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西欧
第三卷西欧
河畔聚会
一
一路行来，最可爱的城市还是巴黎。
它几乎具有别的城市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而且把它们一起放大。你可以一次次赞叹，一次次皱眉，最后还会想起波德莱尔的诗句：“万恶之都，我爱你！”
它高傲，但它宽容，高傲是宽容的资本。相比之下，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茧自缚，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热情；而更多的城市则因宽容而扩充了污浊，鼓励了庸俗，降低了等级，少了那份轩昂。
一个人可以不热情、不轩昂，一座城市却不可。这就像一头动物体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支撑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断骨，否则就会瘫成一堆，再也无法爬起。热情是城市之血，轩昂是城市之骨。难得它，巴黎，气血饱满，骨肉匀停。
它悠闲，但它努力，因此悠闲得神采奕奕。相比之下，世上有不少城市因闲散而长期无所作为，连外来游人也跟着它们困倦起来；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亚洲的城市则因忙碌奔波而神不守舍，失去了只有在暮秋的静晤中才能展现的韵味。巴黎正好，又闲又忙，不闲不忙。在这样的城市里多住一阵，连生命也会变得自在起来。
二
巴黎的种种优点，得力于它最根本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它的聚合能力。不仅仅是财富的聚合，更是人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审美气氛的聚合。
法国人，从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到一般市民，多数喜欢热闹，喜欢显示，喜欢交汇，喜欢交汇时神采飞扬的前呼后拥，喜欢交汇后长留记忆的凝固和雕铸。结果，不管在哪儿发达了，出名了，都想到巴黎来展现一下，最好是挤到塞纳河边。
这情景，我觉得是法国贵族沙龙的扩大。当年朗贝尔侯爵夫人和曼恩公爵夫人的沙龙，便是一种雅人高士争相跻入的聚会，既有格调享受，又有名位效应，又有高层对话。马车铃声一次次响起，一个个连我们都会一见脸就知道名字的文化巨人从凄风苦雨中推门而入。女主人美丽而聪明，轻轻捡起贵族世家的旧柴火，去加添法兰西文明的新温度。
这种沙龙文化，提升了法兰西的集体心理，从人的聚合变成了建筑的聚合、历史遗迹的聚合，热热闹闹地展示在塞纳河畔。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都是这个庞大“沙龙”的参加者。因而连路易王朝每一位君主的在天之灵，包括那个最爱出风头的路易十四，也都想争做这种聚合的主持人，让挑剔的巴黎市民有点为难。正在这时，从遥远的海岛传来一个声音：
我愿躺在塞纳河边，躺在我如此爱过的法兰西人民中间……
这是拿破仑的声音。柔情万种的巴黎人哪里受得住这种呼喊？他们千方百计地把呼喊者遗体从海岛运回塞纳河边。当拿破仑落脚住下，塞纳河畔反倒安静了，因为这个庞大“沙龙”不会再有第二个主人，不必再争。
三
面对精彩的聚合，巴黎人一边自豪一边挑剔。挑剔是自豪的延伸。
当年埃菲尔铁塔刚刚建造，莫泊桑、大仲马等一批作家带头怒吼，领着市民签名反对，说这个高高的铁家伙是在给巴黎毁容。这相当于沙龙聚会的参加者，受不住新挤进来一个瘦骨伶仃的胄甲人。
想想也有道理，聚会讲究格调和谐，当埃菲尔铁塔还没有被巴黎习惯的时候，无论在造型还是在材质上都显得莽撞和陌生。但它偏偏赖着不走，简直有一点中国“青皮”的韧性。一会儿说它是世界博览会的标志，等到世界博览会闭幕后又说要纪念一阵，不能拆；一会儿说是战争需要它发射电波，战争结束后仍然会有战争，还是不能拆。磨来磨去找借口，时间一长竟被巴黎人看顺眼了。
它刚顺眼，又来了新的怪客，蓬皮杜艺术中心。揭幕那天巴黎人全然傻眼，这分明是一座还没有完工的化工厂，就这么露筋裸骨地站着啦？从此哪里还会有巴黎的端庄！
接下来的，是卢浮宫前贝聿铭先生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当时竟有那么多报刊断言，如果收留了这个既难看又好笑的怪物，将是卢浮宫的羞辱，巴黎的灾难。
那么多巴黎人，全都自发地成了塞纳河畔这场聚会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其情感强烈程度，甚至超过政党选举。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城市很少看到。
对此，我们有不少切身感受。
昨天下午，我们在卢浮宫背面的地铁站入口处想拍摄几个镜头，因为今年是巴黎地铁的百年纪念。两位文质彬彬的先生，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看着我们，最后终于走过来，问清了我们的国籍，然后诚恳地说：“我们是巴黎的普通市民，恳求你们，不要再拍什么地铁了，应该让中国观众欣赏一个古典的巴黎。”
我们笑着说：“地铁也已经成了古典，今年是它百岁大寿。”
他们说：“中国应该知道一百年是一个小数字，巴黎也知道。”
这时，我们请的一位当地翻译走了过来，告诉我们，巴黎有很多这样的市民，爱巴黎爱得没了边，有机会就在街上晃悠，活像一个市长，就怕外来人看错了巴黎，说歪了巴黎。
我觉得这样的人太可爱了，便通过这位翻译与他们胡聊起来。我说：“你们所说的古典我们早拍了，就是漏了雨果小说中最让人神往的一个秘密角落。”
这下他们来劲了，问：“巴黎圣母院？”
我笑了，说：“这怎么会漏？我说的是，巴黎的下水道。从小说里看，那么多惊险的追逐竟然在市民脚下暗暗进行，真有味道。”
他们说：“其实只要办一点手续，也能拍摄。”
我说：“现在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下水道的设计师。据说他们早就预见到巴黎地下会有一个更大的工程，竟然为地铁留出了空间。”
他们有点奇怪：“你们中国人连这也知道？”
这么一来他们就赞成我们拍摄地铁了。
我想这就是我们一路见到的各种痴迷者中的一种。迷狗、迷猫、迷手表、迷邮票、迷钥匙挂件、迷老式照相机，他们两位迷得大一点，迷巴黎。
但是他们没有走火入魔，一旦沟通便立即放松。这历来是巴黎人的优点，所以塞纳河畔的聚会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优秀。那些曾经抵拒过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贝聿铭金字塔的市民，并没有失去自嘲能力。他们越是不习惯，越是要去多看。终于，在某一天黄昏，他们暗自笑了，开始嘲讽自己。
四
这种聚会也有毛病。
在塞纳河畔，聚会得最紧密的地方，大概要数卢浮宫博物馆了吧，我已去过多次，每次总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保管也许是好事，对展现则未必；对观众也许是好事，对作品则未必；对几件罕世珍品也许是好事，对其他作品则未必。
这虽然是说博物馆，却有广泛的象征意义，不妨多说几句。
卢浮宫有展品四十万件，色色都是精品杰作，否则进不了这个世界顶级博物馆的高门槛。但是，各国游客中的大多数，到这里主要是看三个女人：维纳斯、蒙娜丽莎、胜利女神。宫内很多路口，也专为她们标明了所在方位，以免万里而来，眼花缭乱，未见主角。
这并不错，却对四十万件其他杰作产生很大的不公平。维纳斯站在一条长廊深处，一排排其他杰作几乎成了她的仪仗。蒙娜丽莎在一个展室里贴壁而笑，有透明罩盖卫护，又站着警卫，室内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杰作，也都上得了美术史，此刻也都收编为她的警卫。
像维纳斯、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光芒，能把周围的一切全然罩住。周围的那些作品，如果单独出现在某个地方，不知有多少人围转沉吟，流连忘返，但挤到了这儿，即便再细心的参观者也只能匆匆投注一个抱歉的目光。
由此我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得不偿失。当年世界各地兵荒马乱，由一些大型博物馆来收藏流散的文物也算是一件好事。但这事又与国家的强弱连在一起，例如拿破仑打到意大利后把很多文物搬到了巴黎，引起意大利人的痛苦，这又成了一件坏事。时至今日，很多地方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物了，那又何必以高度集中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早已过时的权力象征？
记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为了参观据说是全城最珍贵的文物，我们转弯抹角地辛苦寻找，最后见到了，才发现是三流作品。为什么不让这些城市重新拥有几件现在被征集到国家博物馆里的一些真正杰作呢？当那些杰作离开了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灵魂，杰作也失去了空间，两败俱伤。这事在我们中国也值得注意，与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让中华大地处处都有东西可看，而不是只在某个大型博物馆里看得头昏目眩、腰酸背疼。
文物是如此，别的也是如此。超大规模的高浓度聚集，一般总是弊多利少，不宜轻试。
悬念落地
咖啡馆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岔路口，有一个玻璃门棚。玻璃门棚中的座位最抢手，因为在那里抬头可见蓝天高楼，低头可见热闹街景。今天玻璃门棚正在修理，中间放着架梯，有两位工人在爬上爬下。因此，只得侧身穿过，进入里屋。
里屋人头济济，浓香阵阵，多数人独个儿边看报纸边喝咖啡，少数人在交谈，声音放得很轻。因此，坐了那么多人，不觉得闹心。
进门左首有一个弯转的小楼梯，可上二楼。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在二楼，因此走楼梯。楼梯沿壁贴着一些画，看了便心中嘀咕：贴了多久了？他们有没有看过？
上楼，见一间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着八位客人。问侍者，弄清了他们常坐的座位，居然正好空着，便惊喜坐下，接过单子点咖啡。咖啡很快上来，移杯近鼻，满意一笑，然后举目四顾，静静打量。
窗外树叶阳光，从未改变。室内沙发几桌，也是原样。突然后悔，刚才点咖啡时忘了先问侍者，他们常点哪一种，然后跟着点，与他们同享一种香味。
我说的“他们”，是萨特和波娃。
这家咖啡馆，就是德弗罗朗咖啡馆（CafeDeFlore），一切萨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来索解一个悬念。
早就知道萨特、波娃常在这家咖啡馆活动。原以为是约一些朋友聚会和讨论，后来知道，他们也在这里写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馆写出来的。
既然是萨特写作的地方，咖啡馆里一定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单间吧？但是法国朋友说，没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这就让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来人往，很不安静，能写作吗？萨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认识他，坐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能不打招呼吗？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吗？总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来名著吗？
另外，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即使在咖啡馆里可以不受干扰，总比不上家里吧？家里有更多的空间和图书资料，不是更便于思考和写作吗？像萨特这样的一代学者、作家，居住环境优裕舒适，为什么每天都要挤到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上来呢？
这么多问号的终点，就是这个座位。在法国，这样一家出了名的店铺就基本不会再去改建了，总是努力保持原样，保持它昔日的气氛，这为我的寻找带来了便利。
这时，其他几个伙伴也赶到了，他们带来了摄像设备，准备好好地拍摄一下这个“萨特工作室”。导演刘璐、节目主持人温迪雅也来了，决定请温迪雅对我做一个采访性的谈话节目，这儿成了采访现场。
拍摄谈话节目需要有两台摄像机，当然也就要有两名摄像师，又要有人布光、录音，算起来一共要挤上来七八个人。本来房间就小，已经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气氛大变。这倒罢了，问题是，这七八个伙伴要找电源插头、拉电线、打强光灯、移桌子、推镜头、下命令、做手势……简直是乱成一团。当然，还要温迪雅在镜头前介绍这个现场，还有我关于萨特的谈话。
我想，今天这个房间算是彻底被我们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们而来的客人，他们无异突然遭灾，只能换地方。临时找不到一个懂法语的人向他们说明情况，我只能在座位上用目光向他们致歉。
但是，让我吃惊的情景出现了——
居然，他们没有一个在注意我们，连眼角也没有扫一下。空间那么狭小，距离那么接近，但对他们而言，我们好像是隐身人，对我们而言，他们倒成了隐身人，两不相干。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这些不受干扰的人。
从楼梯口数起，第一个桌子是两个中年男子，他们一直在讨论一份设计图，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在图纸上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换过来了，站着的坐下了，坐着的站了起来，又弯腰在图纸上修改；
往里走，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靠窗而坐，正在看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着。她看看这本，放下，再看那本，不断轮替，也显得十分忙碌；
再往里就是我们对面了，三位先生，我一看便知，一位是导演，一位是编剧，一位是设计，桌上放着剧本、设计图和一叠照片。导演络腮胡子，是谈话的中心，有点像印第安人。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苦恼，还没有想出好办法；
转弯，还有几个座位，那里有一对年纪较轻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写着什么。先是男的写，女的微笑着在对面看，看着看着走到了男的背后，手搭在他肩上，再看。她讲了什么话，男的便站起来，让她坐下，请她写。她握笔凝思，就在这一刻，她似乎发现了我们，略有惊讶，看了一眼，便低头去写了。
