年时间临过他的《玄秘塔碑》。但是,后人常常出于好心把他与颜真卿拉在一起,提出“颜筋柳骨”的说法,这就把他比尴尬了。同是楷书,颜、柳基本属于相近风格,而柳又过于定型化、范式化,缺少人文温度,与颜摆在一起有点相形见绌。文化对比,素来残酷。

柳公权的行书,即便没有与颜真卿作对比,也不太行。例如他比较有名的行书《兰亭诗》就有字无篇,粗细失度,反觉草率。

说到了颜真卿和柳公权的行书,我不能不多讲一个人,李邕,也就是古代书法家经常提起的“李北海”。按我的排序,唐代行书,颜真卿之下就是他,可踞第二。在年龄上,他可是颜、柳两人的前辈了,出生比颜真卿早三十年,比柳公权早了整整一百年。李邕的行书,刚劲而又和顺,欹侧而又沉稳,在我看来,是把魏晋时代的南北风格揉合了。魏碑的筋骨,遇到了晋代的舒丽,相遇后又在大唐的雄壮气氛中焕发出新姿。这一来,也让唐代的行书走出王羲之而自立了,这很重要。他的行书,不仅影响到他之后的唐代,还深深地影响了宋代,苏东坡、黄庭坚、赵孟頫都曾受其润泽。他的作品,以《麓山寺碑》、《李思训碑》为代表。这两个帖子,我本人也经常玩索,颇感惬意。

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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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之美(余秋雨三十余载沉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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