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良知

一

这件事说起来有点难以置信，但确确实实发生在今年的上海——

一位中年钢琴教师因患重病而生命垂危，他的学生、两位著名的青年钢琴家为他举办了一场演奏会。这场严肃而悲怆的演奏会竟然爆满，有许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前来参加。听完演奏，上百名孩子出人意料地爬上台去用小手奉上他们的捐款。钢琴教师在病床上听完演奏会的实况转播后几小时就与世长辞，追悼会上，无数与这位教师素不相识的市民捧来了数不清的鲜花，据说那天殡仪馆一带的所有花店都被席卷一空。钢琴教师生前住在一幢公寓的五楼，他死后，不知从哪里涌来那么多鲜花花篮，从公寓底层大门排起，一层层排上去，一直排到钢琴教师故居的门口。

这位钢琴教师的名气现在在上海已被大家熟知，他叫范大雷，国际著名的钢琴家孔祥东、周挺便是他的学生。为什么范大雷之死会使整座城市哆嗦了一下呢？为什么熙熙攘攘的人群都突然为之而停步，踮起了脚尖？只有一种解释：在不经意之间，这里出现了一种精神仪式，吸引着一切有某种精神需要的人都虔诚地参与其间。这种精神需要，就是人人对自己心底埋藏的珍贵部位的自我确认。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奉献，什么是人格，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教师，什么是学生，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几乎被大家遗忘了的问题，都会在这种参与中浮现在眼前。人们围绕着范大雷所做的一切，强化了自己心底的善，也加重了一座城市的分量。

那么，这个精神仪式究竟是谁张罗起来的呢？范大雷本不是知名人物，他在卧病后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成名的学生来守护病危的老师也不是什么新闻，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在这样的时刻企图扬名的欲求，是谁在平常中发现了不平常，在悲剧中发现了崇高，在复杂的都市风景中找到了足以燃烧千万人心灵的火种呢？

是新闻界。

这无疑需要一大批记者和编辑同时发现这件事的精神价值而立即作出决断。这种情景果然出现了，没有上级指令，没有家属求情，更没有实利诱惑，竟然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么多新闻媒介全都动员了起来。说实话，今天上海文化心态的许多方面我不敢恭维，但遇到这样的事情，却又常常使我抬起头来重新打量。

在这样的事情中，很多上海人都能猜得到，有一位女记者一定会穿梭其间。果然没有猜错，是她，周玉明。那几天，文化界的朋友打电话来总会问一句：“周玉明写范大雷的文章看了没有？”

二

周玉明千方百计地想让社会理解艺术家，范大雷只是其中之一。本来，一些人不被社会理解并不是一件大事，犯不着记者为此而繁忙，但艺术家是社会的精神塑、格造型，或者说，是社会上人与人互相理解的中枢。素不相识的各色人等，就是通过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共同理解来进行沟通的。当艺术家无法被社会理解时，这种沟通也就会中断，由此对社会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对艺术家本身。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不理解贝多芬，是贝多芬的损失大还是社会的损失大？因此，乍一看周玉明是在维护着一个个艺术家，实际上她是在维护着整个社会，她不允许她所立足的社会对艺术家抱一种陌生和抵拒态度，她不忍心看到她身边的城市因缺少与广大民众声息与共的艺术家而失去魅力和风采。

周玉明的这一使命，在我们社会里常常显得特别沉重，因为我们周围不少人还不习惯用平等的态度来看待知名的艺术家，往往在过度的仰望和羡慕中夹杂着某种疑惑和觊觎，这就给一些嫉妒的流言提供了传播的温床。因此，越是杰出的艺术家一生遇到的麻烦事常常也就越多，就像雨果所说的，越光亮的正面必然带来越黑暗的阴影，而我们的艺术家又未必能凭个人的力量从阴影中走出。由于艺术家的知名度往往与流言的传播成正比，这种阴影不仅会快速扩大，而且也会构成一种邪恶的仪式，就像徐晓钟先生在《桑树坪纪事》中排演的那场“围猎”。回想一下，我们民族，乃至我们文化界历来遭受的灾难，不正是在这种不负责任的口口相传中成倍递增的么？

处于困境中的艺术家往往并不企求青天大老爷来为自己解围，他们所要求的大多只是希望揭示事实真相。但难也就难在这一点，以至阮玲玉、老舍他们不得不用生命的代价来提醒人们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记者（哪怕是一个）敢于冲破偏见的围墙直逼原始真实的勇气就弥足珍贵。记者——这实在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高贵的职业之一，他们可以不参加争辩，不发表评论，而只用事实说话，他们的全部道义感都隐含在对事实真相的充分挖掘中，他们应该是不可辩驳的，他们的生命本身就包含着历史的严谨。现代社会纷纭复杂，一切事物的真相都不易一眼看清，人们在不明真相前就投注评论的情感，哪怕是最真诚的，也往往会把事情彻底颠倒，这是无数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因此，真实是现代社会良知的基点。既然记者赋有把握真实的责任和能力，那么，只有他们才能有效地消解那些以不真实的流言为触发点、以惩善扬恶、走火入魔为归结的一个个起哄仪式，代之以范大雷逝世前后我们看到的那种崇高的精神仪式。

周玉明多次说过：“作为记者，我必须尽一切可能到达现场，亲眼看到事实相真，亲手接触实物证据。没有第一手的真实素材，我什么也说不出来。”这几句话所说的是记者起码的职业素质，但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缺少实证意识、特别喜欢随声附和而且往往附和得慷慨激昂的国度里，却具有一种全民性的启蒙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玉明其实没做其他什么事，只是让社会认识了一大批艺术家的本来面目。因此她的贡献与其说是道义上的还不如说是历史上的。十分了解周玉明的哲学家赵鑫珊先生说，将来若有人写一部当代中国艺术史，周玉明也许不是一个完全不屑一提的名字。赵鑫珊并不是说周玉明本人要在艺术上占据什么篇幅，而是指她使历史变得更真实。

我想，当人们终于发现了一个个善良的艺术家和文化名人的真实生命，都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贴近、去温暖的。他们的发现范大雷时已经晚了，即使洒下那么多眼泪和花瓣也没有能够抓住他。人们抬起双眼茫然回顾：这座城市，还有哪些没有朽逝的高贵的生命需要卫护？有没有可能，不要让如此感人的精神仪式只是发生在追悼会前后？人们饥渴地搜寻着，最后，无数的目光向着记者的笔端停驻。周玉明显然看到了这种目光。

周玉明写得一手不错的散文和诗歌，有着很好的艺术素质和人生感悟，但她曾郑重宣布：“我要做一流记者，不做三流作家！”我佩服她的这种自我定位。真的，我不能设想，没有一大批出色的记者，中国将如何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

（节录自周玉明散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