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课　结课闭门

余秋雨：

按照原定计划，中国文化史的四十七堂课已经完成。课程结束时，教师总会做一个总结，我想了很久，决定不做这件事了。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不一样，历史并没有什么规律，一段与一段都不一样，今后的发展更无法预计，因此，硬要去总结是一种粗暴，除非，是为了写论文。

我记得英国哲学家罗素写的一个回忆。在“十月革命”之后，西方世界都敌视苏联的新政权，罗素却决定亲自去访问。这让苏联当权者非常高兴，派出一批革命学者陪着他坐船游历伏尔加河。船上时间很长，他与那些革命学者有了充分交谈的机会。罗素发现，这些革命学者的最大特点，是自以为完全弄清了人类历史的全部规律。不管说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复杂问题，他们都有结论，而且是共同的结论。这让罗素这位世界著名的大学者非常吃惊，后来又开始厌倦，不想听了。他一次次力图摆脱他们的说教，让船停靠在小岛上，听贫苦流浪渔民的哀伤演唱。

其实我们也很熟悉苏联学者的这种毛病。环视身边，总有那么多文人、学士，觉得天下一切事物的规律一清二楚，而且都牢牢捏在自己手上。在北大校园走一走，就能看到不少教师和学生都有这种随时准备给你讲解各种结论的气度，只等有人来问。

因此，我们这门课反其道而行之，不做结论。不是谦虚，而确实不存在这种结论。但是，不做结论好像很难结束一件事情，就像要离开一个老院子了，却没有把后门关住。

我想了一个关门的好办法，那就是跳开历史的通道，说说同学们毕业后一定会遇到的一些文化现象。什么文化现象呢？请记住，你们今天很少再有机会接触我们上课时所说的一切了，经常遭遇的，大多是当代的负面文化。

这就是说，我们要用负面文化来结束课程了。

在一个负面的点上离开，好像不妥吧？妥，我说。你看后门，总是背过身来才关上的。

你们是中国文化的天然继承者，因此，你们即将遭遇到的负面文化，也必然成为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且，那些负面文化的根脉，确实也来自过去。不妨说，它们从历史中来，遇到特别气候，重新发育，成了新的历史。新的历史中当然也有很多正面文化，这已被说得太多，我们时间不多，也就省略了。

我算了算，你们毕业后一定会遇到的负面文化，大概有五六种。这要一一说起来，就太长了。我想选择其中一个，像“解剖麻雀”一样做一个示范。选中的一个，叫“刀笔文化”。

“刀笔文化”也可称之为攻讦文化、诽谤文化、谗夫文化、诛心文化、匕首文化、整人文化。一听名目，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这种文化，古代一直存在，却一直没有形成气候。

为什么没有成气候？因为中国的文气、文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正面共识。

从《周易》、《尚书》、《左传》、《论语》开始，到诸子百家，各书各家所立文字，虽然体裁不一，观点各异，却呈现出一种相通的风范和品质。那就是：正派、大方、高尚、简约。虽有重言，却无恶语；虽有批判，却无阴损。对于论敌，不管争执多么激烈，也都互相视作君子。言语所及，多辩大道，而不涉私恨。

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奠基，使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一直都离不开这种“正脉血统”。

世上当然有大量的恶浊需要清除，但中国文化反对以恶浊来清除恶浊。因为那样不仅不能清除，反而让恶浊倍增。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都写到了他们极为反感的恶浊，但他们是动用了什么样的语言和文风？我想大家都记得，前面的课程中都讲过了。

我建议大家有空去读一读魏晋时期那位嵇康所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明明是一封绝交信，写的人又是一位不惜赴死的壮士，请看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文笔和口气。

现在有些文人总是随手对着不认识的名人投掷石块，而真正一遇灾难他们又逃得比谁都快。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面前，他们不知会不会无地自容？