重数一遍，不错，一共八人，不仅丝毫没受到我们干扰，甚至我们要干扰也干扰不进。他们的神态是，异香巨臭，无所闻也，山崩河溢，无所见也。但他们不聋不盲，不愚不痴，侍者给他们加咖啡，总是立即敏感，谢得及时。
这种情景，我们太不熟悉。
我们早已习惯，不管站在何处，坐在哪里，首先察看周围形势，注意身边动静，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们时刻准备着老友拍肩，邻座寒暄；我们时刻准备着躲开注意，避过目光；我们甚至，准备着观看窗下无赖打斗，廊上明星作态。因此，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别人对于拍摄现场如此彻底漠然，视而不见，形若无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开始有点明白。也许，人们对周际环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缩影。而这些更大的敏感，则来自于对个体自立的怀疑，来自于对环境安全的低估。
街边路头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今天就把我们自己也深刻在一种对比中了。
这八个人，自成四个气场，每个气场都是内向、自足的，因此就筑成了一圈圈的“墙”——这个比喻萨特用过，但含义有所不同。我们七八个人进来忙忙碌碌，其实也只是增加了一个气场而已。他们可以如此地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恰是对别人存在状态的尊重。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
问题是，既然在咖啡馆自筑气场之墙，为什么不利用家里的自然之墙呢？
其实，他们的气场之墙是半透明的。他们并不是对周围的一切无知无觉，只不过已经把这种知觉泛化，泛化为对城市神韵的享受。这种泛化的知觉构不成对他们的具体干扰，却对他们极其重要，无迹无形又有迹有形，成了他们城市文化活动的背景。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生态悖论：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
这种生态悖论又让我联想到另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悖论。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讲独立，但是，虽散，却远远窥探；虽散，却单一趋同。法国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国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隐索微、如数家珍。
至此，萨特和波娃经常来这里的理由已经明白。他们坐在这里时的神态和心情，与这八位客人如出一辙。于是，我悬念落地。
站起身来去上了一回厕所。厕所极小，只能容一个便器，墙上有一些涂画，我想萨特曾无数遍地辨认过。
从厕所出来，我便对着镜头开始讲述：“今天这儿除了我们，还有八位客人，我想说一说他们的工作状态……”
有人提醒：“萨特！萨特！”
我说，我就是在讲萨特。
法国胃口
十五年前，在新加坡，我和高行健先生从下榻的京华饭店步行很长的路去动物园游玩，一路听他在讲法国美食。后来还是在新加坡，当时在法国大使馆工作的陈瑞献先生请我到一家法国餐厅吃饭，但他自己却只用素食。他原是一个有资格的美食家，闲坐在一旁慢悠悠地讲述着法国餐食的精义。
法国文化部在一九九〇年发动了一个“唤醒味觉运动”，而法国教育部也批准向小学生开设烹饪艺术的系列讲座。这架势，无疑是要以国家力量把美食文化推到主流文化的层面上。
从历史看，罗马人战胜高卢（古代法兰西和周边地区），实在是把欧洲的胃口狠狠地撑大了。高卢人强蛮尚武，胃口之好把罗马人吓得不轻。罗马那时已经讲究奢华的排场，于是排场和胃口融为一体，后果不难想象。有时宴会上推出的蛋糕之大，居然藏得下乐师、雕得出喷泉。十分壮观却十分粗蛮，那口味当然很难说得上。
在这里又要提到我以前在意大利仔细查访过的美第奇家族了。十六世纪这个家族与法国王室通婚，带来了佛罗伦萨的优秀厨艺，巴黎的饮食开始从排场上升到精致。巴黎人聪明，很快就超过了老师，逐渐形成更讲究滋味的法国美食。
当然胃口还是好，排场还是大。例如那个路易十四，宫中为他安排饮食的侍从多达三百余人，吃的时候各种亲信大臣围坐，看他如何用优雅的风度把大量的食品吞咽下去。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他一次吞咽的食物数量，简直难以置信，可称之为“非人的胃口”。
路易十六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之后，居然还当场吃下了六块炸肉排、半只鸡、一堆鸡蛋，胃口好得真可谓“死而后已”了。
对于太好的胃口，美食文化其实有点浪费。一顿吃得下那么多东西，哪里还会细细品尝呢？不会品尝，就无所谓美食。
法国美食的兴起，倒是要感谢革命。那场革命使王室贵族失去了特权，随之也使大量厨师失去了工作，只能走向社会，开起店来。在这之前，法国民间也像中国古代，有一些行旅中的小酒馆和点心铺罢了。
厨师们原以为走出宫廷将面对一个杂乱无章的低俗世界，谁知真的出来后情况要好得多。在餐饮市场上，一切竞争都变成了厨师的竞争，他们被老板们抢来抢去，地位和报酬大大提高。时间一长，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再也不必像在宫廷里那样低眉顺眼、唯唯诺诺。厨师中有些人还动笔写作，把烹饪经验上升到哲学和艺术，坚信自己与罗丹、毕加索不相上下。
法国厨师有时还表现为一种极端化的“专业名节”。在某个重要宴会上失手做坏了一个菜，或者在美食家的品评中被降低了等级，他们愿意杀身谢罪。但在我看来，法国厨师的这种“专业名节”，只是由过度骄傲所造成的过度脆弱。
法国美食的高度发展，与法国文化的质感取向有关。质感而不低俗，高雅而不抽象，把万般诗书沉淀为衣食住行，再由日常生态来校正文化。这种温暖的循环圈，令人陶醉。
然而法国人在美好的事情上容易失控，缺少收敛。连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也有惊人的好胃口，而且愿意在书中大谈特谈。谈得特别来劲的有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大仲马、福楼拜、左拉，而胃口最大的，可能是巴尔扎克和雨果。其实文人胃口好，很可能是世界通例。记得以前在学校聚餐，总发现老教授们的那几桌很快就风卷残云，而工人的那几桌反而期期艾艾。但中国文人可以谈美食而不愿意夸自己的胃口，似乎有什么障碍，没有法国文人坦率。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法国朋友的注意，那就是他们每天在吃的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实在太长。法国很多餐馆，上菜速度极慢，让人等得天荒地老，这几乎成了我在法国期间不得不经常放弃法国美食的主要原因。但所有的法国朋友好像都没有我这么心急，只要在餐馆里一落座就全然切断了时间概念。据可靠统计，法国人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远远少于美国人，时间被吃饭吃掉了。
马赛鱼汤
马赛鱼汤徒有虚名。
马赛鱼汤的正式名称应该叫普罗旺斯鱼汤，读到过太多的赞誉文章。有人说这鱼汤是马赛第一美食；有人说马赛没有太多名胜古迹，幸好还有这鱼汤；有人说不管走多远的路，来马赛喝口鱼汤都值得。
这些称赞都见之于文字，有法国人自己说的，也有外国人说的，还能不相信吗？如果这种“第一美食”的说法产生于别的国家，还有迟疑的余地，而法国是堂堂美食大国！于是憋足了劲，就等着到马赛喝普罗旺斯鱼汤。在戛纳时伙伴们听说当地一座海边山头的鱼汤不错，摸着去喝了，我却不去，心想喝鱼汤只到马赛，哪能先让戛纳喧宾夺主？
到马赛后到处打听，哪一家普罗旺斯鱼汤最正宗。因为马赛这座城市比较杂乱，饮食行业良莠并存，坑害顾客的事情时有发生。经反复查证核对，知道老港附近一家最好，而且很快在两本当地餐饮指南中得到了印证。于是二话不说，预先订座，准时赶去。
这家餐厅面对港口，坐在座位上就可看到桅樯林立、海浪闪耀。渔船上正在忙着卸落刚刚捕捞的海鲜，岸边的鱼市非常热闹。我们一看，对于鱼汤的新鲜，是可以彻底放心了。
鱼汤上得很快，先是一桌一大海碗，由服务员一勺勺分到每人的浅盆上。汤呈浑褐色，趁着热气先喝一口，便立即皱起了眉。不能说难吃，但又腥又咸，是一种平庸的口味，以前在海边一些贫困的农家都可以喝到。我喜欢吃鱼，不怕腥，但对这种完全不做调理的腥，还是不敢恭维。
第二道是正菜，其实与第一道汤出于同锅，只不过把熬汤的实物盛起来罢了。样子不错，红色的是小龙虾，黑色的是蛤蜊壳，白色的是鱼肉，三两块黄色是土豆，与汤合成一盆，一人一份。先喝一口汤，与头道汤完全相同，于是吃实物。小龙虾肉要剔出来十分费事，终于剔出，小小一条，两口咽下，不觉鲜美。然后吃鱼，一上口才发现又老又柴，原来这些水产在一个大锅里不知熬了多久，鱼怎么经得起这样熬呢？只得叹一口气，夹一块土豆，揪半片面包入口，算是用完了马赛鱼汤。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从资料上看，原来当地渔民出海捕鱼时，妻子习惯于把这两天卖剩的杂碎鱼虾煮在一锅等丈夫回来喝，这就是马赛的普罗旺斯鱼汤。此间情景，温馨感人，而杂碎鱼虾一锅煮确实也有一种特殊的厚味，因而快速传开。但平心而论，吃腻美食的人偶尔喝喝可能不错，而按正常标准它还没有从原始饮食的层面走出。
美食需要有一些基本条件，需要一代代厨师不断在探索中创建规范，并不断接受美食家们的检验。土俗饮食一成不变，制作简陋，不应与美食混为一谈。
美食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返璞归真，再挑剔的美食家也无法轻视家常菜。这种现象常常产生一种文化误会，以为越是土俗就越具有推广价值，这就否定了文明的等级、交融的意义。一个人在遍尝世间美味之后再度钟爱家常菜，其实已经经过严格的重新选择。
重新选择出来的东西也未必值得推广。任它们离开条件四处张扬，只能让它们四处狼狈。
远年琥珀
我不知道这位王子的来历，据说祖上在中世纪时就是意大利的一位王公。祖上是什么名号？分封于意大利什么地方？以后如何流徙繁衍？最后一个王位出现于何时何地？既称王子他父亲拥有何种头衔？……这些问题全然不知。
只知道他开在巴黎卢浮宫附近的园艺店确以王子命名，园艺店出售的各种物品都饰有王子标志，定价颇高。卢浮宫附近寸金宝地，他的园艺店占据很宽大的三间门面，安安静静地经营着并不热门的园艺，展览的意义多于销售，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很难支撑。
前些天我在图尔还到了他的庄园。庄园占地辽阔，整修考究，城堡中安适精致，品位高雅，还放置着大量的家族画像和照片。这一切绝不是摆给我们看的，我们去时他根本不在。由此可以判断，他的贵胄血缘可信，并不是一个弄虚作假的骗局。
他本人也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并不英俊，却轻松自如，颇有风度。他在谈吐中没有丝毫装腔作势，由此可推知他确实接受过良好的早期教育。
他的生存状态在巴黎很有代表性。
也许果真是神脉，是龙种，但神龙见首不见尾，完全不清楚具体来源。世系家谱一定是会有的，但他不愿意显示，别人也不方便查询。神秘地留着一份可观的家产和名号，自足度日。他年岁不大，但晋升既无必要，沦落也无理由，因此无所事事，虚泛度日。园艺云云，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一种朋友圈里的谈资，如此而已。
法国大革命把贵族冲击了一下，但欧洲式的冲击多数不是消灭，而是搁置。因此在巴黎，多的是这种懒洋洋、玄乎乎的神秘庭院，起居着一些有财富却不知多少、有来头却不知究竟的飘忽身影。
不应该把他们的身份背景一一理清。理清了，就失去了巴黎的厚度和法国的广度，失去了历史的沉淀和时间的幽深，那会多么遗憾。
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阴，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极而言之，彻底透明，便没有文化的起点。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也与这座城市的不可透析性有关。
这种想法，可能会与很多中国文化人的想法不同，他们总是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探测别人的事情，还以为这就是文化的追踪性、监视性和批判性。当然那也是一种文化，只不过属于另一个层面，属于坐在村口草垛上咬着耳朵传递邻居动静的老妇女，属于站在阳台上装出高雅之态却以眼角频扫对街窗户的小市民。
诺曼底血缘
从巴黎去伦敦，先要穿越诺曼底地区，再渡海。
自从一〇六六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渡过海峡征服英格兰，有好几百年时间那里的统治语言是法语，直到亨利三世才第一次在发表公告时用英语。现在如此显赫的英语，在当时是一个可怜的土著。后来由于姻亲关系，英国王位还专请德国汉诺威王室来继承，这个王朝的开头两任君主也不会说英语，只会说德语，到第三世才慢慢改口，但还叫汉诺威王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形象太坏，英国人一气之下改用行宫温莎的名字来称呼王朝，直到今天。但即使英国还在称呼汉诺威王朝的时候，代代君主还都是威廉的后裔。
如果要查威廉的血缘，本来也不在诺曼底，而是来自北方。我想，大概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吧，多半与海盗有关。
记得英国作家笛福有过这样几句话：
纯种英格兰人？
——我才不信！
字面上是笑话。
实质上是幻影。
笛福的说法无可怀疑。他的《鲁滨逊漂流记》，我一直看成是一个寓言作品，大家都是漂流者。
其实岂止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不高兴的时候打来打去，高兴的时候嫁来嫁去，而很多打的结果也是嫁。千百年下来，在血缘上可说是互相交融、难分难解，而信仰、语言也不一定以国界为界。因此过于强调“民族国家”的概念，实在缺少依据，有点勉强。
今天从欧洲大陆去英国的英吉利海峡风急浪高，后来还下起了漫漫大雨，透过雨幕，却能看到凄艳的晚霞。我和伙伴们在船舱里跌跌撞撞、前仰后合，心想多少历史传奇正是在这种颠荡中写就。于是趁风浪稍稍平缓，赶快取出纸笔写这篇文章。
两位英国老太太扶着一排排椅背走过来，在我身边停下了。她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中国字是怎么写出来的，见我写得这样快更是新鲜万分，不断赞叹。她们没有问我在写什么，我朝她们一笑，心里说，老太太，我现在正用你们不懂的文字，写你们的诺曼底。
突然想起了坐海底列车的旅客，真为他们可惜。此刻他们正在我们脚下，全然不知风急浪高、晚霞凄艳，只听火车呼啸一声，已把所有的历史穿过。
扼守秋天
一
伦敦以西三十多公里处，有著名的温莎堡。
这个城堡，至今仍是英国王室的行宫，女王经常拖家带口在这里度周末，有时还会住得长一点。我们去那天女王刚走，说过几天就会回来。
花岗石的建筑群，建在一个山岗上，一眼看去，果然是“江山永固”的要塞气派。但是，作为要塞又太讲究、太宏大了，就像宴会上白发老将们的金边戎装，用想象的剑气来装点排场。
