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二）

——新春问答

问：余教授，今天是1994年春节，我想代表读者问你几个问题。你觉得上海今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答：经济发展的势头早已有目共睹，这一年，多数上海人的生活形态和心理形态都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转折。

问：前不久**《亚洲周刊》刊登了你的一个判断：上海人在素质上正面临着由小市民向大市民转化的问题，你认为这种转化已经开始了吗？

开始了。在经济活动的推动下，已经有一部分上海人的心理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化。当然，永远也不可能是所有人的转化，有的人腰缠万贯却仍然是个小市民。是“小”还是“大”，主要是看人格结构的健全程度。

问：上海的文化会怎么样？

答：文化的事急不出来，因为毕竟金钱买不来观众，决心换不来杰作。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要满足于表层热闹，应该逐步梳理出一个适应新时代的城市文化构架出来。上海文化在历史上既开放又灵活，那是因为当时的上海有一种优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运作机制。由于这种机制的现代性和有效性，使当时具有历史文化优势和名牌大学优势的北京，也不得不把文化活动中心的地位让给上海；但光是开放、灵活还不是大上海风范，它还必须走向有序，需要有举世瞩目的高层文化结构对整个城市文化进行评判和指引，使上海文化展现出丰富的层次。因此，我对目前上海文化的建议有两条，一是建立机制，二是建立层次。

问：你这次被评上了“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作何感想？

高教是上海的智能基地。没有一批全国领先、国际瞩目的著名大学，就谈不上大上海的风采。这些年，上海高校在整体合力的呈现上似乎还有待于努力。我被评上很觉惭愧，能说的只是：我的基本身分永远是教师，我喜欢这个职业。

问：感到累吗？据说你的时间几乎被别人瓜分完了？

答：确实太忙。各地竟有那么多朋友看得起我，没完没了地请我做艺术顾问、写序言、作报告、读剧本、看片子，总是托了很多人情过来，我又找不到强有力的办法拒绝，自己的写作只能放在半夜之后。其实我还有许多更有意义的文化工作要做。岁月不居，你看今天又大了一岁，十分苦恼。我想学习如何为自己而能狠下心来拒绝别人，也希望各地朋友能体谅我。

问：上海面对着社会生活和文化格局的大转型，一定会遇到许多令人烦恼的人际关系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答：过去靠“组织”来统筹一切社会活动、排解一切社会纠纷的格局终于渐渐消褪，我们独自身处复杂的环境中也要稍稍学得机警一点，否则会遭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做事先要找对人，不小心沾上一二个品质低下的人，后患无穷。文明的力量本来就非常珍贵，犯不着去与卑劣与无聊厮磨，不要企图去感化和拯救它们，甚至也不必与它们争论，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对文明的一方来说，寻找同道比寻找对手更加重要，何况有时我们遇到的对手往往连对手的资格都没有，与他们顶牛，抬举了他们。因此，要尽量寻找有共同语言的合作者，避开无是生非的旋涡。社会进步要付出代价，总会让一些特别善良的人吃点亏，总会让一些邪恶的渣滓趁着两股潮水的交汇而翻腾于一时，但还要相信这座城市群体人格和文化良知的力量。上海的社会气氛会一年比一年好，对此我很乐观。

问：最近出国吗？

刚刚回掉两项邀请，我觉得现在国内很有味道。

（原载1994年2月12日《新民晚报》，有改动。）