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造适应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艺术创造与社会审美水平之间的适应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我曾在《观众心理学》一书中作过专门论述，这里仍有必要在创造的命义下再度引申。

很多人都说，艺术要适应社会，适应民众。无数艺术家还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其实，真正自由的艺术，并不会消极地适应周际，它总会一再地突破老的适应关系，由自己来建立新的适度。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一，适应，并不永远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如果黑海夜航的船长的眼睛，完全适应了航标灯的灯光，那么，航标灯就大大降低了刺激他、提醒他的信号功能，很容易发生事故。于是，航标灯以一明一暗的节律，来打破眼睛的适应。同样，对于美的对象，欣赏者如果完全陷入适应，两者的审美关系就趋于疲顿。惊喜感失去了，发现的乐趣失去了，主体对于对象的趋求意向失去了，美的价值，自然也随之而锐减。

适应是一种惯性，一种惰力。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适应只是对审美关系的和谐性所作的停滞式的设想。正如世间的平衡都是相对的一样，适应也至多是对某些瞬间的粗浅描述。创造，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对适应的打破，改变和谐而又停滞的黏着状态，把动态过程往前推进。

任何推进都意味着不平衡，并以不平衡为动力。就像人走路，只要开步，左脚和右脚就会突破平列状态而产生离异；此后，一步一步，不是左脚追赶右脚，就是右脚追赶左脚，只要还在行进，从来也没有两脚完全平列的时候。如果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步关系”，那么，同步关系也就是互相追赶的关系。这是一种由永远的不适应而构成的前驱态势。迷恋平衡，迷恋适应，只能停步

。

但是，在这不息的过程中，确实也存在相对意义上的适应。这主要是指艺术作品与接受者进行对话的可能性、顺畅性和有效性。这种追求，既需要艺术家对接受者进行了解和体谅，又需要艺术家对接受者进行训练和濡养。追随接受者，是为了超越接受者，从而取得引导他们的权利。如果在这不息的过程中截取一个环节来解剖，那么，这里有两种适应：前一个是为了创造而采取的手段性适应

，后一个是在创造之后所达到的目的性适应

。后一个适应，是创造了接受者新的感官、新的观念、新的审美心理定势所达到的适应，因此是一种创造的适应

。

富有创造意识的艺术家每创造一个作品，都会使接受者产生一种或多或少的生疏感

，同时又推着接受者从生疏抵达熟习，这便创造了一种适应。相比之下，创造适应，比创造作品艰难得多，也伟大得多。

一切艺术家都在创造作品，但只有开风气之先的独创性艺术家，才能创造适应

。

一种新的适应，既是创造的产物，又是更新的创造的突破对象。因此，创造适应，本身也是层累不息的动态过程。与创造结缘的适应，只能承受一种永远变动的命运，只能无休无止地伴随着遗憾和不满。

二，创造适应，也就是创造人的审美感知系统和人格系统。这种认识，极大地提高了艺术在与生活的比照关系中的地位。

在许多艺术家一再申言艺术对生活的模仿之后，有的艺术家一语惊人，提出了生活对于艺术的模仿的主张，很快遭到众多的贬议。其实，这个问题若要引向深刻，并不是谁模仿谁，而是两者互相塑造的问题。我们历来听熟的所谓艺术的教化功能，只是把艺术作为传达某种社会意图的工具。艺术，失去了目的性的意义，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身。工具论的症结不在于“误找主人”，而在于取消艺术，取消艺术的本体力量。

艺术的主要职责不是讴歌创造者，它本身更是创造者。

艺术的首要任务不是塑造拓建英雄，它本身更是拓建英雄。

艺术，固然不能与世隔绝，固然熔铸着大量社会历史内容，但它的立身之本却是超功利的。大量的社会历史内容一旦进入艺术的领域，便凝聚成审美的语言来呼唤人的精神世界，而不是要解决什么具体的社会问题。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的艺术作品也会正面参与某些社会问题，但是，如果这些作品出自大艺术家之手，它们的内在骨干一定是远比社会问题深远的课题，那就是艺术之所以是艺术的本题。

艺术是自由的象征，是理想人生的先期直观，是人的精神优势的感性吐露，是世俗情感的审美净化。艺术对生活的塑造，都以此为目标。

不断地创造适应，是艺术归向自己目标的阶梯。艺术在自己的目标前铺展了一条创造长途，使所有的接受者和欣赏者都因被塑造、被创造而趋向自由和健全。

有人说，艺术的本题可借用庄子的篇目名之：逍遥游。写了《庖丁解牛》的庄子告诉我们，只有充分地掌握了客观对象的必然肌理，才能以自由的神态把劳务当作享受，才能在物质杂务中产生手舞足蹈的艺术雅兴，才能把人生逆旅当作逍遥游。这条不断战胜必然的思路，可以与席勒、康德等人的艺术论相对应。

康德

艺术家本身要早于他人，构建健全的自由心境，奔向审美式的人生。尽管他的这种心境，或许是对世间痛苦的领悟，对人生荒诞的承认。我们不少艺术家，长期承受过太多的束缚和框范，干涉和指令，创作中缺少应有的自由心境；一旦束缚解除、干涉消弭，他们却无所措手足，那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超越和战胜沉淀在他们心底的许多内化成了生命的限制，没有取得自由，没有获得对自由的心理适应。

我们可以写出长长一串艺术大师的名单，是他们，使人类适应了可以构成层累的各种美的气度、美的神貌、美的心绪、美的情境。他们以他们的作品创造了一部使人类渐渐适应由低到高的文明的历史，即使是我们，身心之上也深深地留着他们塑捏我们的指印。我们短暂的一生，很可看成是人类历史的缩影：从幼到长，一步步适应了各种层次的艺术作品，艺术的宝库在我们眼前横亘成一个有机系列，随着我们的年岁增长，不断帮助我们创造适应，又突破适应。终于，我们成了一个比较健全的人。这也是人类的总体情景。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然而，当屈原有心绪吟咏《离骚》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获得了艺术化的自由心境。他的吟咏，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适应了华美的楚辞，也适应了审美的忧郁。他在一定程度上创建了中国人的某些心理素质。这一点，远远超过他现实的政治功绩。

就大范畴论，旧时代的中国文人，是逐次适应了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之后才总体缔造成的；就小范畴论，各种不同的文人又有自己具体的重点适应对象。例如在某些现代女作家身上，我们仍能依稀发现她们对李清照的远年适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创造，实在是在创造人。

三，基于上述理解，艺术创造永远需要向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审美感知系统挑战，而不应仅仅在同一系统之内作数量上的加添。艺术创造，应该向人们提供从“语法

”到“词汇

”都是新鲜的艺术语言，而不是只做在既定“语法”框架下增补“词汇”的工作。

这是艺术大师与普通艺术家的分水岭，甚至是艺术家与艺匠的分界线。在前人已经提供了的审美适应范围内，再增补一些技巧性的产品，那么，技巧再高，也不会成为大家。

历史证明，艺术的创新者承受着无数的艰难，但也享受着特殊的荣耀。他们很可能失败，但最大的成功只能属于他们。艺术的接受者既有惰性心理，又有求异意向。他们从根本上来说是愿意被艺术的手掌所塑造的。他们希求着一种被塑造的快感。无疑，这是艺术快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要求被塑造的欲求，正是人类的高贵之处，也是那些愿意创造适应的勇敢艺术家每每受到欢迎的重要保证。

创新者的幸运更体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层累性遗存的，永远是创新者的业绩。历史，只记载首先创造了一种新的心理适应的人。

我将创造一个星体，

预备着地球的坠毁。

艺术家，应该是这样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