千年前的征服者威廉在这里修筑城堡倒真是为了从南岸扼守泰晤士河，但当时这个城堡是木结构。谁知后代君主把城堡改建成坚固的石结构，并一次次扩大之后，它的原始职能反倒完全废弃。如今只扼守着一个秋天，与密密的树丛安静对晤。
与它一起扼守在这里的，还有那个王室。秋天很安静而王室很不安静，枫叶寒石看过太多的故事，最后还记得戴安娜焦灼的脚步，和无法扑灭的熊熊大火。
未进城堡，先到北边的一所附宅里办手续，然后在一个大厅里等着。忽然满眼皇气熠熠，一位高大的女士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见她身穿长长的黑色风衣，风衣的宽领却是大红，红领上披着一头金发。这黑、红、金三色的搭配那么简明又那么华贵，一下子把我们引入了古典宫廷故事，却又有一种现代的响亮。
这位女士把我们领进了城堡。城堡里边还有好几层门，每一个门口都由皇家警卫把守。这些警卫也一律黑风衣、红宽领，却全是挺拔男子，而且都上了年纪，垂着经过精心修剪的银白胡子。于是构成了黑、红、银的三色系列，比女士的黑、红、金更加冷傲。这两种强烈色系被秋阳下花岗石一衬，使我们不能不自惭服饰，连昂然迈步的自信心都不大有了。
忘了进入第几个门之后，由一位穿着灰色连衫长裙的女士来接引我们。这位女士戴着眼镜，像一名中学教师，胸前有一枚标号，应该是城堡中更高一个层次的人物，所以已经不必在外表上雕饰皇家气象。她带我们看女王起居的一些场所，轻声柔气地作一些介绍，但不是“讲解”。你不问，她不说，主要是推门引路、指点楼梯，要我们注意脚下。
终于来到屋外，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可以俯瞰南边的茫茫秋色。秋色中的森林、草地，秋色中的湖泊、河流，远远看去不见一人，一问，原来是王室贵族狩猎的御苑。
背后响起一排整齐的脚步声，扭身一看，是皇家巡逻队经过。我因迷恋秋色不想细看，谁知巡逻队不久又绕了过来，等过来三次后我索性静下心来认真观察。
巡逻兵都很年轻，头戴黑鬃高帽，肩挂红金绶带，其中帽子上黑鬃竖得特别高的一位，想必是队长。他们面无表情、不言不笑、目光直视，但这直视的目光让我觉得奇怪，因为这不是巡逻队的目光而是仪仗队的目光。过几个小时后天黑地暗，皇家城堡又是盗贼们觊觎的目标，他们的目光也是这样吗？上次大火，世界舆论已有质问，戒备森严的温莎堡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快速扑灭？
城堡本为四方安全而建，现在却成了让四方担忧的地方。
二
离温莎堡不远，便是赫赫有名的伊顿公学。
英国人崇拜贵族的传统，几乎被伊顿公学五百多年的历史作了最漂亮的概括。对此，伊顿公学自己有一个很低调的介绍，我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那是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说的：“滑铁卢战场的胜利，是伊顿公学操场的胜利。”
这句话，也许会使不少只从字面上理解“贵族”的中国人吃惊。其实，从根子上说，欧洲贵族集团本来就形成于艰苦的血战之中，最早的成员多是军事首领和立功勇士，因此一代代都崇尚勇猛英武，并由此生发出诸如正直、负责、好学等一系列素质，经由权力、财富、荣誉的包装，变成了贵族集团的形象标榜。
贵族集团在整体上因不适应现代社会而变得保守和脆弱，但其中也有一批优秀人物审时度势，把自己当做现代规则和贵族风度的结合体，产生了独特的优势，受到尊重。现在欧洲的一些开明王室如西班牙王室、丹麦王室、瑞典王室，便是如此。他们有时甚至还奇迹般地成为捍卫民主、恢复安定的力量。因此我们这一路曾多次听那些国家的民众说，如果改为总统制，他们也极有可能当选。
当然，贵族传统在今天欧洲，主要还是作为一种行为气质而泛化存在的，特别是泛化为绅士风度。例如，面对法西斯的狂轰滥炸还能彬彬有礼地排队，让妇女儿童先进防空洞，丘吉尔首相在火烧眉毛的广播演讲中还动用那么优美无瑕的文词，都是绅士风度在现代的闪光。相比之下，法国更偏重于骑士风度，从拿破仑到戴高乐，都是这方面的代表。骑士风度也是贵族传统的派生物，比绅士风度更接近贵族集团的起点。
无论是英国的绅士风度还是法国的骑士风度，都在追求一种生命的形式美。但这些美都属于古典美学范畴，呈现于现代常常显得劳累。伊顿公学则想以大批年轻的生命证明，古典并不劳累。
由此联想到前些年中国国内产生的一个有趣现象，很多人把收费昂贵一点、宿舍环境考究一点、录取分数降低一点的私立学校称之为贵族学校，校方也以这个名号来做广告，而学生的家长则因收入较高而被称作“贵族阶层”。
对于这种现象，文化人进行过讽刺，他们的理论是一句名言：没有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但这话我听起来有点不大舒服，因为它无法解释第一、第二代贵族出现的事实。正是这第一、第二代贵族，奠定了贵族的根基，但他们的脚上，却是一双双粘满泥污的马靴。
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完全不必去发掘和创造什么贵族。把“盗版”来的概念廉价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种便宜，实际上却害了很多本来应该拥有确切身份的人。例如有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贵族，老人家必然处处露怯，其实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虚饰地成为一个研究典型。
当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来他们还会在未知的天地中寻找人生的目标，一说是贵族，即便是说着玩玩，也会引诱其中不少人装神弄鬼起来。中国很多人富裕起来之后很快陷入生态紊乱，不知怎么过日子了，文化人批评他们缺少文化，其实在我看来，更多倒是受了那些看起来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三
英国贵族是很难被“盗版”的，不要说中国，即便是近邻法国也不行。
法国贵族受到大革命的冲击，又经历过拿破仑战争，已经不成气候。贵族庄园还有不少，但据我所见，都是余韵无限，景况寥落。除了几座还在种葡萄酿酒的庄园外，多数是坐吃山空，不知今后如何维持。当然也可以拍卖庄园，或借庄园做其他生意，却又怕身份顿失、家史中断，被其他贵族笑话。
英国就不同了，不仅王室还在热闹，新老贵族还能成为上议院成员，尽管他们未必来开会。英国贵族为什么能够如此长久地享受荣华？我想这与他们存在的方式有关。他们当然看重世袭原则，但同时更看重财富原则，一贯重商。早在十三世纪，英国贵族就与国王签订了《大宪章》，从根本上避开了被推翻的危险。
前些天在法国经常想起伏尔泰，记得他在《哲学通信》中高度赞扬英国的宽容、自由、和平、轻松，而当时在法国，宗教迫害还是太多。但是在我看来，伏尔泰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正是法国的不自由呼唤出了一个自由斗士的他。他赞扬英国却很难长住英国，因为正是他所赞扬的那些内容，决定了这样的地方不需要像他这样峻厉的批判家。
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然而细细一想，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文明进步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现代社会该有的观念人家也都有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也较少德国式的深思高论，只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
当然，英国这么做也需要有条件，那就是必须有法国式的激情和德国式的高论在两旁时时提携，不断启发，否则确实难免流于浅薄和平庸。因此，简单地把英国、法国、德国裁割开了进行比较是不妥的，它们一直处于一种互异又互补的关系之中，遥相呼应、暗送秋波、互通关节、各有侧重。在这个意义上看，欧洲本应一体，无法以邻为壑。
四
长久的温和渐进，长久的绅士风度，也使英国人失去了发泄的机会，结果就产生反常爆发。我一直觉得温文尔雅的英国竟然是足球流氓的温床，便与此有关。
据在这里生活的朋友说，为什么英国政府下了极大的决心整治足球流氓而未见成效？主要是由于这些足球流氓在日常生活中多是绅士打扮，举手投足可能还有贵族遗韵，很难辨认。但到了某天的某场比赛前就换了一个人，浑身强蛮，满口脏话，连上公共汽车也不买票了。及至寻衅捣乱、制造伤亡之后，可能转眼又变得衣冠楚楚、彬彬有礼，融入正常人群。
我看到一位学者对足球流氓的现象作了这样的解释：
自滑铁卢之后，英国人体内的野性已憋得太久。
又是滑铁卢。参照威灵顿将军的那句话，事情可能真与贵族有点关系。
于是，只好让本来就近在咫尺的贵族与流氓、绅士与无赖快速转换，角色共享。
与足球流氓异曲同工的，是伦敦的低级小报。它们也与严谨的英国传统媒体构成了两极。英国传统媒体承袭了客观、低调、含蓄的绅士风度，路透社报道恐怖分子，一般也只说是“持枪者”，因为还没有定案。这种风度的力量，可以从德国人战败之后的叹息中感受到，他们说：“出语谨慎的路透社，比英国海军还要厉害！”但是出乎意料，近几十年来伦敦那种捕风捉影、耸人听闻的小报，居然也浊浪突起，风靡全英，波及国际，这些年也终于传染到中国，只不过加上了东方式的道貌岸然。
也许这是对绅士风度的一种报复？
庄园里的首相和公爵
布伦海姆庄园（BleheimPalace）成为丘吉尔的出生地，有点偶然。
一八七四年的一天，丘吉尔的父母应邀到兄长的这个庄园里来游玩。欧洲贵族的先祖都是马背上的立功武士，因此狩猎是一种贵族风尚，连女宾也乐于参与。丘吉尔的母亲可能是在户外观看狩猎吧，本来她分娩的日期还有六星期，但不知什么原因这天突然早产。人们把她送回这座府第，进大门便扶进了右首最近的一个房间，这便是丘吉尔出生的地点。
现在这个房间精心布置过了，中心地位放着一张大床，床头墙上挂着丘吉尔母亲的油画像，出自丘吉尔自己的手笔。大床对面，有一个玻璃柜放着一件白色绣花的婴儿背心，注明是丘吉尔出生后穿的。
婴儿背心总是小的，但丘吉尔的背心竟然这样小过，任何人一看都笑出声来。巴掌内抱持的小躯体，将以自己的力量震动世界。
从丘吉尔出生房往里走，一条长廊上陈列着丘吉尔的照片和遗物，虽然布置粗糙，却也反映出了他气吞山河的辉煌岁月。
但是，与这些简单的陈列相比，府第里主要呈现的，是主人马伯勒公爵家族的数百年荣耀。丘吉尔的陈列就像是一头大象尾巴上挂了一点小装饰，实在是微不足道。
庄园的主人一方面“收留”了丘吉尔，另一方面又要告诉参观者：丘吉尔只是我们的亲戚，重要的不是他，而是我们嫡系一脉；丘吉尔只活跃在百年之内，而我们家族的历史则山高水远。细看之下果然也真了不得，仅从他们宽大的书房窗口望出去，居然是一个仿造法国凡尔赛宫的花苑，花苑以丛树莽林做背景，深邃而绵远。书房里有女王塑像，有钢琴和管风琴，至今还笔挺地站着仆役。这种架势，确实不是哪一个现代首相的故居能够望其项背。
丘吉尔偶然在这里出生，却把现代政治和封建政治纠缠在一起了。什么是封建贵族最好的出路？什么是现代政治最佳的渊源？这里似乎在作着英国式的回答。
现在庄园的主人是第十一代公爵，一个瘦瘦的老人，七十多岁了，腿有一点瘸。他出现前，一位高个儿的年轻女秘书要求我们务必对他使用尊称，而且以无法控制的崇敬口气一遍遍赞叹：“一个多有魅力的人！”
他出现后，我们倒是没有看出什么魅力，只觉得他非常热情，讲述着丘吉尔的出生。
我们听完，细问几句，他便有点不耐烦，再问，他终于恼火：“怎么老是丘吉尔？这儿是马伯勒公爵的布伦海姆庄园！你们应该对这个庄园的管理有点兴趣吧？”
为了礼貌，我们问了几句庄园管理的问题，老人才兴奋起来。但在这时我却看出了老人的悲哀。他本来是想以丘吉尔的出生来轻轻装点一下庄园的，但任何进来的人几乎都“本末倒置”，只对丘吉尔感兴趣，问长问短。
一位导游在一旁轻声告诉我，老人差不多天天都会遇到同样的麻烦，因此每次都要由热情而恼火，由恼火而提示，最后获得一点心照不宣的安慰。
可以理解，一座女王赏赐的庄园居然被一个小孩的偶然降生占尽风光，不管这个小孩以后怎么有出息，他们也受不了。我相信这位老人一定曾经多次产生过拆除有关丘吉尔陈列的打算，但如果这样，干扰没有了，参观者也没有了。
其实，再过些年，连丘吉尔也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些府第园林还会存在，它们将负载什么人物和内容，什么烦恼和叹息呢？谁也无法预料。
这次在欧洲看了太多的贵族庄园，每一座的起点都是英雄史诗，中间既可能是风情剧，也可能是哲理剧，而现在，几乎一无例外，全都成了悲喜剧。
牛津童话
一
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起个大早，是要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起个大早，是贪图整个牛津还在沉睡时的抽象性，便于我们把许多有关它的想象填补进去。如果到了处处都是人影晃动的时刻，它就太具体了。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一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如果能够叫开这个小侧门，就能找到登高的楼梯，他们从前就从那里上去过。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百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
这个塔顶，我在很多年前就闭眼想象过。那时正在写作欧洲戏剧理论史，知道伊丽莎白女王曾到牛津大学看莎士比亚的戏剧，随之也知道这所大学曾与周围居民一再发生冲突，而这座圣玛丽教堂，一度还是冲突的堡垒。
好像每次冲突都是从小酒馆里的口角开始的，快速发展到拳脚。然后两方都一呼百应，酿成大规模斗殴。当时的学生都是教会的修士，穿着学袍，殴斗起来后只见市民的杂色服装与学生的黑色学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语里一个对立组合的专门词汇：“市袍”（townandgown），两个只差一个字母的冤家。
这两个冤家因文化观念截然不同而完全无法调解，冲突最激烈时数千市民涌入大学进行围攻，互相使用弓箭，两方都有伤亡。我猜这座圣玛丽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之势卫护学生，二是以钟声发出战斗号令，三是射箭。当时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战斗的指挥者。
大学生与市民打架，大学校长管不了，市长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请国王仲裁。本来英国的学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学，到十二世纪中叶英国、法国成了对头，国王就召回自己国家的学生，在牛津办学。因此，牛津的大事确实关及国家痛痒，也只有国王才能处理。不同的国王处理时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纪中叶那次大斗殴后，爱德华三世才下令在这个教堂追悼殴斗致死的学生，并把斗殴开始的那一天当做纪念日。每年都要在这个教堂举行纪念仪式，规定牛津市的市长和士绅必须参加。
那场延绵久远的冲突也有一个正面成果。有一批牛津的师生想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便东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继续教学事业。这便是剑桥的雏形。