有人告诉我，他们不会无地自容，只会捡起石块，向着遥远的嵇康投去，因为他让他们不舒服了。

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恶毒文字的出现，首先不是在文坛，而是在朝廷。朝廷上的输赢，你死我活，因此，告发密奏，当堂严斥，句句见血，如同刀戟。这种情况，到了明、清两代实行“文字狱”的时候，便由一批“刀笔吏”和“文化鹰犬”引入到了文坛。文坛，在万分惊惧之后，也渐渐适应了恶毒和凶猛。

文坛的恶毒和凶猛，呈现出了与官场不同的特征。那就是把夸张的虚构的愤怒铺排得抑扬顿挫，再加添一点儿文史知识和感**彩。因此也就戴上了文化的面具，足以蛊惑和欺骗很多民众。

一切潜伏在文化中的恶毒和凶猛，很有吸引力，也有某种实用性，因此慢慢鼓荡开来，成为某些文人的表演方式，又渐渐沉淀为他们的本能。我们常见这样的文人，在日常生活中萎靡、胆怯、平庸，但一拿起笔，却激烈、暴虐、蛮横，而且邪思滚滚，劣词滔滔，可谓才华横溢。他们的人格，已被刀笔重塑。

官场的恶毒是为了影响皇帝，文坛的恶毒是为了影响民众。在现代出版业和现代传媒业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文坛的恶毒没有途径影响民众，因此基本上还缺少“用武之地”。“刀笔”再凶，毕竟不是真刀，必须要靠很多读者的误信、起哄，才能真正伤人。正因为如此，“刀笔文化”的摇篮，是旧上海新冒出来的那些报纸杂志。然后，又波及少数“开埠”或“半开埠”城市。

正巧，那时，中国社会上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纵横交错，为“刀笔文化”提供了大量话题。中国文化在转型和断裂之中很容易会失落前面说到的“正脉血统”，而各种争斗中的相关首领又会鼓励文人们以攻讦、毁谤的方式对付敌对势力，于是刀笔渐渐成为报刊间的一种让人害怕的特殊势力。文人只要狠心一试，又容易获得名利。一些不错的作家由于心存苦闷也会涉足其间，结果，他们原有的文化名声也就加重了刀笔的分量。

那样的时代，孔子、孟子没人读了，《尚书》、《左传》读不懂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没有人知道了。结果，很多初涉文化的年轻人，就把那些刀笔当作了文化的正统，文学的范本，这就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误会。

在中国现代，有一些赞颂性的词句，一听，大多是在表扬刀笔文化。例如：“摧枯拉朽”、“令敌丧胆”、“一针见血”、“刺刀见红”、“击中要害”，等等。在“**”灾难中，甚至流行着“拿起笔，做刀枪”的口号，那是对刀笔的最直接注释了。

我们北京大学，是刀笔的重要养成地。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的种种刀笔，追根溯源，大多与北大有关。我很怕你们中有些人，以后也投入刀笔之阵，因此要在这门课关门之前郑重劝阻。

刀笔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因为它构成了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很容易把人“旋”进去，因此要做一些分析。

刀笔文化由以下四项逻辑构成——

第一项逻辑：因进攻而正义。

凡刀笔，都自封正义。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颠倒的逻辑。正常的说法，是“为正义而进攻”，但是，刀笔的逻辑反了过来：“既然进攻，当然正义。”在根子上，这已经接近强盗逻辑：“我抢劫你们，证明你具有被抢劫的资源，所以应该被抢劫。”

有些进攻者表面上没有那么蛮横，也能讲出一点儿理由，但是，即使把那一点儿理由放大千倍，也抵不过进攻所造成的伤害。

我们中国人常常会产生一种误会，认为那些文字上的进攻和诬陷只是“笔墨官司”，而“笔墨官司”就不是“官司”。连法学界也有不少人认为，动手打一个人是犯法的，而发表文章诽谤一个人则未必。这说明，我们至今还只是把人看成是一种肌肤存在、肉体存在，而不是人格存在、名誉存在。动手打了一个人，当然是坏事，但肌肤的痛感很快就会过去；但是，公开发文诽谤一个人，很可能伤及心灵，影响广远，很难康复。

