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

时间来到了1938年。新年刚过，蒋介石就宣布辞去多项兼职，专事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所有精力都专注于中国的抗战。

战场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一系列大城市相继沦陷。广大的华北地区以及富庶的沪杭地区沦落敌手，对于中国军队而言，必须尽快遏制战场上的颓势。而对于日军而言，尽管战场上的进程无比顺利，但结束战争的希望却变得遥遥无期。一系列战术性的胜利反而导致日军在战略上逐渐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半年时间已过，日军豪言在三个月内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目标已成泡影。边战边退的国民党军成功地将战线拉长，持久战的格局已经逐步形成，这是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南京陷落之后，停留在津浦路北段的日军和淞沪地区的日本被中原分隔，打通津浦路成为日军的当务之急。在这条铁路大动脉上，首先进入日军视野的战略要点便是自古以来发生过无数次决定性战役的徐州。对日军而言，夺取徐州就可以将南北战场连为一体，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也尽收囊中。同时，从徐州沿陇海路西进就可以占领中原重镇郑州，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从中原腹地出发既可南下平汉路攻取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基地武汉，也可继续进逼西安夺取关中之地。

就战争本身的进程来看，日本最感困难的就是兵力不足。东京大本营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至少需要60个师团的兵力。1938年1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主张为使中国彻底屈服必须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3月，日本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4月，公布拨款48亿日元作为临时军费预算，此举使得日本的战争预算已高达80亿日元。

在1938年初，东京大本营和在中国前线的日军将领对于未来的战争走向，再次产生了重大分歧。那就是，在中国的战争是否还要一鼓作气地打下去？

在华两大军事集团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早在1937年年底就多次向大本营陈述，有必要在徐州和武汉等地域展开大规模的作战，使中国彻底丧失继续战争下去的能力。但是大本营认为，在国内确保编成6个新的师团之前，首要的任务是巩固现有的战争成果，绝对不能进行新的作战。只以“增强态势为原则”，待兵力整备完毕后，进行彻底的积极作战，一举解决中国问题。

攻占南京之后，大本营对原来的华中方面军进行了调整，更名为华中派遣军。由于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松井石根被免去了司令官的职务，改由畑俊六陆军大将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派遣军认为，他们依靠现有的兵力，有能力沿津浦路北上，配合华北方面军一举攻占徐州。寺内寿一率领的华北方面军更是急切希望快速南下，与华中方面军津浦路上会师。两路日军都坚信，南北日军在徐州会师之日，便是中国政府彻底屈服之时。

两路日军决定以战场上的既成事实迫使东京大本营屈从他们的意愿，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第十师团分别沿着津浦路和潍台公路南下为主攻方向，华中派遣军第九师团以及第一〇一旅团沿津浦路和运河北上为助攻方向。同时，华北方面军第十四师团南渡黄河到达鲁西南，再向西直趋开封、郑州，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师团北渡淮河之后直奔永城切断陇海铁路。先期歼灭在徐州附近集结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后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各路日军会合后再沿平汉铁路南夺武汉。

日军将要进攻的鲁南和苏北区域，在国民党军战场划分上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就是桂系名将李宗仁。作为蒋介石一生明争暗斗的对手，李宗仁在1937年10月10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时对蒋介石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委员长不能隔着他越级指挥。当此用人之际，蒋对李提出的这一要求慨然允诺。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师外加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28.8万人。人数看起来似乎不算少，但是这些部队组成复杂，川军、西北军、东北军、鲁军等都有，基本上属于国民党军中的三四流部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杂牌军。由桂系出身的李宗仁来统一指挥，难免有不太顺手之感。李宗仁当前的任务，就要用这些破鱼烂虾做出一桌可口的美味佳肴来。

1937年12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师团北渡长江，前进至安徽池河东岸一线。1938年1月26日，第十三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一线发起进攻，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的顽强阻击。2月1日，日军占领临淮关。2日，占领蚌埠、凤阳。9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强渡淮河向北岸国民党军发起猛烈进攻，徐州会战自此拉开帷幕。