很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
这么一想，不禁对眼下的一片银白愈加虔诚起来。牛津，这个朴素的意译名词，正巧表明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渡口。它的一切存在，只为了彼岸。
二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离土地的方式出现的；一切叛离，都是以遭到围攻的事实来证明的；一切围攻，都是以对被围攻对象的无知为共同特征的；一切无知，都是以昂贵的时间代价来获得救赎的。
当年一次次斗殴的引起，主要责任在市民。他们把自己保守、落后的生态看成是天下唯一，因而产生了对他们不熟悉生态的极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磁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结构链被发现了……这些大事背后，站着一个个杰出的智者。直到现代，还络绎不绝地走出了凯恩斯、罗素和英国绝大多数首相，一批又一批。
身在大学城，有时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人类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这种误会下，站出来一位让中国人感到温暖的李约瑟先生，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细细考订，用切实材料提醒人们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国和西方，忘记了辽阔的东方、神秘的中国。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都笼罩在中国古代的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制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台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三
我问两位留学生：“在这里读书，心里紧张吗？”他们说：“还好，英国人怎么着都不缺乏幽默，三下两下把压力调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们举几个例子。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终于又一次证实了我多年前的一个感觉：幽默的至高形态是自嘲。
例如，他们说起的十六世纪某个圣诞日发生在牛津的故事。那天一名学生拿着书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头野猪，已经躲不开了，只能搏斗。野猪一次次张开大嘴扑向学生，学生灵机一动，觉得必须找一个嚼不碎、吞不下的东西塞到野猪嘴里，把它噎住。什么东西呢？学生立即醒悟，从书包中取出一本刚才还读得头昏脑涨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往野猪嘴里塞去。
野猪果然消受不了亚里士多德，吞噎几下便憋死了。学生回到学校一讲，同学们上山割下那个野猪头，把它烤熟了，当夜就端到了教师的圣诞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师，你们教的学问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头野猪给憋死了。
教师们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喷香的美味。
从此，这道美味成了圣诞晚餐上的招牌菜。
我想，这是教师的自嘲，也是学生们对自己学业的自嘲，更是牛津的总体自嘲。
自嘲出于幽默，但当师生们把它付诸行动，年年延续，也就变成了游戏和童话。
想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念吴小莉。前些天她托人远道带给我英国当代童话《哈利·波特》（Harrypotter），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封信，说不仅供我在旅途中解闷，而且要证明在繁忙的劳务中读点童话好玩极了。
这话，使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书店里看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时会心而笑。这个童话小时候就熟悉，后来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学的数学教师查尔斯·道奇森。
这位数学教师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给一位小女孩讲了这个自己随口编出来的童话。讲完，无论是小女孩还是他自己都觉得有意思，他便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笔名写了出来。他当然没有预料到，这将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维多利亚女王也读了这本童话，爱不释手，下令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么书都必须立即呈送给她。于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计算数值的简易方法》。
女王当然很吃惊，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领悟：越是严肃的人群越是蕴藏着顽皮和天真，否则无法解释她自己为什么政事繁忙、威权隆重还会着迷于童话。
领悟于此，也就领悟了牛津大学一种隐秘的风范。
奇怪的日子
一
欧洲文化大师中，出生的屋子最狭小的，一是贝多芬，二是莎士比亚。好像上帝故意要把房间、楼梯、门窗一一缩小、压低，然后让未来的大师哗啦一声破墙而出，腾身而去。两人是在同样的年岁离去的：二十二岁。
贝多芬的出生地在波恩，安静地嵌在一条窄街的边沿，粗心人走过两次都不一定找得到。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是一个小镇，埃文河边的斯特拉福，那就不得了啦，现在几乎是把全部名声、经营、生计都靠到了莎士比亚身上。好像整个村子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候他的出生，等候他的长大、离开、回来、去世，然后等候世人来纪念。
天气已经很冷，风也很大，我穿着羽绒衣在街道上行走，走一程便躲进一家纪念品商店烤火，烤暖了再出来，继续走。
莎士比亚是我的专业之一，也是多年来的讲课内容。今天走在他家乡的街道上，我想得最多的是：他生前身后遭受的种种非议，甚至连他存在的真实性也受到责难，多半是由于这座小镇。
二
小镇终究是小镇，而且是四百多年前的小镇，它凭什么输送出一个莎士比亚？
那个叫做莎士比亚的孩子不可能在这里受到良好教育。进过一所文法学校，十三四岁时因家里交不起学费就辍了学。他二十二岁离开这里去伦敦很可能是一次逃跑，原因据说是偷猎了人家的鹿。到伦敦后，家乡有人听说他在一个剧场前为观众看马，后来又一步步成了剧场的杂役和演员。他每年都会回来一次，后来经济情况渐渐好转，还在家乡购置了房产和地产，最后几年在家乡度过。五十二岁去世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当地有送哀诗的习俗，但当时好像没有人为他写哀诗。他留下了遗嘱，讲了一些琐事，没有提到自己有什么著作。连他做医生的女婿霍尔，也没有在日记中提到岳父会写剧本。
这些情况，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为什么家乡完全不知道他的功业？这种情形对于一些离乡太久和太远的文人来说并不奇怪，但小镇离伦敦并不太远，莎士比亚又几乎每年都回来一次，而且晚年又回乡居住，怎么会对他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样木然？
其次，一个仅仅受过乡镇初级教育的人，怎么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豪？他辍学时才十三四岁，以后八九年都在这个小镇里谋生，他凭什么填补了自己严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后来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观感受的艺术天才倒也罢了，但是举世皆知，莎士比亚知识渊博、无学不窥，不仅悠闲地出入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而且熟知宫廷贵族生活，这难道是这个小镇能够给予他的吗？
与此相关，还有不少琐碎的问号。例如小镇所保留的莎士比亚遗嘱中，几处签名都由别人代笔，拼法也不统一。这可能被解释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他一些登记文件上，他的签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笔迹。这些做法，很像当时千千万万个文盲。怎能设想，这个不肯签名的人不仅亲笔一字一句地写出了三十几部世界经典巨著，而且奇妙地动用了两万多个英语单词，是历史上词汇最为丰富的作家之一！
这些问题，终于使人产生怀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亚，难道真是从这个小镇走出的人？这样的怀疑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集中发表，文化界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
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从这个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的存在，他们只怀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学者身份和上层地位的人，借用这个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发表剧本的笔名。
这么说来，这个躲在笔名背后的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伟人。既然是文化伟人总会有多方面的光亮泄漏，他也应该是那个时候伦敦的重要人物。那么，他究竟是谁？
怀疑论者们按照他们的文化逻辑，分别“考定”了好几个人。
有人说是那位十二岁就进了剑桥大学读书，后来成了大哲学家的培根；
有人说是“牛津伯爵”维尔；
有人说是另一位剧作家马洛，他与莎士比亚同龄，获得过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
还有人更大胆地断言，真正的作者是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只有她才能体验那些宫廷悲剧的深刻心境，而且有那么丰厚的学识和词汇……
顺着这条思路，有人认为，女王周围的一些著名贵族，可能都参与过这些剧本的创作。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怀疑论者选定的对象不同，但隐藏在背后的理由却惊人地统一，那就是，大文豪只能来自于大学，若说有例外，除非是女王和贵族。
他们的考证文章很长，也有大量注释和引证，完全符合大学的学术规格。只可惜，一年年过去，被他们吸引的人很多，被他们说服的人很少。莎士比亚的戏一直在世界各地上演，没有哪个观众会认为，今天晚上买票去欣赏哲学家培根爵士或伊丽莎白女王的才华。
在他们拟定的名单中，真正懂创作的只有一个马洛，因为他本人确实也是杰出的剧作家，尽管怀疑论者看中的是他的剑桥学历。结果，时间一长，稍稍懂点事理的怀疑论者便放弃了别人，只抓住他不放。
恰恰马洛这个人，有可能参加过当时英国政府的情报工作，二十九岁时又在伦敦附近的一家酒店被人刺杀。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一个叫卡尔文·霍夫曼的美国人提出一个构想：可能那天被刺杀的不是马洛，情报机构玩了一个“掉包计”，真的马洛已经逃到欧洲大陆，隐姓埋名，写了剧本便用“莎士比亚”的笔名寄回英国，因此莎士比亚剧本的发表也正巧在马洛被刺之后不久。
这个构想作为一部小说的梗概听起来不错，却带有明显的低层推理性质，即只求奇险过渡，不问所留漏洞。例如：马洛要隐姓埋名，为什么不随便起一个笔名，偏偏要找一个真实存在的同行的名字？如果真实的莎士比亚写不出这样的剧本，他剧团里的大批同事怎么会看不出破绽？
其实，按照学术的逻辑，有两个事实足以驳倒那些怀疑论者：一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在剧团里为演出赶写的，后来收集起来的是同一剧团里的两位演员，莎士比亚本人也在剧团之中，整个创作行为处于一种“群体互动的透明状态”；二是莎士比亚的同代同行、剧作家本·琼森为那两位演员收集的莎士比亚全集写了献诗。
那么，既然从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没有冒名，为什么会出现本文前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与那个时代英国强大的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普遍社会心态有关。
莎士比亚当然明白环境的不公，偶有吐露，又遭嘲谑，于是他也就无话可说。今天的读者早已熟知莎士比亚的内心世界，因此也充分理解他在那个环境里无话可说的原因，也能猜测他为什么正当盛年就回到了小镇。
可以想象，莎士比亚回到小镇的心态非常奇特。自己在伦敦的种种怨屈，都与出生于这么一个小镇有关，似乎只有小镇最能体谅自己；但是，当自己真的决定在这里度过余生时，突然发现竟然比在伦敦更加无话可说。
乡民能够拥戴的一定是水平基本与他们相齐的人，莎士比亚没有本事把自己降低成这样，因此也就很快被他们淡忘。
一个伟人的寂寞，没有比这更必然、更彻底了。
于是，今天一切热爱莎士比亚的人都不难理解，他在这样一个小镇里面对着几双木然的眼睛口述临终遗嘱，不会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著作。
而且，我们也会理解，要他在记录的遗嘱前签名，他却轻轻摇头。Shakespeare，他知道这些字母连贯在一起的意思，因此不愿最后一次，亲笔写在这页没有表述自己灵魂的纸张上。
这个样子，确实很像一个文盲。
在同一个小镇，他又回到了出生的状态。
他觉得这个结尾很有戏剧性，可以谢幕了。
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他还是会再一次睁开眼睛，问身边的亲属，今天是几号。
回答是：四月二十三日。
他笑了，随即闭上了眼睛，永远不再睁开。
这个结尾比刚刚想的还要精彩，因为这正是他的生日。他在四月二十三日来到这个世界，又在四月二十三日离开，一天不差。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日子。