你们年轻，也许会天真地认为，那种刀笔可能也会有一点儿积极作用吧？你们肯定是把刀笔与正义人士对贪官污吏、腐败衙门的揭露混为一谈了。其实，自古以来，刀笔多数就是“衙门周边人”，或曰书吏，或曰笔佣，或曰文侍，却又装成出世闲人。他们为什么能在衙门近旁如此放胆冲杀，大多是因为先在衙门里打听到社会上哪些名人即使被攻击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便立即举笔为刀，杀声震天。对于衙门内外的各路“达人”，他们只会小心奉承，紧紧追随。因此，你们如果要问，刀笔在批判官场弊病、社会黑暗上有没有可能发挥一点儿正面作用，我的回答是，一点儿也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我比你们年长，见过太多的刀笔行径，因此可以回答得如此斩钉截铁。

其实，你们只要从最轻微处着眼，看看文学评论方面的刀笔，就知道了。他们如此辛辣尖刻，有没有对哪一个被攻击的作家带来过一丝一毫的帮助？几十年过去了，完全没有发现。那么，他们有没有对其他读者带来一丝一毫的启发？几十年过去了，完全没有发现。如果有，请举一例，只需一例。

这正像，有些流氓会从楼房窗口向院子里的居民抛掷污秽之物，臭气冲天，人人逃奔，你总不能说，这些污秽之物对于院里的花草也会起到一点儿“施肥”的正面作用。何况，他们除了污秽之物外，还会抛掷碎砖和石块。

刀笔文化的第二项逻辑：因虚假而激烈。

刀笔文化所依凭的，绝大多数是谣言。或许有一点儿起因，却被无限扩大，其实也成了谣言。因此，刀笔文化又可以称之为“谣诼文化”。

正是过分的激烈，暴露了他们的虚假。

在生活中，一切真实的话语，都不必激烈。譬如，在座的王安安是吉林人，王牧笛是黑龙江人，如果有一个人把你们的籍贯说颠倒了，那么，另一个知道你们真实籍贯的人会激愤吗？你们自己会激愤吗？都不会。凡拥有真实，总是平静的。

只有一种人，硬要编排你们是从韩国偷渡过来的，是从日本偷渡过来的，才会为这种编排设计触目惊心的情节，伪造耸人听闻的原因。这还不算，他还会抨击你们“冒充中国人”而义愤填膺。他们知道，只有义愤填膺，才会解除社会的疑惑，才会堵塞你们的自辩。

很快，他们的义愤填膺已经变成了痛不欲生。

除了用激烈的方式为虚假掩饰、为虚假壮胆之外，刀笔的激烈还有其他原因，往往说不出口。

譬如很多年前，我还在担任“上海写作学会会长”，与几位年长的文科教授一起茶叙，说起当时有几个现代文学专业的青年教师不知怎么变得非常暴躁。他们发表文章批评几位作家的作品，用语之狠辣已与文学无关，似乎在呵斥惯偷和逃犯。这显然已经属于人身攻击，被攻击的作家本来可诉诸法律，但即使赢在法庭上也一定被加倍糟践，因此都忍气吞声。

几位年长的文科教授实在看不下去，觉得此风不可长，就要求写作学会做一些调解。我派了两位大学里的朋友去了解情况，结果，叫人既好气，又好笑。

原来，一个青年教师上课时看到学生没有专心听，在看别的书，就走到座位上察看，发现学生看的是某位作家的书。他立即觉得这位作家“抢了自己的戏码”，于是也就成了他激烈攻击的对象。

第二个青年教师比较简单，听到自己正在热恋的女友竟然充满热情地高度评价了某作家，尽管女友并不认识这位作家，但青年教师还是妒火中烧，卷袖拿笔。

第三位青年教师复杂一点儿。他正在计划购房，为了房价打折，去拜访了开发商。开发商的妻子正在学写小说，却把一位女作家当作了竞争高下的对手。那位妻子在闲谈时表述了种种意向，这位教师为了购房打折，就写起了以“灭杀”为目的的文章。

