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早在“文革”灾难时期，针对当时以戏剧为起点的文化极端主义专制，勇敢地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灾难方过，及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又以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中国戏剧史》，以接受美学的高度完成了国内首部《观众心理学》，并创建了自成体系的《艺术创造学》，皆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既大力推动了文物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模仿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抵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〇〇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中国书会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文化”等课题，每次都掀起极大反响。二〇〇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

自序

这本书，是《千年一叹》的续篇。

初一看，“续”得有点勉强。因为这分明是截然相反的两组人间风景。你看，一边是，又一场沙漠风景蒙住了壕堑后面的零乱枪口，枪口边上是惶恐而又无望的眼神；另一边是，湿漉漉的精雅街道上漂浮着慵懒的咖啡香味，几辈子的社会理想似乎都已经在这里完满了结。

除了这样的强烈对比外，还有更刺激的对比。天眼有记：今日沙漠壕堑处，正是人类文明的奠基之地；而今日湿漉漉的街道，当时还是茫茫荒原。

怎么会这样？最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定埋藏着最深刻的逻辑。

其实我原先并不打算把它们对比在一起的，而是只想以数千年对比数千年，在沙漠壕堑中思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这种对比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殊死历险，却使我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我一路逃奔一路推进，一路讲述一路写作，通过凤凰卫视的转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我在路上并不知道这种影响，直到二十世纪最后几天，亚洲一个国家的媒体官员带着翻译赶到半路上堵截我，说我已被他们国家选为“世界十大跨世纪”的“十人”之一，我才大吃一惊。我问，其他九人都是世界级的政要大亨，为什么放进了我？他回答道：“是你一步一步地告诉了世界，人类最辉煌的文明故地大多已被恐怖主义控制，而你自己又恰恰代表着另一种古文明。”

我带着这种文化自豪感穿过喜马拉雅山回到国内，没想到，每个城市的报刊亭上都悬挂着诽谤我的文章。一开始我以为是一股陡起陡灭的狂风恶浪，后来发现，那些一眼就能识破的谣言只要有人制造出来，就立即在中国变成铜铸铁浇，十几年都破除不了。这就给我企图重新评价中华文化的热忱，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是啊，在浩瀚的中华文化中，谁想寻找一种机制来阻止谣言和诽谤吗？没门；谁想寻找某种程序来惩罚诬陷和毁损吗？还是没门。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回想起来，至少从屈原、司马迁、嵇康开始，两千年间所有比较重要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挣扎在谣言和诽谤中无法脱身。他们只要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获得了别人没有获得过的成就和名声，立即就成为群起围啄的目标，而且无人救援。于是，整部中华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历史。

感谢一切造谣者、诽谤者、起哄者，他们在中华文化中永远不受谴责的洋洋得意，纠正了我对中华文化过于光明的读解。于是，我决定寻找另一种对比坐标。

可以找美国，但它太年轻，缺少年代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太霸道，缺少平等对话的可能；也可以找日本，但它太小，缺少体量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太深，缺少平等对话所需要的安静。那么，只能是欧洲了。

我的这个想法，又一次与凤凰卫视一拍即合。于是，重新出发。我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这是连欧洲学者也很难做到的事。与《千年一叹》所记述的那次行程不同，这次考察除了在西班牙北部受到民族武装势力的小小惊吓，在德国受到“新纳粹”的某种骚扰外，基本上都平安无虞。也没再遇到什么食宿困难，可以比较从容地读读写写，这就是这本《行者无疆》的由来。

我说过，《千年一叹》的不少篇目是在命悬一线之际赶写出来的，因此舍不得删削和修改；那么，相比之下，对《行者无疆》就不必那么疼惜了。一路上写了很多，删改起来也就比较严苛。

在欧洲漫游期间，惊讶不多，思考很多。惊讶不多的原因，是我曾经花费多年的时间钻研过欧洲从古希腊开始的历史文化，几乎已经到了沉溺的地步。我在心里早就熟知的那些精神老宅，那些神圣长髯，那些黄铜般的哲言，那些被黑色披风所裹卷的诗情。但是，这一切在以前都是风干了的记忆碎片，现在眼见它们衍伸成一种综合生态弥漫在街市间的时候，我不能不深深思考。它们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为什么是那样？

从美第奇家族的府邸到巴黎现代的咖啡馆，从一所所几百年历史的大学到北欧海盗的转型地，我一直在比较着中华文明的缺失。它的公民意识、心灵秩序、法制教育、创造思维，一次次使我陷入一种整体羞惭。但是，走得远了，看得多了，我也发现了欧洲的忧虑。早年过于精致的社会设计成了一种面对现代挑战的体制性负担，以往远航万里的雄心壮志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心理狭隘，高福利的公平理想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沉重滞力……总之，许多一直令我们仰慕不置的高塔，已经敲起了越来越多的警钟，有时钟声还有点凄厉。

当然，我也要把这种感受表述出来。于是，以中华文化为中介，《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也就连贯了起来。

《行者无疆》第一版的正版，已经销售了一百多万册。曾经有人告诉我，很多到欧洲旅行的中国人，身边都会带这一本书。有一次在欧洲的一辆载满各地中国人的大型游览车上，一位导游说，谁没有带《行者无疆》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只有两位。这件事让我亦喜亦忧，喜不必说，所忧者，是要让大家明白，此书作为导游读物很不合格。

这次修订，删去了三分之一篇幅，文字也有较大的改动，使之更加干净。

二〇〇一年九月成书，二〇一一年五月改定新版，并重写此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