也许，这是上帝给一位戏剧家的特殊恩惠，上帝也学会了编剧。
三
还需要说一说怀疑论者。
我走在斯特拉福的街道上想，这个小镇，后来终究以数百年的热闹、忙碌和接待，否定了一切怀疑论者。
怀疑永远是允许的，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反怀疑”。我们已经看到了怀疑论者内心的轨迹，因此也不妨对他们怀疑一番。
时至今日，他们那种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可笑心态就不必再作剖析了，我剩下的最大怀疑是：他们有没有研究莎士比亚的资格？
资格，这是他们审核莎士比亚的基本工具。我们现在反过来用同一个词汇审核他们，里边包含的内容却完全不同。不讲身份，不讲地位，不讲学历，只讲一个最起码的资格：是否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认为没有进过牛津、剑桥的门就不可能成为莎士比亚，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永远只着眼于莎士比亚在知识领域的涉猎，完全无视他在美的领域的构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处于创造过程中的天才人物有无限的生命潜力，一个灵感勃发的智者可以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中领悟辽阔的时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不懂艺术创作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世界上有很多别的事情可做，然而他们偏偏要来研究莎士比亚，而且对他的存在状态进行根本否定，那就不能不质疑他们的资格了。
然而他们名义上又有一种资格，譬如，大学教师，那就容易混淆视听了。
大学是一种很奇特的社会构建，就其主干而言，无疑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令人厌烦的侧面。例如在贵族统治构架的边上，它衍生出另一种社会等级，使很多创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里边借半官方、半学术之名，凭群体之力，沾名师之光，获得一种社会认定。其中，越是勉强获得这种认定的人总是越要摆出一副学者架势，指手画脚，最后甚至自以为也懂得艺术创作，着手否认莎士比亚。这一来，连原先热爱莎士比亚的人也开始混乱，因为莎士比亚背后没有任何东西支撑，而这些人背后却是一所大学。
其实，所有怀疑论者的真心动力，是嫉妒。莎士比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嫉妒所包围。
例如，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亚二十八岁，伦敦戏剧界有一篇文章流传，其中有一段话，针对性十分明确，而声调却有点刺耳：
……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用一张演员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你们中最优秀的作家媲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恬不知耻地以为举国只有他能震撼舞台。
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称作“大学才子”的罗伯特·格林。他当时在伦敦文化界地位不低，发现突然冒出一个莎士比亚并广受欢迎，便恼羞成怒。
这篇文章因格林死后被编入他的文集，才被后人看到，让后人知道莎士比亚活着时身边的真实声浪。可以推想更多真实的声音比这篇文章更其恶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亚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杰作并创造伟大的。听说他有时还会与别人在某个啤酒馆里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过去了。
大师的处境，即使在四百年后听起来，也仍然让人心疼。
四
在欧洲当时，比莎士比亚更让人心疼的人还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连随口讲几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过中学，无钱上大学，二十三岁当兵，第二年在海战中左手残废。他拖着伤残之身仍在军队服役，谁料四年后遭海盗绑架，因交不出赎金被海盗折磨了整整五年。脱离海盗后开始写作，后因父亡家贫，再次申请到军队工作，任军需，即因受人诬陷而入狱。出狱后任税吏，又第二次入狱，出狱后开始写《堂吉诃德》。但是就在此书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门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狱，后又因女儿的陪嫁事项再一次出庭受审……
总之，这位身体残废的文化巨人有很长时间是在海盗窝和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命运实在太苦了。
我一时还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位作家比塞万提斯承受更多的苦难。他无法控诉了，因为每一项苦难来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诉哪方？
因此，塞万提斯开始冶炼苦难。一个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难便吐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
于是，他的抵达正是另一个人物的出发，那就是骑着瘦马、举着长矛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前一段时间我在马德里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纪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就是堂吉诃德的骑马像，后面还跟着桑丘。堂堂一国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把这个纪念广场以国名相称，叫做西班牙广场，我看在规格上已超过莎士比亚。
这片土地以隆重的骄傲来洗刷以往的无知，很可理解。但遗憾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过于写实，就像是用油画的笔法描摹了一幅天才的漫画，成了败笔。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娓娓论述，由史诗转换成雕塑是一种艰难的再创造。可惜，西班牙历来缺少莱辛这样等级的理论家。
塞万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伪作的《堂吉诃德》第二卷，于是赶紧又披挂上阵与文化盗贼搏斗，方式也就是赶写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肿病而去世。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做法不同，目的相同：都想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直到两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海涅眼里，只有这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么，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当时，无论是英国的斯特拉福，还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都没有对他们的死亡有太大的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五
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的汤显祖。
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儿的日本学者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庆幸东西方的戏剧诗人同时活跃在世界，而让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次年，汤显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紧。
但是，青木正儿先生把中国纪年推算错了。不是次年，而是同年。汤显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离莎士比亚去世未满百日。
中国与欧洲毕竟路途遥远，即便是冥冥中的信息传递，也需时日。如果我们设想有一双神秘的巨手让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同日离开世界，那么，让东方的汤显祖稍晚百日离开，也算是同时。
他们一起，走得何其整齐，又何其匆匆。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不再喧哗，开始回忆，开始追悔，开始纪念，开始期待。
一六一六年，让人类惊悚。
两方茶语
这两天伙伴们驱车北行，我独居曼彻斯特，需要自己安排吃喝，于是想起了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习性。
在吃的方面，意大利有很好的海鲜，德国有做得不错的肉食，法国是全方位的讲究，而英国则有点平淡。英国菜的最大弊病，是单调。
记得很多年前在香港大学讲课，住在柏立基学院。这是一处接待各国客座教授的住所，有一个餐厅。当时香港大学完全是英国做派，正巧那学期客座教授也以英国教授为主，我就在那个餐厅里领略了英国式的吃。
每次用餐，教授们聚坐一桌，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总之，气氛很好。但我毕竟俗气，从第二顿开始就奇怪菜式为何基本重复。以后天天重复，到第四天，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很想从那些教授之中找到一个共鸣者，但每天阅读他们的脸色眼神，半点痕迹都找不到，一口口吃得那么优雅而快乐，吃着每天一样的东西。我看他们久了，他们朝我点头，依然是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
我终于找到了管理人员，用最婉和的语气说：“怎么，四天的菜式，没有太大变化？”
那位年老的管理人员和善地对我说：“四天？四十年了，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二天我就开始到学生食堂用餐。
这件事，让我惊讶的，是英国教授优雅快乐的表情。
因为我看出来了，四十年不变，正是这种表情诱导的结果。
这次来英国后，我们已经吃过好几次英国菜，确实说不上什么，于是仍然去找中餐馆。
事事精细的英国，对于如此重要的吃，为何不太在乎？
他们比较在乎喝。
但这也是三百年来的事。在十七世纪中期之前，当咖啡还没有从阿拉伯引进，茶叶还没有从中国运来，他们有什么可喝呢？想想也是够可怜的。
据记载，英国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从中国进口茶叶，数量很少。但一百年后，就年进口两千多吨了，再加上走私的七千多吨，年耗已达万吨。到十九世纪，他们对茶叶的需要已经到了难于控制的地步，以至只能用鸦片来平衡白银的进出。后来他们又试验在自己的属地印度种茶而成功，去年冬天我到印度大吉岭和尼泊尔，就看到处处都卖当地茶，便是那个时候英国人开的头。
英国人在印度、尼泊尔和锡兰种的茶，由于地理气候的独特优势，品质很高，口感醇洌，我很喜欢。现在英国每天消耗茶的大部分，还是来自那里。
相比之下，中国的绿茶清香新鲜，泡起来满杯春意，但加两回水就淡然无味。口感可以延绵较长时间的是乌龙茶，制作最讲究的是台湾。“冻顶乌龙”，听这名字就有一种怪异的诗意。不过这些年我又渐渐觉得，台湾茶的制作有点过度，香味过于浓郁。因此，我渐渐迷上了普洱茶，连我的妻子，也踏遍了云南八大茶山，成了品评普洱的高手。
一位专家告诉我，茶文化最精致的部位最难保存，每每毁于兵荒马乱之中，后来又从解渴的原始起点上重新种植和焙制，不知断了多少回，死了多少回。但是每次复苏后总能把最精致的部位找回，那就是诗意之所在。
英国进口了中国茶，没有进口中国茶的诗意。换言之，他们把中国茶文化的灵魂留下了，没带走。因此同样是茶，规矩的中国喝法与规矩的英国喝法完全是两回事。
当初英国贵族请人喝茶，全由女主人一人掌管，是女主人显示身份、财富及风雅的机会。她神秘地捧出了那个盒子，当众打开，引起大家一阵惊叹。杯盏早就准备好了，招呼仆人上水。但仆人只有提水的份，与茶叶有关的事，都必须由女主人亲自整治。中国泡茶有时把茶叶放在茶壶里，有时则把茶叶分放在每人的茶杯里。英国当时全用茶壶，一次次加水，一次次倾注，一次次道谢，一次次称赞，终于，倾注出来的茶水已经完全无色无味。
到此，事情还没有完。女主人打开茶壶盖，用一个漂亮的金属夹子把喝干净了的茶叶——中国说法也就叫茶渣吧——小心翼翼地夹出来，一点点平均地分给每一位客人。客人们如获至宝，珍惜地把茶渣放在面包片上，涂一点黄油大口吃下。
他们这样喝茶，如果被陆羽他们看到，真会瞠目结舌。既不是中国下层社会的解渴，也不是中国上层社会的诗意，倒成了一种夸张尊贵的仪式，连那茶渣也鸡犬升天。
茶被英国广泛接受之后，渐渐变成一种每日不离的生活方式，再也不是贵族式的深藏密裹了。至今英国人对茶的日消费量，仍是世界之冠。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茶，英国人的日子怎么过。
通过茶来作文化比较，可以产生很多有趣的想头。例如：英国从中国引进茶叶才三百多年，却构成了一种最普及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实在太久了，至今还彻底随意，仍有大量的人群与茶完全无缘，这是为什么？
在英国很难找到完全不喝茶的人，但在中国到处都是。我在台湾的朋友隐地先生，傍着那么好的台湾茶却坐怀不乱，只喝咖啡。哪天如果咖啡馆里轻轻的音乐与咖啡的风味不谐，他耳朵尖如利刺，立即听出，而且坐立不安，一定要去与经理交涉。那次他知道我爱喝茶而瞒着我到茶叶店买好茶，回来对我的惊讶描述使我确知他是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接触茶叶。看着这位年长的华文诗人，我简直难以置信。另一个特例就是这次与我一起考察欧洲的同伴邱志军先生，晚饭前在餐厅只要喝一口那种淡如清水的茶水，只一口，他居然可以整夜兴奋得血脉贲张，毫无睡意，直到旭日东升。