负责淮河守卫的第五十一军随即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战斗最激烈的5月13日，军长于学忠带着所有的师长和旅长都到了战场一线，双方进入拉锯战，国民党军防线多处被日方突破。李宗仁急令第五十九军紧急驰援，将伤亡惨重的第五十一军替换下来。这个第五十九军的军长，就是之前被国人辱骂为汉奸，急于在战场上一雪前耻的张自忠。同时，在淮河南岸，李宗仁以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固守炉桥地区，第七军协同第三十一军迂回攻击日军侧后方，迫使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五十九军、第五十一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全部恢复淮河以北阵地。第二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一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双方隔河对峙。日军南路的进攻受阻。

南路进攻受挫之后，日军被迫将“南北对进”改变为“南守北攻”，津浦路北段的局势霎时间严峻起来。负责津浦路北段防御的就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原属西北军的韩复榘，可不愿意跟日本人拼命，这货认为只要有钱有枪，到哪里都可以当大爷，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面对北路日军的进攻，韩复榘下令炸毁了黄河大桥，从黄河南岸撤退守军并将财产迅速往河南转移。得知消息的李宗仁心急如焚，迅即电令韩复榘，“各战区守土有责，不得退入其他战区”，韩复榘立即答复“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早把之前将冯玉祥所带河北之兵拒之门外时所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李宗仁只能电告蒋介石，蒋介石严令韩复榘死守济南。

可惜命令到达之时已经晚了，韩复榘已经放弃济南退守泰安，日军不战而得济南。老韩当然不会忘记在撤离济南之前，将银行里15000两黄金、30000两白银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统统带走。对于李宗仁要求韩复榘死守泰安的新命令，韩复榘再次答复道：“蒋介石南京都不守，凭什么让我守泰安？”感觉泰安也不安全的韩复榘很快又退到了济宁。李宗仁再次以恳求的语气请韩复榘死守济宁和运河，“哪怕是打一仗也行”。不说还好，一听这话韩复榘直接带人跑到河南、山东交界的巨野和曹县附近去了。就这样，韩复榘的10万大军不战而退，先后放弃黄河天险，弃守济南、泰安、曲阜、兖州，使得日军一路长驱直入，高歌猛进，于1938年1月11日占领济宁，逼近徐州。至此，第五战区原来的战略部署被完全打乱。

短短20多天，韩复榘率部接连狂奔数百公里，使得日军仅用一个半师团的兵力就占领了大半个山东。在之后召开的开封军事会议上，韩复榘被蒋介石以“作战不力，抗命不遵”的罪名逮捕，随后于1月24日在武汉执行枪决，老韩也有幸成为抗战之后第一个被枪毙的省府主席。

韩复榘被处决之后，接任第三集团军的孙桐萱奉命向东对济宁等地区进行反攻，但很快在日军的阻击和反攻下退回原地。

北路的日军分为东西两路。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为西路沿津浦路一路南下。之前，1月10日，日本海军在胶州湾登陆占领了防御薄弱的青岛。13日，到达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作为东路则从青岛沿胶济铁路西进，从潍县折向南，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等地，兵锋直指战略要地临沂。

2月21日，东路板垣第五师团开始进攻临沂。临时被从海州调来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第三军团第四十军。李宗仁致电庞炳勋，临沂为确保徐州之屏障，必须死守。实力上只相当于一个加强师的第三军团实际上只有13000人，拼了老命也无法抵御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的进攻，临沂在日军的猛攻下岌岌可危。李宗仁迅速调派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兼程驰援临沂。

之前驰援第五十一军的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接到命令之后立刻以最快速度向临沂方向增援。3月12日，张部到达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协同第四十军坚守临沂，激战五昼夜重创日军。随着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团骑兵增援部队的到来，张自忠率部发起全面反击，伤亡惨重的东路日军被迫向莒县方向撤退。