这些事情都很低俗，却共同证明了一点：凶狠的批评与被批评的作品和作家，基本无关。凶狠的原因，在作品之外。

我降低了自己的文化等级来讲述这些低俗的事，显然是一种“人格牺牲”。这么做的目的，是要你们永远也不要沾染刀笔之风。一旦沾染，我和其他在场的同学都会用同样等级的理由来猜度你。这是我预埋了一颗**。

现在我且把等级提高，恢复到我们应有的水准来说几句话。我与你们相处那么久，觉得你们都很善良、很理性。因此，如果伪装激愤地攻击一个人，是对你们本身的虚假，对不起你们自身高贵的人格。

据我长期观察，一个人只要有过一次这样的攻击，一辈子就蒙上了阴影，成了自己毕生的魔咒。人生什么地方都可能拐脚，却不可在人格建构中失足。人格有一种恐怖的贮存功能，一旦失足便铭刻久远。因此，千万不要走刀笔的路，哪怕是几步。

刀笔文化的第三项逻辑：因无险而勇敢。

刀笔文化最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勇敢。其实，这种勇敢并不存在，因为这种行为没有风险。正因为没有风险，因此他们就极其放松地扮演勇敢，好像自己就是当年的史可法、文天祥。有一些幼稚的读者也相信了，以为他们是在“上刀山，下火海”。

对这种“勇敢”，我们可以代他们略加盘点。

首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法制现状，那些刀笔一时还不太容易以诽谤、诬陷、侮辱的罪名进入刑案。如果受害方以“侵害名誉权”的理由做民事诉讼，则大多长年累月、烦不胜烦。而且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刀笔又会在报刊上借以造势扬名、嬉笑怒骂，而跟随的喽啰们必然成群结队。受害者大多是老实人，不可能在报刊上与他们反复厮磨，往往无奈地以撤诉和调解作为了结。因此，刀笔在法律上相当安全。

另一方面，民间舆论也会站在刀笔一边。民间不是没有正义，某些问题也能在民众的搜索中揭示真相。但是，刀笔所呈现的，并不是可以搜索的社会问题，而是一种莫名的仇恨，一腔无由的怒火，民众无从判别。刀笔们倾泻之初就把自己打扮成“弱势群体”，让多数民众把他们引为自己的同类，于是受伤者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很难挣扎出来。万一挣扎出来，民众的关注点早已转到百里之外，不再有任何兴趣去回忆前几个月发生过的伤害事件。而刀笔们不知又在向第几个受害者动手了，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毫发无损，因此越杀越勇，全无忌惮。

我再说一遍：没有风险的勇敢不是勇敢，只是残暴和无赖。

刀笔文化的第四项逻辑：因传媒而称霸。

我前面说过，刀笔从一开始就是借着旧上海的传媒来影响民众的，时至今日，人们在当代传媒的波涌浪叠中，越来越失去深入阅读的耐心，越来越容易接受剑起斧落、血光闪闪的刀笔文化。于是，刀笔和大批非理性的民众，建立了一个互惠、互通的紧密联盟。刀笔吸引这些民众，这些民众又指引刀笔。可以预见，这些民众原来身上的狭隘、实用、显摆、恐高、妒美、鄙雅的文化劣根性，从此会由刀笔文化进行暴力挟持，从而使高层文化逐渐萎缩。这种趋势，目前在传媒间已有明显端倪。