写到这里我笑了，因为又想起一件与茶有关的趣事。四川是中国茶文化的重地，我在那里有一位朋友天天做着与茶有关的社会事务，高朋如云，见多识广，但他的太太对茶却一窍不通。春节那天有四位朋友相约来拜年，沏出四杯茶招待，朋友没喝就告辞了，主人便出门送客。他太太收拾客厅时深为四杯没喝过的好茶可惜，便全部昂脖喝了。但等到喝下才想起，丈夫说过，这茶喝到第三杯才喝出味道，于是照此办理，十二杯下肚。据那位主人后来告诉我，送客回家才片刻时间，只见太太两眼发光，行动不便，当然一夜无眠，只听腹鸣如潮。我笑他夸张，谁知他太太在旁正色告诉我：“这是我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喝茶。”
英国人思维自由而生态不自由，说喝下午茶便全民普及，同时同态，鲜有例外；中国人思维不自由而生态自由，管你什么国粹、遗产，诗意、文化，全然不理，各行其是，就连最普及的事情也有大量的民众不参与、不知道。
都柏林
一
横穿英格兰是一大享受。在欧洲，这里的田野风光可以直追奥地利和瑞士，比德国农村放松，比法国农村整齐，更不待说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了。
几百公里看下来，未见一处艳俗，未见一处苟且。草坡、树丛、溪谷、泥路，像是天天在整修，又像是从来未曾整修；像是处处要引起人们注意，又像是处处要躲开人们注意。在我看来，这便是田野的绅士风度。绅士优雅而又稍稍有点作态，这儿也是。
一到威尔士地区，绅士风度有点守不住了，丘陵起伏，大海在前。从大岛渡到一个小岛，再从小岛渡到一个更小的岛，那儿有码头，穿海去爱尔兰。
爱尔兰不再是绅士。浑身是质朴的力，满脸是通俗的笑。
二
都柏林的市中心并不热闹，狭窄的街道里却有很多酒吧。年轻人天天晚上挤在一起狂舞畅饮，他们创作和演奏的现代派音乐，在世界各地都有知音。
伙伴们一直疑惑：爱尔兰是一个偏僻岛国，为什么青春生态如此前卫，文化艺术如此新锐？
我想，文化未必取决于经济，精神未必受控于环境，大鹏未必来自于高山，明月未必伴随着繁星。当年爱尔兰更加冷落，却走出了堂堂萧伯纳、王尔德和叶芝，后两位很有今日酒吧的波俏风情。更出格的是荒诞派戏剧创始人贝克特和《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石破天惊，山鸣谷应，一度使全世界的前卫文化，几乎弥漫着爱尔兰口音。
三
都柏林的乔治北街三十五号是一幢三层老楼，现在是“乔伊斯中心”。
乔伊斯没有在这个屋子住过。他离开都柏林时二十二岁，境况潦落，留不下什么遗迹。祖上有点财产，但父亲酗酒成性，把家喝穷了，不断变卖家产，又成天搬家逃债，家人散住各处，这个地方是其中之一。
中心的负责人是乔伊斯的外甥，从未见过乔伊斯。他妈妈，也就是乔伊斯的亲妹妹，曾一再悄悄叮嘱：不要多提舅舅，以免影响前程。
这位外甥今年已经七十五岁，红脸白发，气色很好，慈祥友善。他能背诵《尤利西斯》的一些片断，但细问之下，他并不理解这部作品，不知道它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作为一个纪念中心的主人坦诚表示自己对纪念对象隔膜的，我第一次遇到，因此对他刮目相看。不妨对比一下，世间各种名人博物馆中那些能够滔滔不绝讲解的管理人员虽然也可佩服，但静心一想总觉得不是味道。明明是巨峰沧海，怎么可能被你们如此轻松地概括了？乔伊斯外甥眼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自己无力读解的羞涩，那种不能回答我们问题时的惶恐，那种对自己舅舅竟然会写下这么多“荒唐”的句子而表现出的尴尬，让我感受到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真诚。尽管按照一般意义，他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主人。他没有利用血缘身份和今天的职务，去填埋伟大与庸常之间的距离。他站在大河的彼岸照拂着远去的舅舅，知道自己游不到舅舅所在的对岸。
他反复告诉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爱尔兰不喜欢乔伊斯，乔伊斯也不喜欢爱尔兰；乔伊斯离开都柏林以后很少回来，但所有的作品都以爱尔兰为题材。这几句简单的话让我震动，一个孤独的灵魂与土地的关系竟是那样缠绵。
据我所知，直到晚年，乔伊斯艰难地谋求定居地却故意避开了家乡。有一次叶芝和萧伯纳筹建爱尔兰文学院，诚恳邀请他参加，他也拒绝了。他不想进入与家乡有关的任何派别。
记得我以前在《乡关何处》一文中曾分析过中国文人与家乡的复杂心理关系，相比之下，这位爱尔兰文人显然有着更凄楚的诀别心态。
这幢楼整整装修了十四年，一九九六年才开张，连总统都来参加了开幕式。可见爱尔兰真的想拥抱自己别离多年的游子了，以这幢楼，以那炉炽热的火，以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到的旧照片。但究竟拥抱到乔伊斯的游魂没有？把握不大。真正可靠的是，拥抱住了世界各国出版的乔伊斯著作的各种版本，以及每年来自近百个国家的参观者。
在二楼阅览室里，埋头工作的研究者坐满了各个角落，使匆忙的参观者们有点惶愧。我轻步在那里逡巡，整理着自己心中对《尤利西斯》的印象。记得写的仅仅是一天的时间，一对夫妇的心理遭遇紧凑而肆洋，真实得难以置信，却又与荷马史诗《奥德赛》构成遥远的平行，于是成为一部现代史诗。
它会使习惯于传统小说的读者不习惯，但一旦有了它，人们也就渐渐对传统小说不习惯起来。
爱尔兰一度拒绝他，也是因为不习惯。而现在，谁也不再习惯一个没有乔伊斯的爱尔兰。
由此可知，习惯是一支魔杖，总是要去驱赶一切创造物。如果赶来赶去赶不走，它就回过头来驱赶创造物的对立面。
记得《尤利西斯》一九一八年在美国报纸连载后就于一九二〇年被控上法庭，法庭判乔伊斯败诉，书籍停止发行，罚款五十美元，理由是此书有伤风化，会诱惑很多过于敏感的人。一九三三年第二次上法庭时社会观念已经大变，美国法官这次宣判乔伊斯无罪，为《尤利西斯》恢复名誉，理由是法律不照顾那些时时等待着被诱惑的过于敏感者，法律只考虑正常人。
——这句判词真让人高兴。历史上许多罪名，是不正常人对于正常人的宣判，而不正常人总会以超强度的道义亢奋，来掩饰自己的毛病。因此，仅仅引进一个“正常人”的概念，便全局点醒。
《尤利西斯》在美国的两度宣判，也说明即使是进入了近代的美国，法律也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因此，我觉得乔伊斯对《尤利西斯》有三项贡献：第一，写出了它；第二，让它输在法庭；第三，让它赢在法庭。有此三段论，这个作品不再仅仅是现代文学经典，而且成了文化法律经典。在它之后，世界各地的现代派作品全都获得了法律上的安全。
都市逻辑
在国土上，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在金融上，它却是一个大国。我们想拍摄一下他们的银行街，却立即受到了阻拦。
阻拦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他见到我们拿起摄像机，便像触电似的箭步朝我们跑来，边跑边举手示意我们停止拍摄。
这让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站立的街口离银行大门还有不少距离，哪有大街上不准摄影的？
那位职员已经到了眼前，讲的是德语，我们听不懂，他又用英语说，这里不准拍摄。我们问他为什么，他摇头不想回答。这使我们有点生气，说我们刚才在他们的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门口拍摄，都没有受到阻拦。
这时，快步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的先生，自称是总经理，态度非常客气，用法语和我们交谈。我们希望他说英语，但他用生硬的英语所讲的一切过于复杂，我们听不明白。
于是，由一位伙伴与他们做语言上的厮磨，我和别的伙伴让过一边，猜测他们禁止我们拍摄的理由。
猜测的第一个理由是，银行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未经他们许可就擅自拍摄，对他们不礼貌；
猜测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今世界上有很多银行抢劫犯，因此，来了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把银行的大门、窗户远远近近地拍摄一遍，谁能担保这与今后某些抢劫案无关？
正待再想几条理由，突然来了一位我们前天认识的当地朋友，他在几种语言上都娴熟无碍，只与总经理聊了一会儿便笑着转过身来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为了保护出入银行的顾客，不让他们摄入镜头。”
初一听有点奇怪，但不到几秒钟便立即领悟。
按照西方的观念，个人财产的提存往来，是一个人的重要隐私。
这一点，是现代金融业的信誉基座，也是各国同行间的竞争平台。小小的卢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内快速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金融王国，也与它严密的银行保密法规有关。
卢森堡银行向世界许诺，一切客户的资料不仅对他人保密，而且也对国家机构保密。即便是国家财政机关，也不能以征税之类的目的了解客户的情况。除了刑事诉讼，银行拒绝在民事诉讼中出面作证。银行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反而要承担刑事责任。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触及了欧洲文明的经络系统，蕴藏着人身权、私有财产权等一系列社会大原则。只要一着破损，就会牵动全局。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来设置种种禁忌。
这种禁忌，最通俗地表现在交通规则上，在我们中国也已逐渐普及。但是，蕴藏在交通规则背后的逻辑，我们却未必能领会。
很多人认为，遵守交通规则一是为了人身安全，二是为了交通畅达，还会有别的什么逻辑呢？
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国学人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顺便说起，在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极目左右都没有车辆的影子，即便冲着红灯直穿过去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人们还是规规矩矩地等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制约？
他说，规则后面有一个严密的逻辑。
我请他把那种逻辑演绎一下，他就顺势推衍了以下几点——
一、据统计，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
二、据统计，对孩子们最有效的教育，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
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没有孩子在观看；
四、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们上了一课，内容是穿越红灯无危险。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才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
五、面对这样的悖论，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放弃穿越，既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危险，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
这番推衍，虽是从孩子的角度，却是严丝合缝，很难辩驳。
我想，仅从上述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都市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事情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又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我的幻想中，文化人最好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内外的各种文明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公共空间，需要一整套被集体公认的逻辑。如果一时没有，就需要赶快建立。
谁的滑铁卢
一
我终于来到了滑铁卢。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头雄狮在这里倒下。欧洲的王室松了一口气，重新从这里抬起骄傲的脚步。
古战场的遗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顶上铁狮威武。但这头铁狮并非纪念那头雄狮，而是相反，纪念对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战场，这小小的两公里拥挤过十几万厮杀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过鲜血。当时刚刚获胜的威灵顿将军长长一叹，说：“胜利，是除了失败之外的最大悲剧！”
山丘由列日市的妇女背土筑成，因为她们支持过拿破仑，这是惩罚性的劳役。
为什么独独要让妇女们来承担这个劳役？说是她们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惩罚。但在我看来，那是出于胜利者们对那个失败者的嫉妒。男人间的嫉妒往往与女人有关，因此必然会让支持过他、崇拜过他的她们，来确认他的失败，这可能是对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们用柔软的双手捧起泥土，哪里还分得清什么胜方败方？只知道这是男人的血，这是不干的土。加几滴我们的眼泪进去拌一拌吧，至于这座山丘的含义，我们心里清楚。
二
滑铁卢战场遗址，自然由当年的胜利者保存和修复。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游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骑着白马的失败者。那座纪念山丘，两百多级高高的台阶，连小孩也在那里步步攀登。一队比利时的小学生全部爬到了顶部，一问，他们只知道拿破仑，不知道威灵顿。他们是小孩，而且并不是法国的。因此，当年垒筑这座山丘的意图，已经全部落空。
以往我们习惯于把战争分作正义和非正义两种，说起来很明快，其实事情要复杂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是非分明的战争比较好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分起来就有一点麻烦了。如果分不清就说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数古战场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踪影。