临沂城下，以前在内战中差点要了张自忠性命的老庞握住小张的手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上演了一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佳话。临沂之胜砍断了津浦路北路日军之一臂，促成了之后的台儿庄会战，国民党军各部围歼孤军深入矶谷师团之良机。

3月14日，西路日军第十师团长濑支队从济宁地区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第三集团军顽强抵抗进攻受挫。

第十师团另一路濑谷启少将率领的濑谷支队继续沿津浦铁路南进，3月14日进抵滕县。守卫滕县的就是第二战区阎锡山和第一战区程潜都不要的川军第一二二师。收留了这支流浪部队的李宗仁向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转达了蒋介石的电报，务必死守三天，给徐州防御争取宝贵的时间。装备低劣的川军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奉命增援的汤恩伯因为看不起杂牌军又迟迟不动。3月17日，看到即将城陷的王铭章让一起守城的滕县县长周同先走。这位颇有骨气的县长表示，“抗战以来只有殉国的将士，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本人绝不苟生，愿做第一个以身许国的地方官”。在滕县西北角的最后一块阵地上，王铭章被日军的机枪打中阵亡。周同在抚尸痛哭之后，跳城而死，城内300余名伤员用手榴弹集体自杀殉国。3月18日，滕县失陷。

战后，王铭章被追赠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亲拟挽联悼念王铭章。滕县民众找到了王铭章将军的遗骸并将其收殓，后经长江水运回四川。当江中英、法船只闻知船上运的就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尸体时，纷纷下半旗鸣笛致哀。

就在滕县陷落之时，沦陷中的南京，一个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伪政权宣告成立，又涌现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一大帮汉奸。

3月22日，濑谷支队不顾其余两路日军在其两侧进攻受阻的现实情况，孤军继续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抢夺头功。

李宗仁以善于守城的西北军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遇敌稍作接触，就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转入兰陵及其西北山区，诱敌深入后待机从侧后攻击破敌。选择汤恩伯所部作为侧击主力，其原因在于该部属于“中央军”主力，无论兵员还是装备都属于中国陆军中的精华。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之前在华北和山西战场上已遭受重大损失，能够作战的只剩下三个师的兵力。抵达台儿庄后，孙连仲下令由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负责守卫台儿庄正面阵地，第三十师和第二十七师负责左右两翼的防御，连孙连仲的集团军司令部都设在离台儿庄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足见其决死一战的信心和勇气。

3月24日，蒋介石亲赴徐州视察督导，返回时留下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3月27日，激战正酣之时，蒋介石不顾李宗仁的苦苦劝阻，带领“李、白”在台儿庄南车站接见了担任台儿庄主阵地防御的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受宠若惊的池师长当即向委员长表示：“我师决心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随后的事实说明，绝对是条汉子的池峰城一点儿都没吹牛。

3月23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与守军警戒部队接战。从24日起，日军开始反复向台儿庄展开进攻，守军池峰城第三十一师顽强抗击，攻守双方都抱定了必死之心。台儿庄一带宅室多为石头建筑，故每一房屋皆为一堡垒。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守军据房为垒誓死不退。

3月27日，台儿庄北城墙被日军炮火炸塌，小北门亦被摧毁，日军经三天三夜猛攻方冲进庄内，惨烈的巷战随后展开。双方都不断派出增援部队。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占领西门，切断了第三十一师师部与庄内的联系。到第二天，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

小小台儿庄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29日，林蔚转述蒋介石紧急电令：“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存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该军官兵死罪，即李长官、白副总长、林次长亦当严办。”

庄内的战斗还在持续。到4月2日，守城将士伤亡已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阵地已为日军占领，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不退，战局胶着。

第五战区下令以第二十军团汤恩伯主力向台儿庄机动击敌侧背，与第二集团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并以第三集团军进至临城、枣庄以北断敌后路。攻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顿时陷入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之中。为解濑谷支队之危，日军速以第五师团坂本支队从临沂驰援，随即遭到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七十五军的阻击和围攻。激战数日，伤亡惨重的坂本支队被迫撤退，日军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