有一个惯常的误会，以为多数民众能够本能地接受和保护高层文化。其实，这个“本能”应该反过来。

在政治上，民主选举有可能选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人，但文化全然不同。一群街边大娘有资格选举一个乡长，却没有资格来褒贬这位乡长的诗文，如果这位乡长诗文够格。扩而大之，人数越多，在判断高层文化上越是为难。这不是贬低民众，而是因为高层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精神超越。越超越，必然越孤独。民众中也可能有人能够领悟某些高层文化，但这些领悟也未必与作者的含意真正相通。而且，似乎领悟的人也未必有能力认识作品的整体地位并加以维护。因此，寂寞，必然属于一切伟大作品。后来，只是由于神秘的时间魔力，以及文化本身的自清自选功能，让某些作品留之于世，吸引文化精英和文化良知的生命归附。你们一定要明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最精彩部位，历来都不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那是一些冷僻山崖和凄凉废墟的组合，只是因为曾经有一些特别的声音从里边飘出，才被人们守住。但喧哗一起，便全盘消遁。

大家一定记得，我曾试着与大家做过一个实验性的文化游戏：以我们在课程中讲到过的那些作家、作品为例，设想一下，如果让他们所处时代的民众来“海选”，来“群评”，来“投票”，结果将会如何？

结果非常肯定：没有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会选出来。

按照现代的“民主程序”，扩大投票者吧？结果一样。展开大规模研讨吧？结果大乱。请专家们出来说话吧？结果更坏。传媒能做的，就是这些事，也就是更乱、更坏的事。

历史上，我们只记得，谁也没有去追随孤苦的屈原，谁也没有去安慰悲痛的司马迁。李白受屈的时候，多少民众齐声要求杀了他。苏东坡、李清照、曹雪芹都曾长期流落在民间，有谁在照顾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我们只能从他们留下的哀叹诗文中得知，民众始终没有站在他们一边。窥探他们的，反倒是一些刀笔，尽管那时还没有传媒，那些刀笔在民众中难于成势。

也许有人辩护说，当时的民众无法通过传媒了解真相。但是，如果我们设想把时间挪后，传媒真是公布了刀笔们对这些文化大师们的揭发、批判、曝光，刀笔们的言语又是那样通俗、入世、刁钻、麻辣、狠毒，而这些文化大师又都不善自辩……那么，请想想，一切将会如何？

不必怀疑，由传媒所鼓动的民众喧哗，由民众喧哗所拥戴的刀笔文化，是一切高层文化的死刑判官。

现在有些文化人出于好心，试图借助传媒，“雅俗共赏”地来讲述一点儿高层文化。有几位，在电视上已经讲了一二十年。但事实证明，这些讲述全被刀笔文化的势头压歪了。于是，讲述也只得渐渐偏向闲扯，偏向从众，偏向琐碎，观念多年重复，水准长久不变，又丝毫不敢对刀笔文化和其他嚣张的负面文化做任何抗争，那就只能拉着一批粉丝共赴无聊。传媒的天然霸主，只能是刀笔文化。

好，说了那么多，我可以略为归纳一下了。

刀笔，虽从古代传来，却是中国文化的现代灾难。在二十世纪前期，它们以所谓“战斗”剥夺了中国文化的“正脉血统”，在二十世纪后期，则成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血腥打手，尤其在“**”灾难中更是罪行累累。新时期开始以后，刀笔潜伏过一段时间，却在世纪之交沉渣泛起。现在海内外都公认中国经济发展令人瞩目而社会风气和文化建设却令人担忧，至少一大半，与刀笔相关。中国多数慵懒的官员对刀笔并不反感，因为它们打碎了文化伦理，让文化更容易被随意掌控。结果，刀笔处于一种上面有默许、四周有怂恿、后面有追随的明星状态，甚至经常被评为“言论领袖”、“城市良心”之类，实在是当前中国文化的一大祸害。

鉴于此，我不能不用长辈的身份劝一句：所谓文明，就是脱离丛林恶斗。我们能文，要倍加守护，时时提防兽性对人性的颠覆。

以上，就是我对刀笔文化的解析，也算是对一种负面文化的俘获性展示。同学们在今后遇到其他负面文化时，可以记起今天的这堂课，略做参考。

好，这下，我们的后门也可以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