滑铁卢的战事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双方的人格魅力成为对比的主要坐标，胜败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由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与胜败相反。
审美心理曲线是一条长长的抛物线。人们关注拿破仑由来已久，尤其是他从放逐的小岛上直奔巴黎抢回皇位的传奇，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声声惊叹。滑铁卢，只是那个漂亮生命行程的一个终点。与拿破仑相比，可怜威灵顿，虽然胜利，却只有点而没有线。因此难怪连比利时的小学生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胜利高坡，来怀念他的手下败将。
其实岂止是今天的小学生，即便是战事结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国人，大家说起滑铁卢，也已经作为一个代表失败的词汇而不是胜利的词汇。可见，人们都把拿破仑当做了主体，不自觉地站到了他的一边。
世界上各个文化群落，都有不同的人格范型。荣格说，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一点不错。随便一数，就能举出创世人格、英雄人格、先知人格、使徒人格、苦寂人格、绅士人格、骑士人格、武士人格，以及中国人所追求的君子人格。拿破仑虽败犹荣，也与他所代表的人格范型有关，在我看来，是六分英雄人格，加上四分骑士人格。
蓝旗和孩子
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堂门口，一束灯光照射着那面静静垂落的蓝旗。在它后面，一排排国旗相拥而立，做它的后盾。这些国旗，原先高高地飘扬在各自的国界前。
几十里外滑铁卢人仰马翻、旗起旗落。究竟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滑铁卢比谁都疑惑，不知道该竖哪面旗。现在，终于有了这面旗，这才是结论。
对此我们似乎还缺少关心。昨天晚上我请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宋明江先生：当前欧洲什么事情最应该引起中国人重视？
大使说：欧盟。
以经济的联合为基础，防务、外交、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都一一呼应起来。当然麻烦不少，欧盟也步履谨慎，但一直没有后退。从未后退的小步子，日积月累，总会跨上一个大台阶。
我的很多读者预期我到欧洲旅行一定会醉心于它的历史文化，其实我倒是特别留心当前的发展。到了布鲁塞尔就像提纲挈领，看着欧洲如何脱胎换骨，挥别昨天。
记得在斯特拉斯堡欧盟的另一个办公处，我曾联想到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刻画的小佛朗士，并由他进一步联想到那个后来为欧洲联合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女士路易·韦丝，他们都是生长在欧洲冲突拉锯地带的男孩和女孩。我因此感叹，人类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许都来自麻烦之地男孩和女孩痴想的眼神。
没想到来到布鲁塞尔欧盟的最高总部一看，门口铁栅栏上真的爬着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们都是那样调皮、泼辣，大大咧咧爬到欧盟大门口来了，而且都抬头仰天、说说笑笑，几年都不下来。
我真佩服雕塑家们的设计。成人们最大胆的政治构思，无一不暗合孩子们的幻想；大凡孩子们无法理解的弯弯曲曲，成人们迟早也会摆脱出来。
这些孩子没有一点小绅士或小骑士的老成姿态。头发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绝旧时代对自己的打扮，扭头只顾新世纪。不知是由他们来塑造新世纪，还是让新世纪来塑造他们。
因此，欧盟总部大门口的这些孩子，是雕塑，是装饰，是门卫，更是理念。
海牙的老人
一
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中国流落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捡拾自己的旧信息，反而带走人家的老图像？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像样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聪明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
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叠。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
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二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我们找到了第一层门卫，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
走到主楼的正门，那里站着两位警卫。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原来她已完成任务，要离开了。主楼里边，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绕来绕去，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那里有几排椅子，她叫我们坐下休息，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听到一声热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她比较重要，因为她讲话很多，无拘无束。
从她口里越来越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说他要破例接待我们。我们问那人是谁，她一怔，然后笑了，说：“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他是国际法院副院长，今天特地让出时间来等你们。我现在领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这条路有点复杂，上二楼，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楼。她先领我们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审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看隔壁的审判庭。这两个地方今天都空着，一派古典贵族式的庄严肃穆。
从审判庭出来，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
才两下，门就开了，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你们来了？请进！请进！”——这更让我吃惊了，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
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法官。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史先生在这里很具威望，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国。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宽宽的落地窗前有一个会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国式的园林，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
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
答：我们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
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他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门户的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
这位国际大法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过些日子，他又要回上海了。当然上海不会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当你们坐在街边长椅上对于刚刚听来的国际新闻高谈阔论的时候，也许，背后有一道苍老而淡然的目光移过。
自己的真相
一
阿姆斯特丹说得上是一个色彩之都。
鲜花出口量全世界第一，又拥有最会摆弄色彩的伦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橱窗里赤裸裸站立的各种色情女郎，太让人眼花缭乱了。
我们到阿姆斯特丹之后，两辆车停在不同的停车场。一小时后传来消息，一辆被砸，一辆被撬。我的一台新买的数码相机，以及两个伙伴的手提电脑均不翼而飞。我从希腊开始拍摄的照片，全都贮存在那台数码相机里，这下算是全完了。
停车场是收了管理费的，但管理员却说这样的事情他们管不着。其实两个停车场都不大，里边发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达才一小时就已经这样，这个平静的下马威使我们对这个色彩之都纳闷起来。
到处都在修路，又是阴雨绵绵，几个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乱叫，似极度兴奋，又似极度愤怒。
吸食大麻的苍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阶上手足无措，独自傻笑。
木阶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废弃的脚踏车在水里浸泡。
二
在西方大画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惨的恰恰是两个荷兰人，伦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不长，暂且不论；而伦勃朗碰到的实在是一件群体性的审美冤案，而且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
这件事，略知西方美术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前，忍不住还想复述几句。
事情发生时伦勃朗三十六岁。但是，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这件事几乎中断了他靠艺术创作来维持生计的正常生活，去世时只花费了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因此，这是通贯一代艺术大师终身的严重事件。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就设计一个情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单的世界美术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而且明暗、大小都不相同。他们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纷纷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限，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最让人惊讶的，是那些艺术评论家和作家。他们不可能感受不到这幅作品的光辉，他们也有资格对愚昧无知的保安射手和广大市民说几句开导话，稍稍给无端陷于重围的伦勃朗解点围，但他们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这幅作品前频频摇头，显得那么深刻。市民们看到他们摇头，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则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玩起了幽默。“你们说他画得太暗？他本来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传开“黑暗王子”这个绰号，伦勃朗再也无法挣脱。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当时亲戚朋友也给他提过。那就是再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
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一直在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一百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当然也都已去世。他们，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三
他的故居，这些年重新装修了，看起来他晚年不太贫困。但我记得在一本传记中读到，这房子当年因伦勃朗无力还债，被公证处拍卖掉了，伦勃朗不得不搬到一处极其简陋的犹太人的房子里去居住。这一点，故居的解释词中没有说明。里边反复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绍这些年修复故居的认真和艰难。
对此我有点不大高兴。记得早年曾经读过一本德国人写的伦勃朗传记里，其中有一个情节一直让我无法释怀。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师已经十分贫困。一天，磨磨蹭蹭来到早年的一个学生家。学生正在画画，需要临时雇用一个形貌粗野的模特儿，装扮成刽子手的姿态。大师便说：“我试试吧！”随手脱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这个姿态他摆了很久，感觉不错。但谁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学生的画框。画框上，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他真后悔这一眼。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情节时心头一震，泪如雨下。不为他的落魄，只为他的自我发现。