4月3日，李宗仁下达了第五战区全面反攻的命令。国民党军的内外夹攻使得濑谷支队渐渐不支。经四天激战，日濑谷支队大部被歼，其残部于7日向峄城、枣庄“转进”。

台儿庄的胜利让蒋介石欣喜若狂，他要求李宗仁迅速出击，追击残敌，但李宗仁能指挥的孙连仲等杂牌军损失太大，几乎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有能力作战的汤恩伯部队又指挥不动，汤恩伯一向的作战原则也是避免攻坚。因为国民党军追击过于缓慢，败退的日军很快就形成新的防御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据说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为痛失追击良机气得“狠命揪自己的头发”。

此即为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大捷”。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伤亡数字是：第五师团亡1281人，伤5487人；第十师团亡1088人，伤4237人，合计伤亡超过万人。国民党军伤亡超过2万人。

就战役性质而言，台儿庄战役只是徐州会战中一次比较成功的阻击战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最后徐州沦陷的颓势。但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基本上都以付出惨重代价和失败而告终，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徐州战役之时，举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失败的悲观情绪。小小台儿庄一战，就让日军付出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让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战役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苏、美、英、法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充分报道和评论。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国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关注。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让世界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更多外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次大捷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也打热了蒋介石的头脑。蒋介石认为，要趁势在徐州地区再打出几个“台儿庄战役”，与日军实施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乎，全国各路人马纷纷接到命令奔赴徐州战场，使得徐州附近的中国兵力迅速超过了60万人。

此举正中日军下怀——这正是一举聚歼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天赐良机。台儿庄战役使得侵华日军的头脑一下子变得清醒起来。4月3日，日军大本营和陆军参谋本部联合下达“大陆指之106号”，要求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迅速调集兵力，围歼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华日军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以战场现有兵力在正面牵制国民党军主力，而日军主力则向西迂回从侧后包围徐州，试图一举歼灭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调兵遣将。日华北方面军第一一四师团以及淞沪地区的第十六师团等部队奉命奔赴徐州参加会战，连远在满洲的关东军都调来了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共计为18个师团，约40多万人，而投入徐州战场的就有8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五个半师团，华中派遣军两个半师团，总兵力超过了20万人，达到了侵华日军的半数以上。

担任在北面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任务的就是刚刚打了败仗的日军第十、第五两个师团。4月16日，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率先对临沂发起第二次攻击。负责增援的张自忠部被敌军阻击救援未果。19日中午，日军突入临沂城，庞炳勋率残部突围而出，临沂失陷。国民党军鲁南的战略支撑点丢失。

4月10日，日军第十师团自兖州推进到枣庄。18日，日军兵分三路开始进攻。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滇军第六十军逐次抵抗。26日，国民党军在台儿庄发动全线反击，在日军的顽强阻击下伤亡惨重。第五师团一部也很快加入战场。为了抵挡日军的攻势，国民党军主力开始逐渐向北线集中，日军将国民党军主力滞留在台儿庄周围的战略目标初步实现。

前线激战正酣。但日军的真实意图是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西侧迂回包围，用20万人包围歼灭这一带的国民党军主力60万。南面，日第六师团板井支队于4月23日从芜湖出发，连陷巢县、庐州。第一〇一师团佐藤支队4月24日从东台出发，先后占领盐城、阜宁。由于国民党军的主力大部分集中在北部，这两路日军并未遭到顽强阻击而得以长驱直入。

时值淮北大旱，河水干涸，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得以充分发挥。5月4日，集结在凤阳、蚌埠、怀远一带的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分别沿北淝河、涡河西岸北进。13日，攻陷蒙城、永城后，向江苏萧县、砀山进攻。在徐州主战场的西南方，日军已经出现在国民党军主力的侧后方。

5月9日，日军第十六师团从济宁出发强渡运河占领郓城。同时，第十四师团从河南濮阳南渡黄河，连陷山东菏泽、曹县后直插河南兰封，一举切断了陇海铁路。15日，南路日军第十六师团快速挺进队与北路日军在陇海路上会师，在阻断郑州方向国民党军增援的同时也堵住了徐州国民党军主力向西的退路。16日，日军第十师团离徐州的距离已经只剩下六公里，日军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初步形成。

