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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达在办完那两件大事后，日常还是在城乡夫妻间跑腿。这事儿，年轻时做做还可以，待到自己也已经两鬓斑白，就有诸多不便了。

这年，在无锡谋生的一位同乡突然暴病而亡。他在家乡只有一位没有出过远门又不识字的妻子，还有两位老人，都不可能到无锡料理后事。但在无锡，又很难找得到同乡帮手。因此，只能选一位最有办事能力的年长者去。选中的，就是宋达。

当时在同乡眼中，宋达已经是“年长者”。

宋达对无锡也不熟悉，料理完种种后事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好不容易扶送棺木到了乡下，停在一处，他还要充当“报丧”的角色。

“报丧”是穿一身黑衣，手夹一把黑伞，伞柄朝前，低头快步朝死者家里走去。据说，“客死异乡”的人如果没有这么一位报丧的人，灵魂就不能回乡。

宋达按这种仪式来到死者家里，满脸戚容，尽量用委婉的语气向家门通报噩耗。可怜的妻子和老母哭得昏厥过去，宋达都不能离开。等到妻子回过神来，便咬牙切齿地咒骂城市，咒骂外出，连带也对宋达大声呵斥。宋达只能低眉顺眼，听之忍之，连声诺诺。

过一会儿，宋达还要把死者的遗物送去。死者的妻子和两位老人都会把这堆简陋的遗物当作死者生命的代价，怎么也不相信只有这一点点。红红的眼圈射出疑惑的利剑，宋达浑身不自在，真像盘剥了多少财物一般。直到他流了几身汗，赔了多少罪，才满脸晦气地走出死者的家。

怪谁呢？信客，肩上挑的不仅仅是货品，而且是家家户户的死生祸福。你，推不掉。

尽管，宋达的年龄，比死者还要大好几岁。

这事总算过去了，宋达想换换心情，为村子里最漂亮的少妇送一封信给上海的丈夫，顺便带一点新采的茶叶和竹笋。

最漂亮的少妇，就是月桥嫂的女儿。她们母女俩，撑起了方圆几十里地的美女支架。性格也差不多，羞涩，脸红，笑多，言少。女儿的丈夫在上海做得不错，已经是一个小老板，宋达见过。

宋达在上海按照地址，很快找到了小老板的住所。

房门是一个女人开的。女人烫着大波浪的卷发，衣服穿得很少。在她背后，是两条横拉着的细绳，晾挂着几件女人的内衣。宋达以为敲错门，正准备低头道歉，却在晾挂着的内衣下面，见到了光着上身的小老板。小老板也看见了他。

宋达见到小老板便皱起了眉头，重新打量那个女人。

那女人，不算丑，但与月桥嫂的女儿相比，却是天差地别。男人到了一个陌生的高地，就会对那里的女人高看一眼。甚至，不是高看一眼，而是美丑大颠荡。例如，这个小老板农村出生，见到上海的大波浪烫发已经自矮半截了，更经不住高跟鞋、口红、旗袍的冲击。于是，等手上有了点钱，就失去了方寸。

这种进城后的错乱，比较普遍。不止他一个人，都会认为头顶上那个刺眼的电灯，比家乡柳荫下的月色更漂亮；马路边那座水泥的厂房，比家乡秋风中的峰峦更神气。

但宋达已经没有这种错乱。他走遍各地，见多识广，早早地洗去了表面的惊讶、外在的诱惑，在层层对比中知道了真正的大美大丑。你这个小老板在外面乱找女人我管不着，但问题是，你的妻子在我心中是江南最出色的女子，这我就要管一管了。

一股怒气从宋达身上升起，不是为了道德，而是为了乡间的美丽和羞涩。但这毕竟是下一代的事情了，他很克制地用男低音说：“我是宋达，从家里给你带来了茶叶和竹笋。”

小老板知道宋达一来就必然坏事，居然开口就说：“什么宋达，我不认识，你走错了！”

这下宋达真来火了，说：“我没走错，这是你妻子写给你的信！”

信是那位同居女人拆看的，看罢就大哭大嚷。小老板为了平息那个女人，就说宋达是私闯民宅的小偷，拿出一封假信只是脱身伎俩。说着，还把他扭送到了马路对面的巡捕房。

宋达向警官解释了自己的身份，还拿出几个同乡的地址作为证明。传唤来的同乡很容易把他保了出来，他却关照同乡，不要把事情传回乡下。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妻子很难因丈夫的风流提出离婚。既然如此，还不如不让她知道。

宋达经历了这两件事，报丧的事和进巡捕房的事，实在深感疲惫，几乎疲惫得站不起身来了。

他经过几天思虑，郑重地决定不再做信客。好在现在他的离职，与多年前老信客的离职已经很不一样。交通便捷了，人流通畅了，城乡夫妻间的信息传递、货品往来，有了更多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