低劣的文化环境可以不断地糟践大师，使他忘记是谁，迷迷糊糊地沦落于闹市，求生于巷陌——这样的事情虽然悲苦却也不至于使我下泪，因为世间每时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别人判定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个特定机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时如噩梦初醒，天地倒转，惊恐万状。
此刻的伦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学生的画笔猛然点醒，一醒却看见自己脱衣露胸，像傻瓜一样站立着。更惊人的是，那个点醒自己的学生本人却没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远觑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儿是谁。
作为学生，不理解老师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谅，而忘记了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基本关系却无法饶恕。
学生画完了，照市场价格付给他报酬。他收下，步履蹒跚地回家。
这个情节，今天稍稍回想还是心里难受，便转身来到故居底层，买了一条印有大师签名的红领带，找一个无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种不同的字体装潢在大大小小的门面上，好像整个城市几百年来都为这个名字而存在，为这个名字在欢呼。但我只相信这个印在领带上的签名，那是大师用最轻微又最强韧的笔触在尘污中争辩：我是谁。
荷兰水
第一次听到荷兰这个地名，我六岁，在浙江余姚（今慈溪）乡下。
我读书早，六岁已二年级。那天放学，见不少人在我家里，围着正在写字的妈妈。原来河西老太病重，妈妈写信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子快速回乡。
突然，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种东西，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
“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她儿子，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后期一起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身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一听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
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的各种大命题。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摇头。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
玲珑小国
一
一个主权国家的全部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摩纳哥实在太小了。但是，这个袖珍小国却浓缩着四个隐形大国：赌博大国、邮票大国、赛车大国、旅游大国。
这四个隐形大国都具有俯视世界的地位。
就说赌博大国吧，蒙特卡洛赌场那种地毯厚厚、灯光柔柔、家具旧旧的老式贵族派头，连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说墨尔本、吉隆坡、澳门的那些豪华赌场了。全世界的赌场选“大佬”，看来还是非蒙特卡洛莫属。
更让人惊异的是赛车。那么小的国家，不可能另选赛车场地，这些蜿蜒于山坡上的真实街道就是赛车跑道。到时候街道边人山人海，拥挤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而跑道上则奔驰着五光十色的各种赛车。我们没有赶上赛车季节，只是顺着赛车的路线绕了两圈，奇怪的是每辆车的驾驶员似乎都认得路线。一问，原来都是从每次赛车的电视转播中看熟了的。
其实在摩纳哥，最能冲击游人感官的，是海滨山崖上的一排排豪宅。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级富豪选择的终老之地。据我历来读到的资料，很多绑匪、巨盗、毒枭疯狂敛财，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能在摩纳哥舒舒服服地隐居。
为此，我每次来摩纳哥都会看着这些房子出神，心想多少人终于没有拿到钥匙而只能永久地呆在监狱里傻想了，而拿到了钥匙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不敢出门。一扇扇花岗岩框的木门紧锁着，脚下碧波间，白色的私家游艇也很少解缆。偶尔解缆于没有风浪的月夜，如贴水而飞的白鸥，只把全部秘密倾吐给地中海。
这次去，我还发现了摩纳哥的另一个秘密。它就躲藏在那幢最宏伟的公共建筑——海洋学博物馆里。
如果有时间把这个博物馆看得细一点，就会发现大量展品都出自于一种长年累月的出海考察。而这一切的指挥者，就是摩纳哥的国家元首阿尔贝一世。
这位国家元首亲自以专家的身份率队出海，整整二十八次，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学的创始人。
可以看到当年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我连看两段就很感动。阿尔贝一世在颠簸的海船上完全不像一个国家元首，而是一名不辞辛劳的科学家。夜晚来临，他们只能栖宿荒岛，狂风袭来，他慌忙去捡拾吹落的风帽。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欧洲大地当时正兵荒马乱，他统治的小国哪有周旋之力，于是干脆转身，背对战尘面对大海。就在他捡拾风帽的时刻，多少欧洲君主也在为捡拾皇冠而奔忙。
作为小国之君他无足轻重，但在人类探索自然的领域，他做过真正的君王。
二
比摩纳哥大一点的小国，是圣马力诺。所谓“大一点”却大了三十多倍，总共六十平方公里吧，大约是上海市的百分之一。
圣马力诺嵌在意大利中部，进出要经过意大利海滨小城里米尼，那我们干脆就在里米尼住下了。
里米尼的海滩很棒，碧海蓝天间最出风头的是皮肤晒得黝黑的苗条女子和身材健硕的光头男子。奇怪的是，苗条女子身边总有一个男友，而光头男子背后却没有女性，只跟着几个小伙子。
靠近海滩的街道上，有一种营生很热闹，就是替刚刚从海水里钻出来的年轻旅客描绘皮肤花纹。只是描绘，不是刺青。皮肤已经晒黑，描上金线银线，花草摇曳、鱼虫舞动，描得多了就像绷了一件贴身花衫。
圣马力诺是一座山城，道路盘旋重叠。据说公元三世纪一个叫马力诺的石匠为逃避宗教迫害从亚得里亚海的对岸来此藏身并传教，因而有了这个地名。看来看去，这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这位石匠留下了一些淳朴的政治遗嘱，使这个小国成了欧洲最早的共和国。
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把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突然发现，在意大利的国土之内居然还有如此一个芥末小国。他饶有兴趣地吩咐部下，找这个小国的首领来谈一谈历史。
谁知一谈之下，他渐渐严肃起来，双目炯炯有神，立即宣布允许圣马力诺继续独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拨一些领土给它，让它稍稍像样一点。
但是，圣马力诺人告诉拿破仑，他们的国父说过：“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给别人一寸土地。”国父，就是那位石匠马力诺。
我相信这个回答一定使拿破仑沉默良久。他连年夺城略地，气焰熏天，没想到在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个价值系统。他没有发火，只是恭敬地点头，同意圣马力诺对加拨领土的拒绝。
与拿破仑对话的人，是圣马力诺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叫执政。他的出任方式，不仅与拿破仑不一样，也与全世界各国的行政长官不一样，是一种特别原始又特别彻底的民主选举办法。
简单说来，全国普选产生六十名议员，不识字的选民由年轻的女学生代为投票，因为女学生洁净无瑕；由这六十名议员在普通公民中选择二十名最高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再投票从中选出六人；最后，从民众中挑出一个盲童，让他从六人中抽出两人的名单，作为最高行政长官。
最高行政长官的国际地位，相当于各国总统，但只任期半年，不得连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难连任。如果被选出的人拒绝上任或半途离任，却要承受巨额罚款。上任时仪式隆重，当任长官长袍圆帽，佩戴勋章，在鼓号乐队的簇拥下全城游行。
这些奇怪的规定，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个小国中就像保存一种标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全国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圣马力诺的民众早早地懂得，越是处理复杂事务，越是需要动用孩童般的单纯。
三
再大一号的小国是列支敦士登，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中间，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兹。最明显的标志是山巅危崖上的一个王子城堡，当今皇家住处。其实这个首都只是干干净净一条街，齐齐整整两排楼，在热闹处有几十家店铺。
一进店就知道这里富裕，价格说明一切。
小国多是邮票大国，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卖。刚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实在精美。连对集邮兴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王室成员婚礼和王室收藏的鲁本斯绘画各一套，又配上几套杂票。结算时价格不菲，才知轻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个首都快速走完。路上新旧建筑都有，相比之下，邮票大厦最有派头。大厦廊厅边上见到一些信箱，联想到列支敦士登为了吸引外资，制定了极其方便的公司注册的规则，甚至连住房地址都不要，只须申请一个邮政信箱即可。这事对我有点诱惑，心想何不轻轻松松开办一家注册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传播公司，然后再在国内找个公司搞中外合资。但一想山高水远，也就算了。
我终于找到了做过首相府的那栋楼，现在是一家老式旅馆。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里边，而且我还知道，地下室是监狱。
这些知识，都来自于一个未被查证的传说。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牵，下班晚了，到大门口才发现门已被锁，无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无奈。地下室上来一个人，拿出钥匙帮他开了门。副首相以为是开门人住在地下室，一问，谁知这是关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为什么会掌握大门钥匙？是偷的，还是偷了重铸后又把原物放回？这不重要，副首相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囚徒掌握了钥匙为什么不逃走？
于是他就当面发问。
囚徒说：“我们国家这么小，人人都认识，我逃到哪儿去？”
“那么，为什么不逃到外国去呢？”
囚徒说：“你这个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好？”
于是他无处可逃，反锁上门，走回地下室。
四
这些袖珍小国中最大的一个是安道尔，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经说过：“你没有去过安道尔？那还算什么旅行家？”这样的口气我们都知道要反着听。表面上好像在说安道尔是非去不可的国家，其实是用夸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为旅行家的至高标准。因此反而证明，安道尔在他的时代很难到达。
当然很难。从法国到安道尔，必须翻越比利牛斯山。这中间要穿峡谷、爬山顶、跨激溪，即便是被称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转八拐地旋上去。我去时，已在下雪。
安道尔挤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一直被这两个大国争来夺去，没办法，只能从十三世纪开始向它们进贡。
我对于七百年不变的进贡数字很感兴趣。
安道尔每逢单数年向法国进贡九百六十法郎，相当于一百多美元；双数年则向西班牙进贡四百三十比塞塔，相当于两个多美元。同时各附火腿二十只，腌鸡十二只，奶酪十二块。直到今天仍是这个数字，就像一个山民走亲戚。不知作为发达国家的法国和西班牙，以什么仪式来迎接这些贡品？
我觉得应该隆重。因为现代社会虽然富有，却缺少原始政治的淳朴风味。唯淳朴才能久远。
进入安道尔国土之后，到首都安道尔城还有一段路。路边有一些房子，以灰色石块为墙，以黑色石片做瓦，很好看。城市的房舍就没有这么好看了，但在市中心有水声轰鸣，走近一看竟是山溪汇流，如瀑如潮。壮观在不便壮观的地方，因此更加壮观。
在安道尔的商店里我看着每件商品的标价牌就笑了。
安道尔小得没有自己的货币。旅游是它的第一财政收入，而旅游者来自世界各国。因此需要在每件商品上标明以各国货币换算的各种价格。但用哪一种文字来标呢？想来想去采用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各国的国旗代表各国货币，一目了然。
这一来，事情就变得非常有趣。你即使去买一双袜子，拿起标价牌一看就像到了联合国总部门口，百旗并列，五光十色，一片热闹。每个国家，尤其是领头的那些发达国家，全都庄严地举着国旗在为安道尔的一双袜子而大声报价，而且由于那么多国家挤在一起，看上去还竞争激烈。
这真是小商品的大造化，小国家的大排场。
夜宿安道尔，高山堵窗，夜风甚凉。读书至半夜，想到窗外是被重重关山包围着的小空间，这个小空间又藏在欧洲腹地深处，觉得有点奇怪。
近处山峦的顶部已经积雪。这还只是秋天，不知到了严冬季节，这儿的人们会不会出行，又如何出行？甚至，是否会出现因某次雪崩而消失了一个国家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