到5月中旬，日军在徐州西侧布下的一张大网在慢慢张开并逐渐收紧。徐州国民党军突然出现的严重危机，使蒋介石因台儿庄胜利有点发热的大脑，霎时间又冷静下来。他突然意识到，日军的目的就是要围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50个精锐师。日军的战略企图既然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不但不现实，也失去了战略意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亦主张趁日军包围圈还没收紧之时，尽快突围。这次蒋介石没有丝毫犹豫，迅疾向第五战区下达放弃徐州寻机突围的撤退命令。

尽管南北两路来势凶猛，但日军毕竟兵力有限，在徐州附近形成的包围圈四处都是缝隙和漏洞。徐州战场的撤退与上海和南京的撤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第五战区得力有效的组织下，从5月16日开始，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各路人马相继冲出重围，陆续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

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700余人，越过敌之包围圈移驻潢川。留守徐州城的刘汝明部佯作死守之状，见各路大军撤尽，立即放弃徐州，巧妙地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安全转移，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空城计。

5月19日，徐州空城被日军占领。

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撤走之后，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还有国民党军20万大军，而孤军深入此地的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只有2万多人。国民党20万大军基本上都是战斗力很强的“中央军”。蒋介石试图在豫东地区再打出一个台儿庄大捷，下令薛岳带领孙桐萱、黄杰、李汉魂、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12个师围攻日第十四师团。一场围绕兰封展开的小范围围歼战随后打响。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日军被迫龟缩在一个小寨子——三义寨里负隅顽抗，连土肥原贤二的军刀都被国民党军缴获。但由于组织协调不力，加上几路日援军很快逼近，这一战役，最终仍以国民党军败退收场。规模并不大的“兰封会战”，被蒋介石自称为“战史上之千古笑柄”。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为此枪毙了作战不力的“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

随后，日第五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一一四师团开始对西撤国民党军实施猛烈追击，6月6日，河南首府开封陷落。日军前锋距离平汉、陇海南北两大干线的交会点郑州只剩下70公里的路程。

为阻止日军快速推进，中国统帅部无奈做出决定，于6月9日下令在郑州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滚滚黄河之水咆哮而出，开始肆虐豫、皖、苏三省，形成了50余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将南北两路日军彻底隔绝。进攻跑得最快的日第十四、第十六两个师团部分部队也被包围其中。第十四师团一部被洪水围困于中牟县城。位于泛滥区中心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一部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战车等重武器均沉于水底，大批士兵被冲走或淹死。为了解救被洪水围困、补给断绝的部队，日军被迫实施了空投，随后也只能派出舟艇和工兵部队将被围日军救走。泛滥区以东的日军只能望洋兴叹，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

徐州会战至此结束。中国军队投入兵力60万人，伤亡超过10万人。日军投入兵力约24万人，伤亡近3万人。

徐州会战尽管仍以国民党军的失败告终，但中国军队在会战中的表现已经可圈可点，甚至能在局部打出漂亮的短传配合。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坚守徐州地区长达5个月之久，充分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为中国军队在武汉的集结、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日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发起的徐州会战照样没有实现“导致中国丧失战斗意志”的战略目标。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新的扩军计划尚未完成，根本无力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从本来就已经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调集部队。此举不但使参加徐州会战的兵力不足，无法完成围歼徐州60万中国军队的任务，还造成留置后方守住所占之地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的参战导致原来的防地被国民党军光复。在晋南的日第二十师团甚至被国民党军昼夜围攻。当时日军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无奈只有采取空投进行补给，补给不足的第二十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以及野菜、树叶、青草充饥。陷入困境的绝不仅仅是第二十师团，被日军占领的华北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定态势。徐州会战之后，日军战略主导能力开始逐渐减弱，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已成南柯一梦。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尽快完成以川、滇、贵为西南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

同日，蒋介石再次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要“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